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狂之肆拾陆 刘光世与范蠡
其实佯狂也是狂。因为有狂态、狂言、狂行。因为佯狂也不同于一般人，属于非同寻常。所谓的正人君子，是佯狂也没有过的。因为佯狂也实在是伤名伤誉、伤身伤体，更重要的是伤心，很不容易。
范蠡之事可能大家都知道，范蠡的狂却很少有人分析。我以为他介于真狂与佯狂之间。故须细论。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一十八载：
壬子，张浚辞往太平州、淮西视师。浚因论刘光世以八千金为回易，沈与求曰：“臣闻光世之去，尝语人以陶硃公自比，是诚可以致富矣。”浚等论范蠡之贤，人所难及，帝曰：“蠡固贤，朕谓于君臣之义犹未尽也。”
这里的浚是张浚，南宋主张抗战的人。沈与求是一个人，姓沈名与求。沈与求说刘光世自比陶朱公即范蠡，而宋高宗赵构却说范蠡没有真正尽到君臣之义。在南宋求恢复的意义上，形势与古越国有相近之处。而刘光世竟然离职而去求富，学范蠡，赵构显然不满意。范蠡之贤，人所难及，刘光世之自比，也有不当。盖范蠡是在吴国灭亡之后才离开勾践的，而当时北方还没有收复。但范蠡其人的事则也可以讨论：功成身退，是智者的行为，如鲁仲连、如张良尽是，但君臣之义，要求生死以之。他却没有做到。他自己一离去，岂不是彰君之恶？
实际上历史上刘光世哪里能与范蠡相比，他是个与世浮沉的人，虽领大军，号太尉兵，辅佐高宗有功劳，自诩将来史书记功当为第一，实际上比岳飞、韩世忠远甚。窃取一生之荣，是因为与秦桧关系处得好。见机行事，自去兵权，也是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丑陋到谋取私利，是小人行径，不足以方范蠡。我觉得史书记此段话很耐人寻味：张浚是反对刘光世的人，论范蠡人所难及，正是讥刘光世之大言不惭也。
儒家倡导的三纲之首即君臣。范蠡何人，非儒家所谓“正人君子”了。所以他的事迹往往为历代狂人所引用，说他是狂人之祖也可以。他好像看破了，看破了君臣之义。现在有部电视剧，把他演得只是为了西施，当然不合历史事实，但也不失为另一种解法。
范蠡的故事见于《国语·越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更多地见于《吴越春秋》。这里只引《史记·货殖列传》，读者好与刘光世一比：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適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硃公。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硃公。
其实刘光世不是什么真忠臣，范蠡产于文身断发的越国，更不是醇儒。唐韩愈早就有对范蠡的批评，把他当作为人谋而不忠的人。题目是《蠡招大夫种议》，原文如下：
蠡既辞越到齐，乃移书文种，亦令亡去，以逃其长颈之难；遂使种假疾不朝，竟承赐剑之诛。悲夫！为人谋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与存，君亡与亡，备三才之道，未有不显然而自知矣。勾践奋鸟栖之势，申鼠窜之息，竟能焚姑苏，虏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东诸侯之盟者，范蠡、文种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则宜闭雷霆，藏风云，截断三江，叱开四方，高提霸王之器，大宏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奈何反未及国，则背君而去，既行之于身，又移之于人。人臣之节，合如是耶？且臣之于君，其道在于全大义，宏休烈。生死之际，又何足道哉？况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长颈之状，难以同乐，则举吴之后，还越之日，泛轻身游五湖者，岂惟范子乎？静而言之，则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无事君之义明矣。其所以移文种之书，亦犹投勾践之剑也。勾践何过哉！予所谓为人谋而不忠者，其在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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