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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龙应台辞职照顾93岁失智母亲: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

2019-05-20  育则维善...

作者:龙应台

1

我的母亲应美君

美君是我的母亲,她今年93岁了。

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

说不清楚她的病症是从哪一年开始,因为失智症是那样一个逐渐的过程,就像一颗方糖进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融化了。

△ 龙应台的母亲美君

写这本书,原因很单纯,我想和美君说话,可是她没法跟你说话。

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堵墙,而这堵墙是这辈子对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觉得蛮伤心的。

我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君上学时用的木头书包,箱盖内侧有她自己写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美君聪明极了,又非常的有个性。

她的木头书包,没有把警告语写在箱子外面,反而写在箱子里面。

为什么?

说明她不是写给旁人,而是写给一个已经偷偷打开的人,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她的两个讨厌的哥哥:“最后一秒钟,我警告你赶快关起来。”

那时候她才几岁?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小孩。

她性格里有一种狂放不羁,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她笑起来,不是那种掩嘴巧笑,她是豪放地大笑,拍着大腿,笑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

她比我爱美,比我讲究,出门一定要穿旗袍。

她那黑色的缎质旗袍,开襟里头要塞一条小小的白色的手绢,而且一定要洒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亲是穷小子,还是外乡人。

1947年,他们在杭州天香楼结的婚。

美君会下嫁给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帅(笑)。

你看那照片,我觉得她就被爸爸的“美色”给迷住了。

不过爸爸那时候也是宪兵连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一个会打仗的宪兵连长,在美君眼里,应该就是她的白马王子吧。

我们都认为爸爸比妈妈漂亮,可是为什么他们生了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像爸爸,都像妈妈?可是幸好妈妈比爸爸聪明。

1949年,24岁的美君,跟着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战火中,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到了台湾,三年以后,我出生在高雄。

△龙应台与她的父母、哥哥

我14岁时看到的美君,是一个织渔网的妇人。

那时候美君42岁,还算年轻,正在挣扎着要让四个孩子同时上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费。

她跟渔村的妇女们一起,手里拿着梭,从早到晚织着渔网。

她那么爱美的一个女人,脱下了她的旗袍,赤着脚,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

一张渔网大概是一个客厅的大小,要织半个月,手上织出了茧,可以换回来80块台币。

她也去养猪,做很粗的劳动,穿着套鞋,踏进小河里去割草。

她什么都愿意做,自力更生,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女。

△应美君抱着一岁时的龙应台

她的丈夫认为女孩子读书干嘛,读师专最好,将来做小学老师,18岁就可以嫁人。

她替她女儿去跟丈夫说:“女儿要上大学。”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她借钱去交了我的学费。

△上大学时的龙应台

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君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没有这个词。

17岁的时候,宪兵队乱抓人,她就敢代表整个街坊,手无寸铁,一个人跑到宪兵队去跟宪兵理论。

六十五岁,她还去纹眉,纹眼线,七十多岁了,还在问我要不要去隆鼻,去做各种让自己美丽的事情。

△龙应台和妈妈美君

她还曾经建议我去隆乳。

那一刻我大概三十多岁,她六十来岁,是我现在的年龄。

我们俩一起站在梳妆台的很大的一面镜子前面。

我在梳头,她也在梳头。

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

我当然嘲笑她一番。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来的、我们俩之间和“女孩子”有关的谈话。

除此之外,她从来不和我谈“女孩子的事”——你要怎么选男朋友,怎么相夫教子,怎么煮饭做菜,怎么伺候公婆——从来没有过。

她好像没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我的才能,因为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时代不允许她发挥。

△应美君手稿

我终于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远。

她欢欢喜喜,目送我远行的背影。

然后她就老了,眼皮垂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

语言堵住了,有疼痛说不出来;

肌肉萎缩了,坐下就无法站起。

曾经充满弹性的肌肤,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

曾经活泼明亮的眼神,像死鱼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过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只有为别人付出。

其实,《天长地久》不仅是写美君,也是对同时代所有苦难而伟大的母辈的一个告别,她们走进战争,穿过流离,从碎片里艰辛地站起来,辛劳一生,最后变成了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2

我的女朋友应美君

应美君被确诊出失智症以后,过去15年里,我一直保持一个习惯:

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美君。

2014年12月1日,我辞去台湾“文化部长”一职,之后一直住在台北。


辞官之后的三年里,心里一直不安定,每天早上醒来,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这世界上此时最需要你的人,不在台北,在南方,在乡下。

我在城里过自己的日子,而她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孤独地走着,这,对吗?

2017年4月1日,我在香港参加生平第一次禁语禅修。

禅修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我决定了:搬家,搬回屏东,照顾美君。

人到了50岁之后,会发现好时光不多了,重要的事情不可以拖。

我再拖下去,我不知道美君还会不会等我。

搬家的过程很迅速,母亲原本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占下哥哥的顶楼仓库,等于住在母亲的楼上。

改造仓库只用了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搬家了。

我开着车,拖着满满一车行李,多数是书,两只猫跟我一起南下。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大声对妈妈说话:

“应美君你在吗?应美君你今天好吗?睡得怎么样?风太大了是不是?等下我帮你拿条围巾好了。”

妈咪在,猫咪在,那里就是家了。

43年前,我离家去台北,美君一定有亲自送我上火车。

我上车的那一刻,有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

出国时,父母到松山机场送我。

那时候出国留学就像永别,我进海关之前,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

一定没有。

原因是,当时我的心目中是没有父母的,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我离开美君时,她50岁。

轮到我50岁时,安德烈16岁,他去英国当交换生,我去机场给他送行,他进海关之后,我等着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回头。

我当场崩溃,心里想:“这个16岁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对两个儿子的爱,需索无度,但回想起当年我自己离开母亲时,却没有一刻想到,美君需要我。

甚至是在往后的30年中,都没有想到,她可能想念我。

我一心向前,义无反顾,并未为她设想过。

“我后悔,为什么在你认得我的那么长的岁月里,我没有知觉到: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一个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们彼此之间做些什么?

我们常常约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一次远方的乐团演奏,去欣赏一个难得看到的展览,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去医院看一个共同的老友。

我曾经和两个同龄女友,清晨五点摸黑到寒冷的阳明山,去看日出点亮满山芒草。

我曾经和几个年轻的女友,在太平洋畔,看满天星斗到凌晨三点。

我曾经和四个不同世代的女友,在蒙古沙漠里,看柠檬黄的月亮堂堂从天边华丽升起。

我曾经和一个长我二十岁的女友,在德国莱茵河畔,骑脚踏车、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看大川结冰。

而你,美君,从来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

对于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人,我们最容易被陷在墙的结构里头。

这个房间叫做厨房,你就不要想它还可以是个书房。

可是其实,母亲从来不只是母亲啊。

她是应美君,她有名有姓,她有性格,她有脾气,她有伤心的时候,她有她内在的无可言说的欲望。

有一次,我给她念我的一篇小说,里面写到,女主角闻到马身上的汗味,她想到了男人下体的气味。

美君觉得这种描写很见不得人,很色情,不够端庄。

她说:“你怎么会这样写?你知道那个气味是什么?”

我就说:“妈,你到现在70岁都不知道的话,你应该赶快去试试。”

两个人笑到地上打滚,那真的是一瞬间。

其实如果可以早一点有觉悟,早一点跟母亲做朋友,真是福分,对吧?

搬回屏东这事,我晚了三年,我应该离开文化部的隔天就搬来屏东。

现在,不说话的她,对我是个谜。

你知道,我真想念她,特别奇怪的是,她人就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想念她,因为她事实上已经走了。

比死亡还要难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别。

美君将来也会去到爸爸身边,当时在葬父亲的时候,已经在旁边留好了墓位。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3

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

我行走30多年,半生在外。

你说走全世界走得那么远,但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人,要扬帆万里,心里最好有一个村子。

我心里是有一个村子的。

不是具体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业是乡村警察,永远在农村和渔村里走,所以我们每三年就换一个地方,是一种奇怪的漂流。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眷村,也就是说,没有结党过。

半生漂流,于是非常羡慕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我好羡慕人家有一片土地,可以种丝瓜。

搬来屏东后,第一个种的就是丝瓜,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有自己种的丝瓜。

△龙应台的丝瓜

1999年,进入台北市政府做文化局长。

第一次做公务员,脸孔一天到晚在电视上出现,让我相当的困扰,你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知道你是谁。

我们台湾有泡汤文化,大池子的女生那边,每个人都是光着身子在泡温泉。

有人就会走过来,跟你光着身子握手,想跟你聊天,我觉得真是尴尬得不得了。

很多年里,进入一个餐厅,我首先会选择一个背对着所有人的位置。

进入电影院的时候,会等到灯黑了再进去。

我和我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朋友很讨厌我,因为我老是被路人认出来,然后跟我拍照、要签名,他们嫌我烦。

直到有一天,我跟林青霞在香港,她变成了那个被嫌烦的人,因为更多的人要跟她拍照、要签名。

林青霞与龙应台

可是,我发现她永远这么亲切,这么笑脸迎人。

问她怎么做得到,她说:“应台,这个人不管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今天因为在路上偶然见到了我,我不过跟他照了张相,就让他开心一整天,这样的事我为什么不做?”

这句话对我真的是五雷轰顶,从此解开了我的纠结不安。

是的,如果一个签名、一张合照,可以让一个人开心半天,为什么不做?

从此我就不再“躲藏”了。

回到屏东乡下,街上认识我的人超过我想象,卖豆浆饭团的、挑菜叫卖的、站在面摊水果摊后面的乡亲,我可以很坦然地和所有人说话、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

读书读闷了,我就开车出去了,进山里找新的路,新的东西,见新的人,看新的部落。

几个月之后,我发展出一种本事,即使是个陌生的村子,我也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客家村,还是一个闽南村。

写《天长地久》的最后三个月,那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

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

任何人,在每一天时间的进展里头,都在忘记,都在走向终点,不是吗?

这件事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间里头,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了解它、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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