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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讲述了高粱河之战宋太宗赵光义大败而归，自此之后，宋辽之间战争不断。公元998年，宋真宗赵恒即位，他继续沿用太宗时的国策，消极对外。而辽军不时侵犯宋境，扰乱边疆安宁，掠夺百姓，给北宋的稳定局面造成了困扰。1004年秋，辽国主掌朝政的萧太后决意稳定燕云十六州的掌控权，与在位的辽圣宗统帅二十余万大军出师伐宋。 而北宋这边，自高粱河，雍熙北伐等战争相继失败后，对辽一直有一种畏惧心理。加之过往宋军对辽作战的胜率仅仅10%左右，宋真宗对辽军进犯心忧如焚，宋廷上下畏惧心理蔓延。宋真宗甚至想要迁都到成都或金陵避祸。只有宰相寇准还算镇定，执意抵抗，大将杨延朗（杨延昭）上奏：“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才算稳定了朝堂的动荡。 辽军进发过程中，攻破遂城，又猛攻定州，俘获宋将王继忠。其余的宋军凭城坚守。此时寇准建议宋真宗御驾亲征，以鼓舞前线将士士气。真宗赞同，御驾亲征，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辽军大军压上，猛攻重镇瀛洲，但宋军坚守不出，辽军连攻十余天无果，此时辽军另一路萧挞凛攻克祁州，萧太后便绕过瀛洲城，合力进攻冀州，贝州，打败了德清，通利的宋军，对澶州城实现了三面合围。此时辽军一路进展顺利，辽国内部的贵族甚至谋划威逼宋朝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作为这次远征的报酬。但也就在这时，一个突发事件泼了他们一盆冷水。 辽军主将萧挞凛恃勇在澶州城下对宋军进行巡视，却遭遇城中宋军的伏弩射杀，萧太后痛哭不已，辍朝五日。据《辽史》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辽军士气大为挫伤，而此时，在寇准的力促下，宋真宗登上澶州城北门楼督战，宋军士气大振，齐呼万岁，呼声传出百里，气势百倍。一起一落，加之辽军有腹背受敌的风险，且战线过长，补给不利，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宋军这边。 就在这时，降将王继忠向萧太后提出了议和的建议。萧太后不是感情用事之人，她是个很有远见且务实的统治者，早在战前就做好了战和的两手准备。辽圣宗也在犹豫，他不希望那些契丹贵族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自成封地，这样将削弱他的皇权，不利于将来的亲政。所以辽军这边主张议和。而此战宋真宗本就不想打，即便开赴前线多少也是寇准百般胁迫的结果，自然也就同意了议和。决定派曹利用作为使臣到辽军大营商谈议和之事。寇准急忙上奏，称辽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乘胜追击，一定可以取胜。大将杨延昭也上书提议扼住咽喉要道，阻挡其归路，在乘胜北上，可一举收复燕云。但宋真宗早已没了耐性，不愿在和辽军交战，朝中大臣也畏辽如虎，甚至群体攻击寇准，称其拥兵自重。寇准无奈，自身难保之下值得同意议和。双方都赞成议和，这仗就打不起来了，自然就是谈条件的时候了。 起初辽军这边提出要宋朝归还当年柴荣攻占的瓦南关之地，宋真宗不想割地，担心被后世子孙谩骂，想要通过赔款解决。曹利用就问真宗底线是多少，真宗不假思索说一百万一下都可以。曹利用刚走出来，迎面遇到寇准。寇准说：“虽然皇上说百万以下都行，但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 到了谈判桌上，开始时宋朝这边想要给铜钱了事，但萧太后自然不傻，只带此时天下到了银本位的时期，铜钱早已不值钱，就主张赠给银绢。此时的辽军也是心虚，想要尽快达成协议，不敢狮子大开口，就同意了三十万之数。曹利用完成使命归来，宋真宗问他花了多少钱，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宋真宗以为是三百万两，大惊失色，但一会也就好了，说：“事情办成了就好！”这是曹利用对他说是三十万两，宋真宗大喜，重赏了他。 就这样，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诞生了。宋辽结为兄弟之国，每年宋给辽进贡三十万两岁币，双方互通贸易，维持了此后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局面。 历来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不一，甚至有人把它同镇南关大捷后的《中法新约》视作一同，认为丧权辱国，还加重了宋朝百姓的负担。其实从今天看，站在宋朝的立场上，这个结果多少有些窝囊，但他的积极意义还是不可否认的。 此后，双方边境和睦，贸易繁盛，促进了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实力大体相当的一个产物，可以说辽占了个便宜，战场不利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宋朝重文轻武国策的弊病，朝中文人当道，武将无权，缺乏敢战常胜的勇气。也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之后无论是对西夏，对金，对蒙古，宋朝皇帝都优先选择花钱平事，更加不利于边疆的修缮与改进。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至于说澶渊之盟是荣耀还是屈辱，要看是在哪个角度上。也正是因为历史的矛盾性，才让他有了去挖掘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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