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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声望的知识分子。 他的著作、散文和采访录已被译成十六种语言。社会上的评论将其著作看成试金石。在各科学术领域，学者们抓住了其经验主义研究的内涵以及对抽象问题的思考。其问题就是：关于权力的范围和知识限度，关于历史研究的性质以及人的同一性的本性。他的死引起了震动。有消息说他本来是可以康复的。当年福柯年富才雄，处于其权力的顶峰。福柯何以患病，他患的是什么病，对待死亡所抱态度如何，各界舆论又有哪些评论……，这里摘译J·米勒(James miller)的《福柯的激情》一书的第一章"作家之死"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1984年6月27日，法国《世界报》经家属首肯由医生发了一份印好的医疗报告："M·福柯住进了萨佩特利耶医院神经系统疾病诊所，时间是1984年6月9日，以便获准对由败血病引发的复杂的神经系统病症进行补充诊断，这是一种血液传染病。"诊断结果表明，病人大脑皮质的某些部位化脓。初诊后加以实施的抗菌素疗法效果不错：退烧以后福柯被允许对其最后一批书的出版予以关注，这就是他至死未能搁笔的《快乐的效用》与《自身的关怀》--即 《性史》的第二、三卷。"病况急剧恶化夺走了所有抢救之望，死亡溘然而至，时间是6月2 5日下午1点15分。" 6月26日，大同小异的揣测刊登在《解放报》上，报章内容充斥了福柯其人和他周围的事。与上述报道一起出现的还有一则非常离奇的评论。他死后谣言蜂起。福柯可能是死于艾滋病，缘由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慎而言之，这是真的--必将成为这一时髦之疾的理想靶子。"据《解放报》载，一直全无关于福柯罹患此病的内容，"恶毒的谣言仍旧使人震惊，俨然福柯死于羞辱。" 事发日后，左翼日报受围于读者来函，在这张叫作"解放"的报章上，无处不显示读者困惑不解的文字，艾滋病被描述为一种"耻辱"。福柯的法文传记作者说，写下这些文字的记者一度是哲学家的朋友，并期待引发一场诋毁他的运动。 若非他故，记者的鼓噪纯属由艾滋病挑起的恐慌。对许多保守倾向的人士--甚至，实际上对供职《解放报》的新闻记者，艾滋病一词相当于犯罪的象征。是神灵对于罪犯自然的惩罚，正像一种批评所言："这是怪异之神选择同性恋男士加以惩罚，而不选择女性。神迁怒于静脉注射及药物服用者而不是那些仅仅有嗅觉癖的瘾君子。" 政客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危险是真实的。但是，正如福柯本人在其晚年所坚持的，这是一种试图讲出真实的价值--即便这样做是危险的。这里有一些福柯本人的证明，像多患有晚期之疾的病人那样，他并不特别想急切了解所有的真相。有一个消息说，他挥退医生，只问，"还有多久?" 福柯之死把邓尼恩·狄福置于一个困难的位置。将近半个世纪，他分享了福柯的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又很好地分担了他的死亡的痛苦。但是现在，他看到，无人会告知他真相，无论是医生还是福柯。 在私下里，他的一个朋友相信，狄福是颇为愤怒的。毕竟，他的长久的情人可能欺骗了他。他同样愤慨由于政治原因，福柯不能把其患艾滋病致死一事公诸于众。作为一个理性活动分子，狄福发现，很少有机会教育那些已被迷惑的公众。 围绕福柯之死的具有嘲弄意味的事实开始增多。首先，他辞世的那家医院--就是他撰写《疯狂与文明》一书的那家医院。这个地方在十七、十八世纪曾作为实际上的监狱服务于乞丐、妓女、罪犯和疯子，同一地方在大革命以后由人道主义改革家改造成为精神病患者而开设的疯人院。他死后不久，即变为一个诱人的圈套。不是在他一生为之研究的"真实游戏"之中，而是在传闻的罗网之中。在以后的岁月里，在一度被看作"声名狼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谣言中，他被偷偷地描述为不过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最糟糕的，是他实际上死于 一种当代瘟疫，正如他在十年前刻薄描述的当代麻疯引发的反响，在其《戒律与惩罚》一书 中有使理性染上瘟疫的记载："所有为了量度，监测和框正变态"而设立的全部技术与研究 机构，都是为了隔断那些无理性的"罪犯"和驱逐那些"造反、犯罪、流亡、遭弃……关于 传染病"的想象中的威胁，那些在错乱中生或死、出现或消失的人们。 当又一次纪念福柯之死的日子临近，狄福和他在艾滋病协会的朋友莱·倍托柯斯一起，认为澄清局面的时候已到。莱·倍托柯斯说："谁希望正视此病，他是心中有数的。"福柯之死被公开地归因于"神经失常"，然而莱·倍托柯斯坦率地说："他死于一种令人恐惧之症，在最后的时刻他带着最大的勇气与真诚面对死亡，它使人回忆起我们已失去的事情(快乐社团)：一种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健康的自我意识。" 这个宣布来得太迟了，那时，福柯的名声在一些活跃分子当中，已经受到损害。一年以后，吉恩-保罗·阿隆，一度是福柯的朋友以后成为其论敌的法国历史学家，公开宣称他是死于艾滋病。他择机指摘已故者的人格，坦言之他的攻击完全出于妒忌。阿隆批评福柯蒙受了他的同性恋癖的"羞辱"，"虽然有时他为追求一种精神病样的时髦而生活。"这位哲学家在他患艾滋病的传闻面前缄口不言是"一种耻辱的沉默，而非理智的沉默"。 "长期以来他拒绝及时行乐，"倍托柯斯回忆，"这对他是很困难的，但他声辩如若他被贴上'快活的理智之人'的标记，他将不能拥有这里和美国的读者。"只为此故，福柯才为"暴露自己"而深感矛盾。但是他以其用心深远的方式对"暴露自己"做出极端行为，承认在其晚年经常造访所谓快活的性场所，为这一快活的权利战斗并全力捍卫。正如倍托柯斯指出的，"一些快乐男人和男孩恋人陷入麻烦的法律程序当中。" 但是也许这里还存在更为深刻的极其阴暗的原因涉及福柯的沉默，并非关于同性恋(对此，他毕竟付诸公开的讨论)，而是关于艾滋病。 1983年夏天过后，这位哲学家的干咳病愈发严重，无疑产生了一种恐惧:他可能已患身疾。 虽然病毒仍未被识破，它出现的危险性已被公众意识并迅速蔓延，特别是在北美快活社团，在那里民间的努力是在暗中改变性行为。在早先的几个月里，最接近福柯的一些朋友--医生、情人、同性恋人已实行"性安全"措施--并敦促他好自为之，并让他反省自己。但是，福柯无视他们的恳求。中断自身的行为不是他的风格。 自1975年他首访海湾区以来，他自己被这里声名狼藉的快乐社团所吸引。他初次来到西海岸执教勃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但是同性伴侣很快就把他带往旧金山的海湾桥，卡斯特罗街和伊佛索街周边的区域。在此比邻之间，不公开的俱乐部、酒吧和浴室，迎合了五花八门的各种欲求，产生了1960年首次围绕蒸汽浴室的那种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特殊结果。福柯在旧金山"被禁之乐"中搜索一种兴趣持久从而感到自由的经历，是前所未有的。 1979年他回到海湾区。1980年至1983年春，他照样在勃克莱度其白昼而在旧金山消磨夜晚。即便当他在巴黎的朋友为其日益恶化的健康忧心忡忡时，他仍期待着在1983年前往西海岸做一次旅行。"这是一次单纯的肺部感染，"他安慰他们中的一个人："一旦我返回加州就会马上康复。" 到那时为止，旧金山的同性恋团体对于他已变得像一种"变异"的魔术，这个令人瞠目的纵欲过度之处，这一倍受欢迎的"非同一性的受洗地"，这个城市难以计数的浴室，能使福柯抓住前所未有的、"不可抵抗的"、无可言状的、令人战栗、昏迷和销魂的--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幻觉，以"拥抱"一种纯粹的暴力，一种无言可述的姿态。在他晚年接受同性恋报章的采访中，福柯并未掩盖他对于"S/M"(性/男子)的特殊兴趣，一种双方承受的施虐-受虐的形式使旧金山的浴池生意兴隆。 "我将其看成为一种如此深层的快乐，如此强烈，如此不可抗拒以至我如此全无幸免。福柯在那一年接受另一次采访时说，"全部所有的快乐，--对我而言，它是和死亡相关的。"这一伤感--即对他而言的快乐，多少"和死亡相关"--纠缠了福柯的一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在其写作与行为两方面都成为"不可抗拒的"和"不可言表"的可能性，它愈益变成不可抗拒和不可言表的。 在这个城市的同性恋社团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是颇为凄凉的，艾滋病患者的人数比率继续增高给公共健康官员敲响了警钟--更为可怕的是男子病患者增多。每个人都可悲地等待着自己最终被判为患有此病。愈益增多的人由于医治无望而濒临死亡。仍然不能确诊这种新的疾病的确切病因，仍然不清楚它是如何先期扩散的，仍然不能减缓其死亡过程。焦虑的人们拥挤在讲解艾滋病的公共场所，交换他们各自的经验。截至1983年夏，许多经过调整的社团中少数社团开始提供"性安全"信息。然而，由于另外一些同性恋浴池担心吓跑主顾，仍不愿提 供艾滋病小册子或者提倡新的性行为，更多的医生和同性恋社团分子开始讨论此类机构需要 严格规范抑或全部关闭。此举实际上已经实施--但只在一年之后--即1984年10月初。 这一情形是令人心寒的。1983年以来，某些人仍旧用自的眼光看待旧金山浴室中的一切。而福柯在十年前看到的却是由魔鬼召唤的那些夜晚景象的记忆，在他关于伴随中世纪作家有关瘟疫与可怕的死亡狂欢节的记载中，"法律悬置，禁律解除，人们陷入病狂，身体狂交亵敬，每个人都赤裸裸的，放弃了赖以识别的他的形特征与身份，被允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真实。" 一如这些带有抒情强度的篇章所猜度的，福柯随处鼓吹的"自杀仪式"可能发挥出一种不寻常的征服他的幻觉。令人焦虑的是艾滋病在继续发生，福柯作为事发前已罹此患的一个人，这一事实应被强调：许多同性恋与S/M社团从未注意这样一个前提。相反，福柯长时间面临死亡之遇--为自杀作准备--他心料如此：唤起他所谓的"忍受诽谤的认知的勇气"。从那以后，他继而告知友人，他回到旧金山的浴室，接受一种新水平的冒险，他重新参与酷刑之中，震颤于"许多剧烈的折磨"，达到自愿忘我状态，以爆发那种极限的意识，进入真实 ，通过浪漫的炼金术，肉体的痛苦麻木地融入快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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