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初入关时投靠清朝诸臣，若在明朝已有职位，则属于“贰臣”；若仅有科名，并未得官，则不计在内。故而李永芳（在明朝为游击）、洪承畴都因此而成为“贰臣”；而范文程在明末仅为诸生，便不属“贰臣”。 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判据，范文程也肯定不会算成“贰臣”，他早已被清朝统治者接纳为开国史叙事的一部分了。事实上，在上述判据正式提出十多年以前，乾隆四十一年《贰臣传》刚刚开馆时，乾隆帝就在上谕中点名范文程、李光地二人，认定此二人均系“纯一无疵者”，并声明《贰臣传》编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让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人，与“纯一无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别”。换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据以前，范文程就已经被确定为并非“贰臣”了。 这个判据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脑门。清前期关照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在明清鼎革之际，人们面临许多选择，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怎样的选择才是“忠”？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赞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只不过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臣下只能遵循其事——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贰臣”，进而导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也被划入了“贰臣”行列，如鲍承先（明末为参将，降清后屡有战功，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张勇（平定“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鹿鼎记》大家都看过）、卫周胤（明季为监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这些人列名史传，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国史馆机械执行，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贰臣”，反而成了贬斥。在这种情况下，《贰臣传》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失去确立忠诚观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