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砖文书法研究 [节选]（一）文／刘明科

昵称30598236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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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砖文书法研究 [节选]（一）

文／刘明科

［摘要］

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时期，它上承先秦古文，下启隶楷八分，诸种书体在这一时期孕育、演变、发展、成形。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书法的分水岭。过去，由于受出土文物资料的限制，许多关于“隶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直纠缠不清。比如隶书与八分的区别，楷书的产生等问题。尽管20世纪以来有大批汉简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墨迹实物资料，使我们能较为清晰地看到汉代书体演变发展的轨迹，但仅仅以汉简而论，它还构不成一部完整的书法史。近年来，汉砖的大量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重要的书法实物资料，是继石刻简牍之后研究汉代书法又一新的视角。而且，无论从出土数量还是书体面貌上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主要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这恰恰也弥补了简牍石刻等书法遗迹中规范正体的不足，对我们研究汉代书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汉代砖文的研究很多，大多只是停留在汉砖的文字内容、书体风格、出土时间、出土地点等方面，也有关于汉字“隶变”的论述，多为零散的局部的研究，没有从整体上去把握汉代书体演变的规律。本人在阅读大量前人的著述之后，又通过实地考察，将砖文与汉代同时期其他不同载体的文字作比较，进而从宏观的角度上对汉代书法进行整体把握，又从微观的角度对砖文书法进行深入研究。使汉代砖文的书法价值得到体现，同时也对汉代书法在“隶变”过程中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的书法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使之更为清晰。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砖文概述。主要从砖文的产生、形制特点、砖文的分类及风格特点方面进行阐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砖的存在状态进行归纳整理，力求详尽地展示汉砖的整体风貌。第二部分是将汉砖文与同时期不同载体的文字作比较。如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上面的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点，进而看清汉代书体的真面目。第三部分是由汉代砖文看汉代书体的演变，主要对篆书、隶书、章草、行书、楷书、草书等书体逐个分析论证，得出汉代书体多元复线发展的模式，纠正了前人由篆到隶，由隶至草，草又发展为行，行又演变为楷的单线发展模式这一错误观点。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汉代砖文对后世书法的影响，主要从砖文对后世篆刻的影响和对当今书坛创作的影响两方面展开论述。发掘汉代砖文对后世书法的借鉴作用，从而更深入地也更全面地认识汉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居的重要地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立足砖文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与同时期不同载体材料上的文字进行比较，进而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拓展，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提出自己的创见。最主要的是通过砖文看汉代书体的演变，提出汉代书体多元并存的复线发展模式，而其发展的内在原因是正草关系的变化，从而对前人提出的书法直线发展模式进行辨证，对多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书体演变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更凸显了砖文存在的价值。

［引言］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文中提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迹档册。”并且在《古史新证》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为证据来进行历史研究。［1］陈寅恪先生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两汉砖文无疑是这种新材料、新发现，是继石刻简牍之后数量最大的书法资料。砖文的出土不仅为研究两汉思想史、书法史、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依据，而且在书法史上也填补了“前汉无碑”的空白，为研究汉代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证据，对汉代砖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砖文多出自民间，代表着下层社会的书写风气，也最能反映出当时书法在民间使用的真实状态。它不像歌功颂德的碑刻那样规范统一，也不如墨迹简牍书法的端庄秀丽，它只是无拘无束地展示着下层劳动人民那稚拙天真的意趣，与官方正体是另一种不同的风貌。我们所见到的汉代砖文大多随意挥洒，极少约束。也正因为如此，在书写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研究汉代书体的演变上也最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