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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九州篇之:“禹贡九州”和它的“天然边界”

2019-05-19  alayavi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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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九州”和它的“天然边界”

“州”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用来代指古代中国的“九州”概念。汉王朝将“十三刺史部”命名为“州”,的确源出于“九州”的概念。具体来说,源起于《尚书·禹贡》一书所划定的天下九州。

因此,这个最初的“九州”设定亦被称之为“禹贡九州”。在“分久必合”的期冀之下,著书之人依山川地势,将统一后的中央之国分割为了九个行政区,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以及雍州。

考虑到禹贡一书为九州所设定的地域范围,并没有将河套地区划入,一般认为这本托名大禹所作之书,成书时间应不晚于赵武灵王征服河套地区,也就是公元前300年这个时间点。

虽然“禹贡”一书的具体成书时间存疑,但“禹贡九州”的规划图被设计出来之时,天下显然还处在诸侯相争的阶段。这一设计更多是对天下归一之后的一种展望。不过成就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秦王朝,在行政规划上并没有参照《禹贡》一书的设计,而是仅设计了郡、县两级行政区。

汉武帝的“十三刺史部”设计,算是真正的将这一设计理念落地。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三国中才会看到曹操击败黄巾军之后,收其精锐所编成的军队被称之为“青州军”;董卓及马超家族的兴起之地为“凉州”;赤壁之战所争夺的焦点是“荆州”;最终让刘备得以安身立命的地区为“益州”。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东汉十三州部  


然而单一数量来看,你应该也能感觉到,汉王朝所设立的“十三刺史部”,并不完全是对“禹贡九州”概念的照搬。这一方面是因为,为了与“九”这个中国人认为至尊无上的数字相合,“禹贡九州”的设计本身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王朝所覆盖的版图已然超出当年“禹贡九州”设计者的认知,对于这些较晚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地理单元,需要进行合理的安排。

不过无论是理想化的“禹贡九州”概念,还是汉王朝落实在行政设计上的“州”,其划分的基本原则却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山川形便”

“山川形便”指的是根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划分地理单元,进而切割行政区域的原则无论在“地缘”还是“地缘政治”层面,“山川形便”都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其核心要义在于,行政区划应该以地理为基础。在西方,最先明确提出根据这一原则认定行政区边界的政治家,是1661年-1715年执政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位将法国推向极盛状态的君主认为,法国应该以自然界的天然地理特征做为领土边界。这些天然边界,能够帮助法国抵御外部侵害。

这一观点被称之为“天然边界/疆界”或“自然边界/疆界”理论(行文中将以“天然边界”称之)。虽然亦有观点认为,“天然边界”理论是著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最先认可,或应该迟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被确立,但不管哪个时间点更为准确,都意味着最起码在17世纪以前,将自然边界与政治边界相合的理论在西方都没有成型。由此你才会看到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国王所领有的土地,经常会如飞地般的存在于另一个王国境内。

  16世纪的欧洲  


无论是东方的“山川形便”还是西方的“天然边界”理论,其诞出都与“大一统”意识和“中央集权”理念的出现有关。裂土分茅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更多是靠一套彼此都认可以封建规则来运行。这一背景之下,天然边界的作用并不像后世那样大。

在中国进入大一统模式之前,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三国犬牙交错的领土格局。这三个被合称为“三晋”的国家,之所以形成那么复杂的领土结构,是因为它们当初还在晋国内部,通过封建制度领受封地时,并没有独立成国的需求。尽管“三晋”在独立之后,都意识到这种格局对彼此都是一种牵制,并因此在历史上多次进行领土互换。无奈初始设定过于混乱,几乎没有可能调整出一个三家诸侯都满意的方案。

  三晋主要扩张区示意图  


回顾法国提出“天然边界”理论的历史背景,亦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在走出封建体系支撑的中世纪之后,法国是最早开始中央集权尝试的欧洲国家。“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 - 1453年)的结束,让法国得以收复之前英格兰君主所控制的领土。

此后法兰西的君主开始着手解决内部的封建割据问题。经过不断的努力,17-18世纪的法兰西,成为了欧洲当时最为成功的“中央集权”式国家。由此你也应该能够感觉到,为什么作为法兰西中央集权倾向代表的路易十四,同时也被认定为是“天然边界”理论的提出者。

19世纪末,在西方凭借工业力量,开始有实力瓜分整个地表时,“天然边界”成为了殖民帝国们分割世界的主要依据。作为辅助手段,横平坚直的经纬度划界法,则主要出现在那些几无地理特征的大沙漠地带。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分权倾向的英国在分割殖民地时,却采取以经纬度划界法为主的做法。如果你去观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三个英国以外最重要英语国家的行政地图,会发现它们国内的大部分都是呈“横平坚直”状态。即使各行政区之间,有明显的山脉或者河流帮助它们分割。

最能体现这两种划界法异同的,是今天的美加边界。英法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里碰撞出了一条 “西直东曲”的边境线。其东半部,之所以呈现出尊重“天然边界”的曲折状态,正是因为这部分加拿大领土,原本属于被称之为“新法兰西”的前法国殖民地。而在完全可以用英式思维的西半部,绝大部分边界是呈现出直线状态。

关于英、法两个相爱相杀的欧洲国家,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的,在《地缘看世界》的另一个系列“英美文明”中有详细的解读。在解读“禹贡九州”的设计时,跨越时空将西方的“天然边界”理论拿出来做对比,意义在于无论比较理论设计的时间点还是落实时间,你都会发现:在尊重地理规律进行“地缘政治”设计的问题上,中央之国较之西方有着长达两个千年的领先度。而这一切的发生,又与中国较早结束“封建”时代,进入大一统模式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关联。

对地理规律的研究及应用,不仅帮助中央之国遵循“山川形便”的基本原则,厘清了内部诸板块的边界,更让滋生于这片土地上的华夏文明,很早就认识到自身核心区的范围。

正因为如此你才会看到,尽管在秦王朝之后,中央之国核心区内所发生的一切,乃至与诸边缘板块的关系史,总有周期律式的重复感,但将长城以南地区置于同一政权覆盖之下,始终是一种执念。就像我们现在所切入的“三国时代”,无论哪一方诸侯,心底其实都十分清楚,天下最终将重新归于一统。

“重复”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一个文明的延续时间越长、越稳定,那么它被消除的难度就越大。如果将一甲子时间视为一个可能激发质变的“地缘量变期”,那么当发现在经历过数十个这样的“地缘量变期”后,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的地缘基本面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时,你很难不对自身文明的稳定性产生一种信任感。

当然,这并不代表一个文明不需要与时俱进,去学习其它文明的优点。只不过一如鲁讯在《且介亭杂文集》中所写的那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活力在于其多样性,有自己的独特性,于这个世界便是有价值的。若能扬长补短、主动学习,有的便不只是样本的价值,而是贡献了。

回到“九州”的话题上来。既然“禹贡九州”的设计,对汉朝、三国,乃至整个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都造成了深远影响,那么最初的设计者又是以什么样的地理特征,来将认知中的天下切割为九个大区的呢?

答案是“水”。山脉和河流,是最具识别度的两大地理特征。一座山脉或者一条大河,不仅容易基于这种识别度,成为一个地缘板块的边界,更可以成为庇佑板块安全的天然防线。

相比之下,在这两大地理特征中,人类对“河流”认知较之“山脉”要更为全面。在能够从空中俯视地球表面之前,人类很难全景式的了解一座山脉的结构,但在探究一条河流、一个水系的走向及结构时,却能够做到更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存在《水经注》这类,系统研究水系的地理名著,但在山体的研究及命名上却显得杂乱的多。

客观上,由于山脉承担着“分水岭”的职责,在一张地图上即使不标注山体,你也有很大机会通过水系结构识别出一个地理单元的边界。就“九州”概念来说,无论是最初的“禹贡九州”,还是后来的“十三刺史部”,你都会发现,充当板块边界的不是河流本身,就是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中国水系图  


河流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不止于依托它们寻找板块的边界。水是生命之源,河流不仅能够提供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淡水,还是天然的通道。在工业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截弯取直,构筑现代地面交通系统前,无论是人员的通行、物资的交流,都极度依赖河流本身及其两侧所形成的天然道路。

比如你想翻越一条山脉进入另一个地理单元,标准做法是在山脉的一侧先找寻一条能够通行的河谷,溯流而上接近分水岭。然后再翻越马鞍状的山口,对接入另一条反方向延伸的河谷通道。这一做法使得处在同一水系的定居者们,更容易发生紧密的联系。当然,这种紧密度究竟有多高,还要参看其它地理条件。包括地理距离、气候条件、海拔高度、通行难度等等。

技术上看,文明的诞生和发展,需要足够的人口基数,及将一部分人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成熟的农业,则能够帮助人类做到这点。一般来说,河流在中、下游段所冲积形成的平原,最具农业和人口潜力。

依托这一路径发展出来的古代文明类型,被称之为“大河文明”;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经济上对海路和商业倚重比例更高的“海洋文明”。至于说哪一种文明更具竞争力,并不能一概而论。一个地区的人口潜力与这一地区能获取了粮食数量成正比,发达的农业能够养育更多的人口;而具备“互通有无”价值的商业,则是经济和技术的加速器。

需要说明的是,海洋文明的基础同样是农业;而大陆文明同样会有商品经济成分。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区别,更多是看天平往哪边倾斜。作为最为典型的“大河文明”,重农抑商的华夏文明对农业和人口异常重视。这一思维帮助中央之国孕育出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同时也让这个民族,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会种地的一群人。易于进行农业开发的冲积平原,则成为了地缘博弈的焦点。

问题在于,在进行农业开发的问题上,冲积平原固然有着:土地平整、肥沃等特点,但激发这一潜力的前提,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够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不为水患所困扰。在这个星球上,不乏有类似尼罗河平原这样,只需要掌握自然规律就可以发展文明的天赐之地。每年夏季,泛滥的尼罗河都会为中下游两岸热带沙漠属性的土地,带来厚达几英寸的沃土。有了被河水浸润的肥沃土壤,加上热带沙漠气候区从未缺乏的阳光,古埃及人几乎只要把种子随意洒下去,就能够等待丰收了。

  尼罗河三角洲  


然而古埃及人的这份幸运并不是常态。大多数的大河文明,必须依托堤坝、灌渠等水利技术,磨合出与河水的相处之道。虽然较之尼罗河的开发,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辛苦,但也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一是治水及营造水利系统,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能够提升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二是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在拥有类似条件的土地上复制。

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这些在热带沙漠气候区改造自然的“大河文明”相比,身处温带地区的华夏文明,在治水和发展农业上的难度还要更高些。复杂的地形及土壤条件,加上与热带气候区相比较短的农时,使得华夏文明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强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当然,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收获。你会发现,那些更多受到上天垂青的古老热带沙漠文明,都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古老的中央之国,今天依然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从治水和大河文明的角度,去探寻中央之国的起点(不是文明的起点),这个点无疑会落在“大禹治水”这一标志性事件上。虽然夏王朝的存在,还有赖更多的考古发现,但华夏先民通过治水形成最初的国家认同,是符合地缘逻辑的。

后世之所以要托名大禹设计“九州”概念,一方面是认同“大禹治水”与中央之国概念出现有着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划分地理单元时,河流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定要托名一个古圣先贤的话,没有比大禹更合适的了。

  大禹治水地点分析图  


“九州”概念到底是什么时代被设计出来,包括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设计在地理层面的合理性,使得它能够在汉王朝时期以“十三刺史部”的形式落地,并在三国时代开启之时晋升为一级行政区。

那么,到底是哪些河流和分水岭,将禹贡一书撰写者认知下的中央之国,切割为九个大区的呢?汉王朝的“十三刺史部”,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的呢?接下来,我们将按照《禹贡》一书所罗列的出场顺序,逐一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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