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05-2019 仅仅因为事实超越想象 我们便为其贴上虚假的标签 文 / 蒋方舟 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2016年,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以触摸中日文化的碰撞。在一次与日本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对谈会上,蒋方舟发表了有关“在事实和真实之间”的主题演讲。本文摘自讲者的新书《东京一年》。 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和西木正明先生的对谈。在对谈前,我看了西木先生的小说《冰冻的眼》。这部小说出版的时间是1988年。那一年,我父母刚刚结婚,我还没有出生。小说写的是一个我从未存在过的世界,但阅读时,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障碍,反而觉得自己像女主人公的孙女一样,一点点沿着回忆的线索,慢慢寻觅出一个感人的故事的真相。 首先,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1989年,我在中国湖北的一座小城市出生。我母亲希望她唯一的女儿能够与众不同,而不是重复她的命运,所以,她对我说:“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 而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也顺着我母亲的话说:“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版就会被抓进监狱。”说完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扣在我的手上。我吓得大哭起来,在泪水中,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那一年我六岁半,正好是20年前。 这次对谈的主题是“在事实和真实之间”。看到这个题目,我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写作。我所写的,到底是真实,还是事实? 童年的时候,我对写作的认识很简单:没有分别地写下我看到的一切。所以那时候我全是记叙自己身边的事情。因为我个子很矮,我能看到的全是人们膝盖以下的世界,我就写我视野里的那些膝盖和鞋子。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写的全部是事实,大人们却认为我写的并不真实。比如,我写同班的一个女生抱着我,对我唱歌:“我要和你睡觉。”那时,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我是同性恋吗?”大人读到之后,非常吃惊,甚至愤怒。他们想象中的孩子是纯洁的、无知的、没有性别的,怎么可能会那样? 仅仅是因为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人们便拒绝相信这种真实。因为事实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人们就认为是不可信的。我就这样被认定是一个思想肮脏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作家的艰难。 我童年的大部分写作,都是在写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虽然周围人都把我叫作“少女作家”,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作家,因为好的作家必须面对他所在的时代,正面直视这个庞大的世界,而不是背过脸去,仅仅看着自己的回忆。所以,18岁那一年,我写了一部长散文,叫作《审判童年》,来和自己过去的写作、过去的生活告别。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顺遂的孩子,没有经历过挫折。但当我开始回忆时,回忆到的却是很多恐惧;当我审判时,审判到的却是很多大人对孩子的不公平。 钢琴家鲁宾斯坦在回忆录中写自己的童年时,经常会忽然惊叫:“不,我不要写!”然后,赶紧从记忆中逃出来。我却要把自己关回童年的监狱,诚实地写出我所经历的真实和事实。 2008年,我到北京上大学。这一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周围的同学,都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国家里最优秀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相信自己拥有全世界。这时,我发现自己与周围人非常不一样。对于他们乐观的事情,我很悲观;对于他们相信的事情,我很怀疑;他们听到的赞美和掌声,我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的苦难和哭泣,我能听到。 他们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怀疑中—这或许是我从小写作养成的习惯,当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愿意钻到月亮的背后,去看它凹凸不平的表面。因为我一直认为,月亮的光明是幻觉,丑陋的表面才是真实。 我从去年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对于一个新的小说家来说,我并不算老。对于一个已经写作了20年的作家来说,这个开始却来得很晚。 我生活在变化多端的中国,我并没有年轻得足以相信它,也没有年老得有资格为它辩护。在中国写小说、探索“真实和事实”的中间地带,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在和作家的想象力赛跑,赢的是中国的现实,输的是作家的想象力。 比如,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2010年,一艘渔船载着33名船员去南美钓鱼。出海八个月之后,当这艘渔船回到港口时,船上只剩下11名船员,他们杀死了22名同伴。这八个月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恐怖故事?人性的黑暗是小说家难以想象,或者说不愿意去想象的东西。 再比如,去年有一则新闻,讲的是中国东北的一个纺织厂在1987年发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们有的满脸伤疤,有的失去了双手⋯⋯直至今日,她们一直生活在两座楼里,这两座楼就像孤岛一样,被周围人称作“鬼楼”。她们不曾离开那里半步,依然唱着自己20岁时的歌曲,仿佛被凝固在时光中。 这样的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因此在面对现实时,我常常觉得失望,因为无论我怎样写,都无法超过现实本身。 另一方面,在描述现实时,有很多的事实我是无法直接描写或者涉及的。如果不能涉及事实,那又该怎样描述真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当无法对抗现实时,用虚构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许是不错的选择。比如《1984》给人的震撼胜过了任何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或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它有点像摄影。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体验到的恰恰是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感和陌生感,会造成更大的震撼:原来我所身处的是这样的世界啊! 我喜欢鲁迅的一句诗:“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在事实和真实之间探索,在充实和空虚之间犹豫,这对我来说,就是写作最大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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