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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老师为研究船山学之巨擘，本书为其代表作之一。首章简要讲述了船山先生的生平经历，其次分哲学、史学、伦理、政治经济、宗教、美学六章介绍了船山先生的思想，最后一章对船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对船山学的传播发展进行了梳理，评价了船山先生的历史地位。由于未对船山先生的易学专门开辟一章进行集中讨论，使得我们不能看到萧老师对于“俯瞰宋明以来诸家”的船山易学的论述，不免稍有遗憾。 与嵇文甫、陈来等老师视船山为道学家不同，萧老师目船山先生为启蒙思想家，本书即以此作为出发点，注重阐发船山先生思想中带有启蒙色彩的部分，对于船山先生思想中保守的部分除去影响“启蒙思想家”这一定位的关键论述，其余基本未涉及。这一视角的选择无疑能够让我们看到船山学最为光彩耀眼、最为震撼人心、最为精妙绝伦的部分，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想要全面了解评价船山先生的思想尚需要阅读其他老师的专著，另外采用这种视角是否存在对船山先生思想中超越历史局限部分的过度发挥，是否存在以西哲解中哲的情况，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萧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问以及对船山学的深刻理解，精准把握住了船山学的命脉，梳理了船山学之逻辑，并以此将散落在船山全书各著作中的“明珠”串联起来，使之更为系统、条理更加明晰，让我们得以轻松地认识、理解、学习、欣赏船山思想宝库中的各类“珍宝”，兼之文笔简练，深入浅出，分析精准到位，对于我有颇多启发，也解答了我在研习船山学中的不少疑惑。 萧老师在序中谈到，本书是对船山先生人格描摹的一次尝试，应当说本书非常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萧老师诚为船山知己，他对于船山先生的志趣、学术追求、性格、审美理解非常深刻，对于船山先生的人格美把握的十分精准。本书以船山先生临终前自道衷曲的《石船山赋》作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现了船山坚守正学、志存高远、自拔流俗、坚贞不屈、壁立万仞的伟大人格，通过此书，我们得以穿越百年沧桑的变换，与船山先生神契魂交。明清易代，无疑是一场巨变，彼时神州土地上的每一位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了这一时代的洪流，英雄豪杰搅弄风云，慷慨悲歌；百姓家破人亡，无以自存；而贤士大夫们亦以身家性命相搏，以践行其对家国天下的誓言。一旦风消云散，天下复安，胜利者弹冠相庆之时，黯然销魂的失败者自我放逐于山野原隰，除却故园成墟、妻离子散、物是人非的物质创伤，士大夫还有着梦想破灭的精神重创，为了抚平心中的创伤，大部分人或者逃禅、或者修玄、或者纵情自流，而亦有不少卓绝之士在故纸堆中重获新生，他们以对传统文化的总结梳理、对历史沧桑变换的总结批判为方式，“发愤所为作”，自觉传承华夏文明的血脉，开辟新的学术局面，在思想精神开辟战场，与黑暗的现实、异族的征服继续战斗，传续了历代士人的正气与节操。船山先生作为明清易代时期的一分子，自然也满身创伤，亲朋良友在兵燹中身死殒命，治平天下的壮志伴随着改朝换代而彻底破碎，他自己也出入险阻、亡命苗瑶之地，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神州沉陆、禹甸为墟，甚至连华夏的璀璨文明、衣冠礼乐都要为人所去，面对国仇家恨难报，壮志难酬，华夏文明无以守护的现实，他不能不发出“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愤之言，然而面对这种痛苦与绝望，他并未选择逃禅修玄，反而主动承担了传承正学、开辟新局面的责任，。纵然逃禅修玄、消极避世已然成为了遗民的风尚，他依然坚守着对圣贤道德训诫的信仰，纵然他对国家大政的议论自诞生起便不可能影响当代的政治进程，他依然孜孜不倦的对历代治理的得失进行深入批判总结，纵然极度贫穷，连写书的纸笔都要向别人告求，纵然知道自己的著作必然要藏诸名山，未必能流传后世，船山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以强烈的使命感、绝大的毅力传承华夏文明的星火。现实的局限、困顿、黑暗对于常人来说是一种束缚，一座牢笼，一座围城，然而这些束缚反而使得他的思考得以穿透浅薄的纷争进入更为深刻的领域，使得他的目光从一姓一代投向中华民族更为深厚悠久的历史，使得他的思想得以打破宗派的束缚在坚持正学主干的前提下融汇各家，因此他的思想得以突破时代地域的局限，获得更为恒久、普世的价值，在百年之后依然震动神州、激励人心，依然能发挥“破块启蒙，灿然皆有”的功效。 船山先生“抱刘越石之孤愤”，要“希张横渠之正学”，因此他的眼光永远是投向历史现实的。书中谈到船山学“以《易》为宗，以史为归”。以《易》为宗，是讲船山先生如横渠先生一样，以易学作为建构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以史为归，是讲船山先生学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类历史现实。这一学术基本倾向，既是明清之际学者痛心于明末空谈心性义理造成国家败亡、彝伦攸斁现实进而注重实学的普遍学风，也是船山先生要传承横渠正学做出的自觉选择。船山先生非常重视《周易》，他注疏《周易》的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谓是前无古人，他的易学思想被评价为“俯瞰宋明以来诸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易学主要是讲世间万物“变易”的规律，因此虽然《周易》一书语言晦涩、多涉玄虚，但其视角无疑是关注现实世界的，横渠以“气”解易，也为船山先生在借助易学构建其哲学体系时指明了方向，另外《周易》中所蕴含的古代朴素辩证法对于船山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上这些因素使得他的本体论不像朱熹一样，在现实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而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虚幻投影，他认为现实世界是实有的，道和理就在现实世界中，进一步说就在具体的“器”中，道无疑会随着器的改变而改变，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而圣人的最高境界是“治器”。这一本体论为其“以史为归”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陈赟老师在《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中，以回归真实的存在作为梳理船山学的主轴，无疑是认识到了船山“以史为归”的学术特点。 本书也解答了我对于“继善成性”这一命题的疑问。船山先生认为人性是“日生日成”的，是不断“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这是其创见。阴阳二气的气化形成了人的形同时也赋予了人的性，由于气是至善的，因而性也是善的，然而如果仅仅止步于此，那么和传统理学的“复性论”就毫无差别了。船山先生指出人的善恶关键是之后能否“继善”，那么什么是“继善”呢？萧老师在书中指出： “继”，侯外庐先生认为这一哲学术语相当于认识论上的实践意义，这一论断是合乎王夫之学说的本意的。……所谓“继”就是充分发挥人的实践能动性；而所谓的“善”乃是指事物的品别和条理，即器之所以为器者。……继善就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去作器、述器、治器。而所谓器，按照王夫之的说法，不仅是指具体的物件，而且包括文明，诗书礼乐皆圣人所治之器。（327-328页） 朱熹将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天理之性是先验的、万物同一、至善的，而气质之性则是人人皆殊的，也是恶产生的原因。船山的本体论为气本论，因此他认为没有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气是至善的，气质之性也是至善的，那么恶是如何产生的呢？船山认为是人与物往来之际产生的“情”。天与人、人与物往来之际，无疑是絪緼气化的具体表现之一，而絪緼气化是船山本体论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船山特别重视把握天人、人物往来之际的“几”，人物往来之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践，而所谓的“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时与位，能够在实践中把握“几”，自然就能避免因“情”而生恶，这样就是“继善”。通过这样的理解就把船山的本体论与伦理学贯通了起来，也解答了对“继善成性”的疑惑。 船山先生自道“六经责我开生面”，兵燹之后，古代典籍“六经”的精义期盼着豪杰之士传承，时代动荡引发的迷思也呼唤着思想的巨人“破块启蒙”，船山先生响应时代的呼唤，主动承担文化传承的重任，在总结宋明道学的基础之上，别开生面，创造了宏伟精密的思想体系。百年之后读来依旧是充满了淋漓的元气，让人心生景仰敬佩之情。而本书将其伟大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一一道来，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先生的思想，功莫大焉。本书是初学船山学必读的一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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