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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活下去才有人生色彩

原创
2019-05-19  国馆官方


“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

“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

国馆编辑部:

大家好,影地栏目专辑——“中国记忆”,今天正式与大家见面。

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深远悠长。中国电影、电视剧发展不过百年,却能为我们勾勒出千年来的历史映像。

做这个专辑的初心,就是和大家重温那些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领悟史诗片中我们这个民族的丰厚特质,在经验教训中收获前行的动力。

本专辑第一篇,入选的是中国第一部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的史诗巨作《悲情城市》。

片名“悲情”,片里却隐含着源源不断的生活动力。

“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

01

看电影时,有的人进入的是情节,有的人进入了他人的生活。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带着你,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台湾市井生活。

“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重入中国版图。

然而,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好,物价飞涨,失业多,黑帮纵横。

电影便是以基隆的林氏一家,串联起了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四九年之间的一段历史,还原了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挣扎。

有人说,普通人的悲剧,比起大人物的荣辱兴衰,更能照出历史的荒谬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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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一家四子。长子林文雄,家里顶梁柱,经营一家酒楼,有一女阿雪和一儿光明。因为卷入三弟与黑帮的争斗,被乱枪打死。

次子文森,开了一家小诊所,二战被日本人派去南洋当了军医,音讯全无,二嫂一直在家苦等。

三子文良,二战时去上海为日军当翻译,逃回台湾后变成疯子。

四子文清(梁朝伟饰),儿时生病成了聋哑人,在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文清与小学教师宽荣是好朋友,认识了他的妹妹宽美,一见钟情,还没结婚就被卷入革命活动。

林氏一家,老大惨死,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悲情式家庭。

悲,一非一心,违背本心,顿生悲剧,四个人用四种态度面对着乱世。

我们是历史的旁观者,有人看到了希望,有人看到了绝望;有人看到了自己,有人看到了众生。

正如侯孝贤所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历史是轮回的,每个人都能在每个时代,找到相似的自己,以及相似的命运。

妥协者、堕落者、旁观者、推动者,你想成为谁?而谁又会是真正的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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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时代的妥协者

“我努力顺应环境,却被环境开了一枪”

每个时代里,都有文雄的影子,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向时代妥协,只为了保家人一生平安。

1945年8月15日,台湾基隆。夜幕降临,一个停电昏暗的房子里传出女子生孩的呻吟声,此时,收音机里播放着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

突然,孩子的哭声划破了屋里的黑暗,屋子也来电了,暖黄的灯光照亮了林文雄脸上的喜悦,似乎也照亮了林家和台湾的未来,文雄给孩子取名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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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光明的背后,是林家悲剧的开始。

70多岁的老父亲林阿禄在基隆的海运生意风生水起,文雄接盘了父亲的生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着全家人。

文雄是顺应环境的两面人,白天像金刚一样,粗暴地去帮家里摆平各种糟心事,晚上却很温柔地哄小孩睡觉。

趁着台湾光复,文雄想着好日子要来了,赶紧开了一家酒楼“小上海”,谁知道物价飞涨,人们没工作没钱吃饭,生意越做越差。最后因为一场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台湾开始戒严,小酒楼倒闭了。

看出了聋哑的文清有摄影的天赋,文雄给他开了一间照相馆,好让他下半生能自食其力,谁知道他因为参加改革活动,被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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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文良从上海日本军手里逃回台湾后,文雄想着文良的交际能力不错,赶紧将家里的海运生意分给他做。谁知道文良用家里的船帮黑帮贩毒,最后还得罪了黑帮老大阿城,被举报“汉奸”,进了监狱。

黑帮抓住文良当年被日本人征调去上海当翻译的痛处,举报文良,好让他被枪毙。

可是,文雄得到消息,台湾即将颁发的“汉奸条例”里,能证明文良当时是被日本人强迫的,根本不是汉奸。

但是,文良是在条例颁发前进监狱的,条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颁发,所以文良随时会被枪毙或被打死。

一边是黑帮陷害,一边是当局抓人,文雄陷入了两难,绝望地说出: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

生活再无奈,顶梁柱也要硬着上。文雄向黑帮妥协,带着一袋钱,冒着谈判不和随时被打死的危险,去求黑帮放过文良。

花了大钱,用尽了人脉,文良被放出来了,却在监狱里被折磨成一个疯子。

酒楼倒闭了,三弟疯了,四弟被捕,那个满怀希望为家里拼搏的大哥,突然失去了方向。

他明明很努力去顺应环境,没有干违背良心的事,为什么环境会给他这种回报?

他开始每天赌博喝酒,浑浑噩噩,靠着家里的船务生意啃老,认为一切都不会再好了。

有一晚,倾盆大雨,文雄在赌博时,小舅子阿嘉挑衅欺负文良的黑帮,结果被捅了好几刀。

突然,文雄失去理智,爆发了心里的怨气,单挑黑帮几十个人,结果被乱枪打死。

文雄勤勤恳恳,很努力地去顺应时代,却被时代开了一枪,不治身亡。

普通人向时代妥协,然后拼尽全力去讨好它,但是它依旧无情地将你淘汰。

这是普通人的错,还是时代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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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时代的堕落者

“我们为什么当流氓,还不是你们逼的!”

困境是人性最好的照妖镜,有的人选择活成文雄,顶天立地;有的人却活成了文良,怨恨时代堕落,最后却成了时代堕落的一份子。

医院里,三哥文良被人用铁链绑着。他在上海当日军翻译时,被日军逼疯,拼了命才逃回台湾。

他睡得很沉,焦黄的脸冒着豆大汗珠,脑海里都是那些恐怖的画面:在牢狱中,同胞被私刑敲碎脚踝,发出死亡惨叫。

在上海,文良的生活希望被粉碎了。他在变疯的过程中认清了生活。

而他的认清,跟大哥有很大的区别。

大哥的认清是拼搏,文良的认清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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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活对我流氓,那我也对生活流氓下去。

痊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老朋友“上海佬”,走上了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

文雄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冤枉陷害兄弟二人是汉奸,让他们去坐牢。

在那段时局混乱的时期里,各帮派都想借此浑水摸鱼,谋取利益。

谁在这场毫无规则的游戏中坚持底线,谁就是失败者。

显然,选择当流氓的文良还不够阴险狠毒,最后被淘汰出局。

文良在牢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出狱后又变回了疯子,彻底成了废人。

在文良被捕的那天,父亲林阿禄怒骂警察:“我们是流氓怎么了,是谁把我们逼成流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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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林阿禄做流氓是为了对抗村子里的日本人,保护村子的利益。

而文良做流氓,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向混乱的环境妥协,苟延残喘。守旧的林阿禄显然没有认清时势。

文雄和文良与流氓打斗和枪战时,女人们在大哭时,侯孝贤都会把镜头转向山川:人们行走在大山之上,烟雾飘散在山间,山的对面是茫茫的海,海的那边是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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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悲伤最致命。

侯孝贤用极其平和和克制的手法,让悲伤慢慢平缓下来。仿佛在告诉你,悲伤无限大,但是,终究会过去的,山川和时间会取代一切。

流氓终究会被时代淘汰。

04

时代的旁观者

“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一家四子,文雄文良四肢健全,被时代推着走;文森生死未卜,文清聋哑,沦为时代的旁观者,他们看透了绝望,然后满怀希望。

刚在开头说了,二哥文森被日军征去菲律宾当军医,杳无音讯,不知生死。

二嫂每个月都会去等来自菲律宾的船,盼望着某一天,文森能从船上走下来。

她每天都会擦小诊所里的医疗器皿。只要器皿没有沾上灰尘的,文森就还活在世上某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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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的时代里,总有那么一群人在无言地守望着,给悲情留存着希望。

大悲过后,是生命的延续。

给大哥文雄举行完葬礼后,下一个镜头是四弟文清和宽美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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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宽荣在山里被捕枪毙,下一个镜头是妹妹宽美在医院生下了大胖小子;

文清和宽美是电影里的温水,海纳百川,吸附悲伤,在时代的暗流里散播希望。

当别人在聊物价高涨的社会惨状时,文清和宽美在旁边用写字的方式聊着文清的过去。

文清八岁时从树上掉下来,把耳朵摔坏了,聋哑就这么跟着他一辈子,大家都说是上天嫉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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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现在看来,似乎因祸得福,他的聋哑让他在乱世里保留了一份安静。

台湾光复后的每一天,没有物资,没有自由,群众都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但文清的世界是柔软的,用相机为每个人留下笑容,用纸条和宽美畅谈历史。

他不是没心没肺,不懂悲喜,而是他早就尝过了最极致的悲,练就了让悲降温的本领

可是本领再大,那个时代也不会让一个聋哑人当旁观者。

在火车上,巡逻的警察问文清用台语和日语问文清是哪里人,文清哪听得到啊?文清靠猜,吃力地说出了“台湾人”三个字,这是他唯一会说的,用来保命的话。

但警察听不懂他的话,要逮捕他,幸好宽荣出来解围,说他是聋哑人。

当人民暴乱时,宽荣要去代表人民谈判,文清明白大事不妙。明知道什么都做不了,他硬要陪宽荣过去,在旁边照料一下也好。

其实,文清心里也有一份锄强扶弱的正义感,只是迫于聋哑的缺陷,他只能坚忍。

他第一次被抓进牢里时,家人哀叹到:“连聋子都抓,有没有天理我不知道,好好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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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出来后,文清和宽美结了婚,生了孩子,过上了两年贫困却安稳的生活。

暴风雨来临前一晚,宽美半夜起来给孩子喂粥,突然收到了哥哥宽荣被枪毙的死讯。

宽美一边心如死灰,一边还要给在一旁玩耍的儿子喂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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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死了,宽美坚忍地认为,生命还要继续。

宽荣死了,被视为共犯的文清也逃脱不了干系。

清晨下雨的火车站,文清一家三口人,地上两口大皮箱,儿子坐在皮箱上。

看着大栏外的海岸线,涛声一波波,他们想,他们能逃去哪里呢? 逃了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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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回来了,在照相馆画着窗帘壁炉花瓶的布景前面,文清调好三脚架相机,为盛装的三人拍下了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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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清楚,逃避不能让悲伤减少,将悲伤寄托在新的希望上,人才不会被悲伤淹没,还保有一份尊严。

05

时代的推动者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在电影里,林家四子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而文清的朋友宽荣,尝试着改变时代,虽然不是力挽狂澜,但是起码不会一滩死水。

聋哑的四弟文清是摄影师,唯一的好友宽荣是小学老师。他们一个用照片,一个用笔纸,记录着光复后的台湾生活。

宽荣和文清长大后久别重逢,在酒楼里聚饮畅聊。聊到如今的坎坷时,有个人开始低声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通过歌声,他们发自内心想问,家在何方,何处为家?我们究竟是谁?我们能是谁?

每晚,宽荣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社会生活状况,电影里的社会背景就在他们的聊天中带出。

物价飞涨、失业暴涨、黑帮横行霸道、外省人排挤本省人、本省人前途未卜…

在感慨社会停滞不前的同时,宽荣和朋友们打算自救,让台湾回归后的未来能更明朗些。

在电影里,当时社会规定烟糖不得私自贩卖,价格高得吓人,人们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一个女人在街上卖烟被城管打伤,惹起了民怒,以宽荣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开始向机构谈判,希望改善民生。

谈判不太顺利,宽荣等人入狱。有人牺牲了,有人幸运留下来了。牺牲的人不后悔,他们给家人留下了这么一张纸条: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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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荣出狱后就躲进山里,与家人脱离关系,准备新一轮的谈判。

最后,宽荣等人在山里再次被捕,被枪毙了。

在写给妹妹宽美的信里,宽荣一再表达对自己的决定无怨无悔,他坚信自己的决定能给世人一个希望。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能力有远见,既认清了环境,又想不遗余力地让环境变得更好些。

他们底色悲凉,心里装着无奈,眼里看淡了绝望,想从绝望的黑暗里摩擦生火,他们的浩气照亮着时代的泥泞,让后面的人能走得舒坦些。

06

片子最后锁定在了林家的饭桌上。女人们在旁边张罗着晚饭,70多岁的大家长林阿禄和痴呆的三哥文良,坐在饭桌上,跟一群小孩乖乖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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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是中国人的希望,吃饱喝足,不计前嫌,生活仍有盼头。

在每个时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终其一生,有人找到了,有人丢失了,有人找错了。

虽然角色千万种,人的宿命却是类似的。侯孝贤说:“我希望我能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在他的长镜头下,我们成了时间的旁观者,冷眼旁观了人们相似的一生:生老病死,相聚离别。

有人说,人类的悲伤是不能相通的。但是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你多一分历练,里面的悲伤,你就能多明白一点。

最后,看淡了,看透了,悲伤的沙漠里就会长出一朵花。

人的一生,喜是礼物,悲是常态,但,希望永在,你我何必纠缠,活下去就是了。

电影里有句诗印象特别深刻,最后分享给你们:“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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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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