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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继明:疑经与宋明道学兴起的关系

2019-05-15  黄埔N期
疑经与宋明道学兴起的关系

作者简介丨谷继明,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原文载于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27日。

宋代道学兴起之前,有一种所谓“疑经”的风气在当时的思想界比较活跃。理学是思想史、哲学史中的时代思潮,疑经则是经学史上对这一阶段经学的描述,这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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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诠释系统转折期的疑经

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如果从“经—注—疏”形式看,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汉魏形成的权威注释,南北朝撰写的义疏,总结于唐初的孔颖达《五经正义》,被奉行 400 年。二是从二程到朱熹形成的注释,宋末元代编录的“纂疏”,总结于明初的胡广《四书五经大全》,被奉行200多年。三是清代学者通过辑佚等所恢复的汉代经注和凭借考据撰写的新疏。其中《五经正义》和《四书五经大全》都曾是科举的标准,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宋代的疑经风气及道学的兴起,恰恰处在从《五经正义》系统到《四书五经大全》系统的转折过程中。汉魏经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传注,这些传注甚至取得了与经书一样高的权威。研治经学的学者,往往谨守一家的注解来讲经书,并撰写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义疏之学。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秉持“疏不破注”的原则,进一步确立了传注的权威,同时修撰的义疏本身也因功令而成了权威。此时的经学更加因循守旧,学者遂积重难返,从而严重降低了经学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一些有见识、有勇气的学者开始从注疏学中走出来,并且质疑起权威传注。例如,唐代啖助、赵匡的《春秋》学直接越过旧有三家之学,即《左传》《公羊》《谷梁》,直面经文本身,根据自己对于义理的体会来确定条例,发挥经文本身的微言大义。从晚唐到宋初,这种风气逐渐蔓延开来。到了司马光所处的时代,怀疑传注、试图开创新的经学已蔚然成风。司马光在《论风俗劄子》中慨叹道:“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所谓“《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是欧阳修《易童子问》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周官》为战国之书”也是欧阳修等人的看法;而“三传可束之高阁”是晚唐啖助、赵匡的《春秋》学风格,在宋初尤以刘敞《春秋传》为代表。 

2
从训诂之学到儒者之学

程颐在总结彼时学术类型时说道:“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所谓文章之学,是指究心于诗赋的学问。唐代科举要考诗赋,并对于韵律等有着严格要求,因此许多人究心于此。所谓训诂之学,主要指自《五经正义》以来,士人沉溺于义疏,只求死记硬背,对于本心和现实既无关注,更无照察。程颐提出,有志向、有追求的读书人应当寻求“儒者之学”。他所谓的儒者之学,也就是后来蔚为大宗的道学,或者说理学。 

理学家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在摆脱训诂之学、走向义理之学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唐代的赵匡就说过:“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问口义,又诵疏义。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既问口义,又诵疏义”一句,“口义”是当时老师的讲解,“疏义”是过往的讲解。这些著作文字数量庞大,其主要内容是弥合注释间的冲突等,不面向直接的现实问题。学者沉溺于此,无暇了解当代的礼制、民情、行政等事务,这样就失去了“临民决事”等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反而让不怎么读经书的“胥吏”领导了决策。这也是赵匡等人要摒弃义疏乃至三传,直接解释《春秋》经文的原因。   

到了北宋,这种要求摆脱训诂之学,直面经典核心和社会现实的呼声越来越高。王安石说:“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单此者,皆守经而不苟世者也;守经而不苟,其于道也几。”王安石强调研究经学的目的是求治道,而不是名物度数的记诵。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在主导熙宁变法的时候,便将科举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改革的内容包括罢黜诗赋、帖经、墨义等科目。帖经、墨义基本是背诵注疏的科目,王安石废除此科,改为读书人各自选一种经典,发挥其议论。这种做法既继承了晚唐以来的疑经风气,又推动了当时和此后疑经风气的继续发展。

作为理学家的二程和朱熹,不仅疑经,而且改经。例如,程颐认为《大学》乃曾子的著作,是儒家学说的入门纲领,但里面有错乱,比如《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而汉代传下来的文本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排列的。因此,程颐便怀疑《大学》存在着“错简”。朱熹更明确地按照三纲八目的顺序来调整《大学》文本,并且将“缺失”的格物致知传作了一个补充,这个“补传”后来竟然取得了和《大学》本身一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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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天理与涵泳经文

在通过疑经以摆脱唐代训诂之学方面,二程、朱熹等道学家与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学者固然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仍然有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道学家将经典置于天理的涵摄之下,对于经典不管是怀疑还是支持,都更为系统,其解释也更为坚实。以往的疑经,可能只是怀疑者一个偶然的想法,或者只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但二程以后的道学则不同。程颢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如果说疑经是二程摆脱旧经学的障碍,直指人心和天理的有力工具,那么天理之学的建构,恰恰又为程朱的新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言之,我们固然可以说以往的疑经也是为了尊经,但由于刘敞、王安石等人缺乏坚实的基础和缜密的思考,因此带来的破坏作用比较大。道学家则把疑经当作破除沉溺训诂的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要有所建立。在道学家的“道统”叙述中,自孟轲死,圣人之道便被遗忘,而重新体贴圣人之道的,便是北宋五子。把这种观点投射到经学上,便意味着汉代以来的传注义疏都是未见道的。这正是道学家敢于疑经的自信来源,同时《周易程氏传》《四书集注》等新经注的建立,则是他们体贴之道的经学体现。

二是道学建立了新的解经方法。二程不仅独自“体贴”了天理,而且用“体贴”二字来面对经典。与此相关联的,便是涵泳和玩味的解经方法。不管是体贴,还是玩味、涵泳,都是要直面经文本身,以自己心中的义理与经典背后的圣人之意相切劘。这种方法要求治经者:第一,不能执着于文字和名物训诂;第二,不能沉没在大量的注疏之中,而是要读简易的经文。不执着于文字,以理为准,故可改动、增删经典文字;以天理为最高,必然要打破以往传注的权威。  

经由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疑经之风与道学的形成,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一方面,疑经作为方法,背后有着各种不同的立场、动机和学者群体,道学家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道学家固然以疑经为方法,从而走出以往的记诵训诂之学,建立起天理之哲学和理学化的解经体系,但这也仅仅是道学家经学方法之一种。中国古代的经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疑经不是为了纯粹的毁灭,而是河道的疏通、树木的剪枝。仔细反思那一时段的经学和哲学,对当今经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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