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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世界顶级期刊《柳叶刀》/《Lancet》发表了多篇流行病学调查，并特别指出中国当前的严峻健康形势，食与心将结合《柳叶刀》文章和专门针对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进行详细解读[1-15]。 根据《柳叶刀》最新数据，2017年全球共有3410万死亡案例，其中大部分是由可控风险因素引起。2017年带来最多死亡的可控风险因素依次为1.不良饮食、2.高血压、3.抽烟、4.高血糖、5.空气污染、6.高BMI指数、7.高低密度胆固醇、8.饮酒以及9.缺乏运动等。 与大多数人以往的认知一致，高血压、高血糖、高低密度胆固醇是导致早逝的三大可控致死风险。除此之外，随着全世界肥胖人口的激增，高BMI（身体质量指数）/超重或肥胖成为第六大可控死亡风险，危害甚至超过高低密度胆固醇。 如果说不良饮食只是一种高致死风险生活习惯，那么四高则是明显的生理异常。短时的血压血糖血脂或者体脂增加是一种应急措施，有助于人体应对应激事件。但这种应急运行状态代替常规状态持续存在时，则会让人体一直超负荷运行，增加各个系统的负担从而极易出现各种疾病。 一． 高血压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可控风险因素 心脑血管疾病是导致中国人死亡的首位原因，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最主要风险因素，也是仅次于不良饮食的第二大可控死亡风险因素，由高血压导致的死亡占2017年死亡总数的30%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成人收缩压≥140mmHg（21.3kPa）时即可确诊为高血压。在中国，35岁以上成年人中将近一半出现高血压，但其中只有不到1/3的人进行治疗，只有不到1/12的人血压得到良好控制。而控制好血压能降低三成左右的死亡风险。 高血压是一种明确可防可控的疾病，临床上有多种药物可控制血压，可怕的是血压控制不良引起的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比如缺血性心脏病/冠心病和中风。 除了药物，运动、戒烟限酒以及饮食调节都有助于血压控制。国际上对于血压防控有一种专门的饮食方式，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简称DASH饮食，这种饮食2019年初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球最健康饮食方式第二名（第一名为地中海饮食）。 DASH饮食主要特点如下： ①限制食盐摄入，＜3g/日； ②主食多用全谷杂豆，尽量少用或不用精米白面（白米白面制作的食物）； ③肉类多吃鱼肉和禽肉，如果吃红肉一定吃少脂肪的瘦肉； ④多吃低脂乳制品，包括牛奶、酸奶和奶酪等； ⑤多吃蔬菜，适量水果，适量坚果； ⑥尽量少吃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包括动物油、椰子油和棕榈油等）； ⑦尽量不吃甜食、点心和甜饮料。 二． 高血糖是导致死亡的第四大可控风险因素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唯一单独列出的慢性非传染致死疾病。高血糖（空腹血糖高于6.1mmol/L）是导致死亡的第四大可控风险因素。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数据，近几十年来，中国糖尿病发病率飞速增长，2015年患病人数已超过一亿（总人口10.6%，还有研究认为更多为11.6%），成为世界第一，目前还在增加中。 早期血糖异常可以通过药物、饮食和生活方式调整等方法逆转，确诊糖尿病也可通过降糖药、胰岛素、饮食和生活方式等控制血糖。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血糖控制不良使得身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引起的其他器官功能损伤，比如肾功能损伤、视网膜出血、大脑功能损伤或癌症等。也就是说，糖尿病并不直接致命，长期高血糖导致的其他并发症才是直接杀手。 在中国，一半以上患者(54%)并未确诊，即患者并不知道自己血糖高或者有糖尿病，并未控制血糖，因而出现并发症风险极高。 中国人罹患糖尿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高BMI指数、不良饮食（如全谷物摄入不足）、抽烟和缺乏运动等。 健康饮食对于血糖控制至关重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糖尿病最佳饮食方式前三名依次为：地中海饮食、DASH饮食和弹性素食。 三． 高低密度胆固醇/LDL-C是导致死亡的第七大可控风险因素 高血脂/高脂血症，指血液中含有过高的脂类（包括甘油三酯、低密度胆固醇/脂蛋白（LDL-C，即人们常说的坏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脂蛋白（HDL-C，即人们常说的好胆固醇）等）。一般以血浆总胆固醇浓度>5.17mmol/L或血浆三酰甘油浓度>2.3mmol/L为诊断标准。但近年来研究发现低密度胆固醇/LDL-C（正常值为0.7-1.3mmol/L）具有更高的疾病预测价值。 2017年，由高LDL-C导致的死亡案列占总体12.7%左右，是第七大可控死亡风险因素。高LDL-C并不直接致命，但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 高LDL-C并不可怕，通过药物、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调整能明显改善甚至逆转高LDL-C和高血脂。但高LDL-C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却不能不重视，控制好血脂能明显降低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反之则会增加风险。 虽然近年来中国人通过减少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如每天不超过两个鸡蛋）和动物油脂摄入（烹饪时用植物油取代动物油）来有意识地避免升血脂，但不良饮食、肥胖、缺乏运动、抽烟、饮酒等因素依然会干扰脂代谢增加血液LDL-C浓度。 适用于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健康饮食同样适用于高血脂，纠正中国人不良饮食的四种缺点（1髙盐2精加工3加工食品4吃太多）也有助于改善血脂。同时高血脂个体饮食中更需要警惕富含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比如中西甜点、方便面、油炸食品和加工零食等。 四． 高BMI指数是导致死亡的第六大可控风险因素 BMI/身体质量指数是最常用的体重衡量标准，计算方法为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单位为Kg/m2。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正常BMI范围为20-25，BMI大≥25即为超重，BMI≥28为肥胖。考虑到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的差异，目前中国标准为：BMI=18.5-23为正常体重，BMI＜18.5为偏瘦，BMI≥23为超重，BMI≥27.5为肥胖。 BMI指对于衡量个体健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还有研究者认为腰臀比/WHR（WHR=腰围/臀围）相比BMI更能反映健康，因为腰臀比能更好判定中心性肥胖。一般认为，男性WHR≥0.9，女性WHR≥0.8即为中心性肥胖/内脏型肥胖/腹型肥胖，中国粗略标准为男性腰围≥85cm，女性腰围≥80cm。虽然BMI对于中心性肥胖的指示意义逊于腰臀比和腰围，但目前最常用指标依然为BMI。 与其他三高不同，高BMI只能提示超重或肥胖，并非临床确定的疾病状态，但其对于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却不容忽视。2017年，高BMI指数带来的死亡风险甚至超过高LDL-C，位列可控致死风险榜第六位。 由于国际上采用的标准为WHO标准，即BMI≥25为超重，国外研究中中国的超重率实际上被严重低估。 近几十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中国超重率和肥胖率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成世界上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比超重和肥胖增长更快的，是中国中心性肥胖/内脏型肥胖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中国人体重正常群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为中心性肥胖。
简言之，目前中国的肥胖超重现状远超国际预期，超重肥胖带来的死亡风险被大大低估。而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国人对于高BMI的致死风险明显重视不足。 实际上，高BMI的影响范围甚至超过其他三高。肥胖和超重并不是简单的Fat或者stocky，而是Obesity，肥胖症！它能扰乱人体代谢和内分泌、降低免疫力、削弱运动能力、增加各种疾病风险。除了增加三高风险，高BMI还能增加癌症（如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白血病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免疫疾病、呼吸道疾病、心理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运动疾病患病风险，增加传染性疾病如流感风险。 一般来说，随着年龄增加，个体更容易超重甚至肥胖，人生早期如儿童或青春期肥胖的不良影响远超成年肥胖。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儿童超重肥胖率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这些孩子成年之后超重肥胖风险高于父辈祖辈，意味着他们比父辈祖辈在更年轻时就面临着严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风险。 与其他三高相比，高BMI无疑最容易控制的一个，只要“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就能减轻体重，但却没有几个人实际做到或者说没几人真正重视超重的危害。 五．小结 给人类带来最大死亡风险的代谢因素为四高，依次为高血压、高血糖、高BMI和高低密度胆固醇，分别位列可控致死风险榜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七位。 高血压、高血糖、高BMI和高低密度胆固醇中具有其中一项就意味着个体健康水平的下降和慢性疾病风险的提升。同时，四高互为风险因素，任何一个都会增加其他三个的风险。也就是说，个体往往并不是只具有一高，而是同时具有或者在一段时间后同时具有二高、三高、甚至四高。 四高是代谢综合征的基本特点，国际糖尿病联盟对于代谢综合征的标准为：中心性肥胖加以下四项中的任两项，即高血压、高空腹血糖，高甘油三酯和高低密度胆固醇。一般来说，高BMI加任意二高即为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标志着个体的菌群老化和慢性代谢性炎症，意味着个体的生命时钟走的比别人更快，更早走到生命终点。
而中国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2012年已达到24.2%（男24.6%女23.8%），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虽然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但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能明显抑制和预防代谢综合征发生。 四高的相互正向影响不仅意味着灾难，同时也蕴含着希望。即控制好其中一高，就有助于控制其他三高。目前四高都具有明确的控制方法，比如药物、健康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愿不愿意控制，取决于您自己的选择。
要想控制好四高，健康饮食是必经之路。而采用健康的饮食方式，控制好四高，则能减少一半以上的死亡风险。 下期食与心将介绍其他5大可控致死风险，敬请关注！
参考文献 1,Chen W, Xia C, Zheng R, et al.Disparities by Province, Age, and Sex in Site-Specific Cancer BurdenAttributable to 23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in China: A ComparativeRisk Assessment.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2019, 7: e257-e69. 2,WangC, Xu J, Yang L,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Chronic ObstructivePulmonary Disease in China (the China Pulmonary Health [Cph] Study): A National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Lancet, 2018, 391: 1706-17. 3,CollaboratorsG R F.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84Behaviou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Risk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7. Lancet, 2018, 392: 1923–94. 4,CollaboratorsG N.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1990–2016_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Lancet Neurol, 2019, 5,CollaboratorsG D a I I a P.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YearsLived with Disability for 354 Diseases and Injuries for 195 Countries andTerritories,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 Lancet, 2018, 392:1789–858. 6,AfshinA, Sur P J, Fay K A, et al. Health Effects of Dietary Risks in 195 Countries,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The Lancet, 2019, 7,CollaboratorsG C o D.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Age-Sex-Specific Mortality for 282Causes of Death in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80–2017_ a Systematic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lancet, 2018, 392:1736–88. 8,MaD, Sakai H, Wakabayashi C, et al.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 ControlAssociated with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Journal ofepidemiology, 2017, 27: 568-73. 9,LiuM, Liu S W, Wang L J, et al. Burden of Diabetes, Hyperglycaemia in China fromto 2016: Findings from the 1990 to 2016,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Diabetes & metabolism, 2018, 10,TianY, Jiang C, Wang M, et al. Bmi,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Fitness in Adults in China: Results from a Series of National Surveys, 2000–14.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2016, 4: 487-97. 11,(NCD-RisC)N R F C. Worldwide Trends in Body-Mass Index, Underweight, Overweight, andObesity from 1975 to 2016_ a Pooled Analysis of 2416 Population-BasedMeasurement Studies in 128·9 Milli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lancet,2017, 390: 2627–42. 12,MaoweiCheng, Huijun Wang, Zhihong Wang,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ary Factorsand the Number of Altered Metabolic Syndrome Components in Chinese Adults_ aCross-Sectional Stud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BMJ open, 2017, 13,FeiDong, Annie Green Howard, Amy H Herring,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ofAway-from-Home Eating, Snacking, Screen Time, and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swith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Their Pare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17, 106:168–78. 14,FranceschiC, Garagnani P, Parini P, et al. Inflammaging: A New Immune-Metabolic Viewpointfor Age-Related Diseases. Nat Rev Endocrinol, 2018, 14: 576-90. 15,LiY, Zhao L, Yu D, et al. Metabolic Syndrome Prevalence and Its Risk Factorsamong Adults in China: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 PloSone, 2018, 13: e0199293. 图文来源：食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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