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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学界多以为浙本翻刻殿本。傅以礼《校刊殿本〈总目〉跋》、洪业《〈四库全书总目引得〉序》、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浙本《出版说明》（1964年12月）、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弁言》(1983年）、华立《四库全书纵横谈》等，皆主浙本源出殿本说，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不然。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刻本的底本乃颁发文澜阁庋藏的四库馆缮写本，今归浙江图书馆收藏，原钞写本尚存二十七卷，经对校，全部吻合。尤其文澜阁写本中的讹误，如卷六九《吴中水利书》提要“书中有并图以进之语，载于其上加贴黄云:其图画得草略，未敢进上”，“载”为“而”之误；卷七八《日本考》提要“明李言恭、都杰同撰”，“都”为“郝”之讹；卷七九《钦定历代职官表》提要“迨秦汉内设夫卿，外制列郡，而官制一变”，“制”为“置”之讹；卷一六三《覆斋遗集》提要“又有务畜人才疏”；“务”为“豫”之讹；卷一六四《耻堂存稿》提要“历官端明阁学士”，“阁”为“殿”之误；“端平间知（氵丐）州”，“（氵丐）”为“沔”之讹；卷一六五《四明文献集》提要“盖捃拾残剩，非其真矣”，“真”为“旧”之误；《晞发集》提要“而节概亦卓然可观”，“观”为“传”之误，等等，浙刻本皆沿袭之。上述八处讹误，除第二条外，殿本皆不误。当然，浙江翻刻本较原写本又增加了部分手民之误，如:卷六九《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提要“二湖皆王元暐所浚”，翻刻误作“纬”。卷七〇《岁华纪丽谱》提要，误作“记”；《闽中海错疏》提要“故征引不能博赡”，误作“瞻”；卷七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要“盖指其父邦彦也”，翻刻脱“彦”字；卷一五一《李群玉集》提要“群玉字文山，澧州人”，误作“沣”；卷一六四《芸隐横舟稿》提要“萍泛不羁”，舍为“覉”；《文山集》提要“后人复集众说以益之”，误为“又”；卷一六五《须溪集》提要“大率破碎纤仄”，误为“太”，大多因形近音近而讹而漏校者。亦有翻刻补正原阙者，如卷一五一《李群玉集五卷后集五卷》提要，文澜阁写本将前一“五”字圈掉，未补，而翻刻本补“三”字以足之。 殿本《总目》究于何时付刊？原本无标识可寻。考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弘历抽查续缮南三阁《四库全书》，发现李清《诸史同异录》“任意比拟”，下令“掣出销毁”；同年四月二日，军机处奏称“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查明改正”，是至迟在乾隆五十二年，殿本已在刊刻中。刊成年月，不仅原本无标识，且文献无征，众说纷纭。大体有五说：（1)乾隆五十四年；（2)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五年；（3)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之中)；（4)约在乾隆五十八年冬季；（5)乾隆六十年。 殿本与文澜阁写本（浙本）比较，四方面不同：（1）封面签题不同。殿本大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独立为一书；文澜阁写本大题“钦定四库全书”，双行小字注：集部 总目卷X X，显然是分置四部之首，惟卷次连贯，相对独立，翻刻浙本始集中在一起。（2）殿本卷首析为四卷，浙本为一卷，而内容比殿本多出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圣谕》一通。（3）各部、类诸书提要排列顺序，殿本与库书序列大致相合，浙本则多有颠倒。（4）殿本后出，较文澜阁写本修改甚多，个别字、词、句的磨勘，卷数的修改，在四百处以上，而大的改动，整段改写，亦有多处，如卷五五《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明末积习，好以哗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禆实用。起元诸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录其《奏疏二卷》”一段，殿本改写为:“当魏忠贤肆虐之日，国事日非，几几乎毒焰熏天，狂澜泪地，无耻者从风而靡，代为搏噬，无论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洁身去之而已。起元独与杨、左诸人奋起而婴其锋，虽卒至白骨衔冤，黄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赖此数十君子知世间有廉耻事，亦不可谓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传，岂明末台谏连篇累牍、徒以哗讦取名者所可同日语哉！录而存之，以表章忠义之气也。”文字大增，言词激昂，是深入体会弘历“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旨意的作品，也可能与当时惩治钱谦益等贰臣的政治需要有关。 前面提到，王重民关于殿本优于浙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王氏坚持“浙本翻刻殿本”误说，进而推论浙本“有一些地方的确是刻错刻脱的字，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在翻刻过程中经过校刻人有意识改动的”。浙本确有刻错的字，那是就文澜阁藏写本《总目》而言，与殿本无涉。但是，“有意识改动”之说纯属脱离实际的臆测。主持校刻的秦瀛，曾任缮写处分校官，是懂得王法的；谢启昆曾于扬州知府任内因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被革职，一之为甚，岂可再乎？历史经验说明，只有首先认清浙本、殿本的来源，正确解释其差异，才有可能做出全面系统的《校记》，并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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