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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进贡的鼎盛时期在乾隆朝。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帝刚刚驾崩，嘉庆帝便颁布了禁止呈进奢侈品的谕旨：“国家百数十年来，升平昌阜，财赋丰盈。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牣骈罗，现在几于无可收贮之处。且所贡之物断不胜于大内所藏，即或较胜，朕视之直如粪土也。朕之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所以，要求各地方官以后除了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外，像如意、玉器、瓷器、书画、挂屏、插屏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一概不许呈进。 嘉庆帝虽然颁布了禁止呈进奢侈品的谕旨，然而，各省盐政、织造、关差却不在禁止之列，他们“应进贡物准其照例呈进”，但在进单上所开列的玉器、瓷器等项却明显减少。当然，遇到皇帝的生日，贡品还是要丰富一些的，比如嘉庆九年（1804）九月，长芦盐政珠隆阿的祝寿进单上，除了玉瓶、玉盆景、丝绸制品之外，还列出了“备赏一两重银锞二千锭、备赏五钱重银锞四千锭”，足足4000两银子。嘉庆朝之后，长芦盐政所进贡品以丝绸制品为主。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长芦盐政阿扬阿的年节进单上除了丝绸制品外，尚有青竹湖笔40枝、徽墨10匣、硃锭10匣。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长芦盐政普琳的进单上就清一色全是丝绸制品了。这些东西都需要到江南苏、杭置办。咸丰三年（1853）四月，太平天国在南方势头正猛，长芦盐政文谦没能将这一年的端阳、万寿贡品如期置办妥当，咸丰帝对此很宽容，准许当年的端阳、万寿贡品不必呈进，而且，还让其把采办的贡品作为下次例贡，不必再补进。直到这年的秋天，前去办贡的商人才将这批贡品运到天津，存贮于长芦盐运使署中。 不料，这批贡品竟然被窃贼盯上。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二十日晚，长芦盐运使署内存放贡品的房屋后檐被挖开了一个洞，窃贼由洞入室，偷去贡箱内“绣藕合芝地纱花卉衬衣一件（随花边一箱）、天青大卷二则、江绸褂料十连、月白江绸绣满花衬衣一件（随花边一箱）”。被盗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因为是贡品，在天津引起了很大震动，盐政、知府、知县、盐运使一齐出动，查了两个多月，仍毫无头绪。咸丰帝再次显示了他的宽容，他说“官物被窃例有处分，惟直目之为御用，亦觉过当”，不同意因被盗的是贡品就加重刑罚，只是下令将负直接责任的广积库大使费茂林、署天津知县钱万清议处，盐政文谦、知府钱炘和等都没有被追究。 咸丰帝的宽容并没有让长芦盐政的办贡之路从此一帆风顺。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长芦盐政宽惠在办贡时也遇到了问题。当时江南被太平军及捻军所占据，办贡的人绕道到了杭州城，但此时杭州城各处机匠星散，还没有恢复生产，贡品无处采买，宽惠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咸丰帝，咸丰帝准许端阳节贡品推迟补进，但要求万寿节贡仍要按期呈进，因为这是他的三旬万寿。宽惠得旨后，便立刻派人赶赴苏杭催取贡品，不料，派去的人直到五月底都没有任何音信。六月九日就是万寿节，这么重大的日子如果没有贡品，那么他这个长芦盐政也就没法再做下去了。宽惠在给咸丰帝的奏折里说，自己已经急得“五内彷徨，难以言喻”。无奈之下，他只好采取了变通的办法，给咸丰帝送去了一两重的福寿字银锞共1万两，才算过了这一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同治年间的长芦盐政刘长佑身上。同治五年（1866），贡品因为“南路梗阻，势难备办”，所以，刘长佑向同治帝进呈了一两重的福字银锞共4000两。  同治七年（1868），直隶总督兼长芦盐政官文接到谕旨，令其赶紧织办上用龙衣以及顾绣、缂丝、缎匹等。在当时，绸缎以江宁、杭州为上品，顾绣、缂丝的活计以苏州为精工，宫廷所用的这些东西，向来由江宁、苏杭等处织造办理，并为此专设有官匠花机，但长时间的战乱对江南一带的丝织业打击很大，湖州产丝不旺，丝织业很难恢复旧日的繁荣。再加上当地关税收入都充了军饷，江浙等省财政困难，督抚大臣不能按年如数给织造拨款，所以已经无法满足皇室的日常供应。内务府病急乱投医，把这个任务派到了长芦盐政的头上。但北方哪有那么好的丝和织工？官文在奏折里说：“虽间有本地土茧，只能织无花土绸，更不谙缂花之法，即京中顾绣亦无非绣零星活计，断难进呈御用。”最终，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江浙等省织造所缺的无非是银子，那么就由长芦盐政拨款给他们，东西还是由他们来织办，事情这才得到解决。清末，内务府像这样因为缺少东西而主动向长芦盐政索要贡品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同治九年（1870）六月，内务府造办处就曾发咨文向直隶总督兼长芦盐政曾国藩催交上使“五色洒金绢500张、朱红绢福方200张”。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二十二日，临近春节，直隶总督兼长芦盐政陈夔龙给宣统小皇帝进献了一批贡品，分别是佛手、香橼、木瓜等九种水果，每种九桶，倒也合着九九归一之数。但在这份单薄的贡单上，已经看不到半点乾隆时代的那种奢豪。两年后，宣统帝下诏退位，进贡制度和清王朝一起成为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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