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 为政当鉴(三习一弊疏)

清代名臣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千古名篇 为政当鉴

《东周列国志》最后有一句话：“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让人感悟良多。“亲君子、远小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行政规则，但很多时候却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了。

君子一般是斗不过小人的。博弈论中有一个三人决斗的博弈模型，最终的博弈结果是：水平最高的人死得最惨！在政治竞争中，君子往往处于劣势，就是这个道理。哪里的当权者不知道这一点，任由自然淘汰，那里就会风气坏，事业败，人心乱。康熙大帝20来岁的时候，偶然读到了蒲松龄的诗文，他最欣赏的不是《聊斋志异》，而是用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天才的独到目光，看上了蒲松龄的一首诗中的两句：“君子搏小人，犹如赤手搏猛虎”。当时还是一介寒儒的高士奇由于特殊机缘，亲耳听到了康熙的这番议论，就在日记中发出感叹：“盛世就要来了！。”君相是造命之人。有了这样的政治自觉，就会有意保护君子，善待君子。这也是造就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应该亲君子、远小人，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怎样善待君子,引导风气，从而很容易形成了“小人不请自来，君子不疏自远”的政治格局。

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从理性、人性的角度，几乎可以说把小人、君子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值得借鉴。

孙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这篇可以和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媲美的千古名篇，是时任左都御史孙嘉淦，在乾隆即位之初，为防止皇帝积习成弊，避免“君子退、小人进”的一个疏奏，得到了乾隆的认可和嘉纳。可以说，这篇文章，为乾隆承父祖伟业，成就康乾盛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代的左都御史是从一品，职能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的是作风和纪律，就是文中所说的“畀风纪重任”。同时，孙又是清初大儒，学问深厚，对于风纪问题的思考极其深刻，在文风上颇有苏轼《谏买浙灯状》的风格，思想深刻，笔锋犀利，行文流畅，一气呵成，读起来让人如芒在背，不得不为之拍案叫绝，绝不输于《古文观止》里的任何一篇文章，因此有人曾经评价说：“只此一篇文章，足以让一个人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在孙嘉淦眼里，风纪问题与当权者本人有着莫大关系，“ 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君德如风嘛，孔子就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在古代是个常识，即便是中人以下的庸主也知道。但君子小人脸上没有贴标签，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还往往都善于把君子当成小人疏远，把小人当成君子亲近。这个才是应当深入思考和入手解决的问题所在。

孙嘉淦在这篇文章里，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找出了深层次原因，这就是“三习”：“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简而言之，就是说，人的耳朵天生喜欢听好听话，厌恶刺耳直言；人的眼睛天生喜欢看柔顺的，厌恶刚强的；心天生喜欢被别人肯定，厌恶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这些天性如果任其发展，结果就会产生“一弊”，这一弊不得了，直接决定国势兴衰，就是“喜小人厌君子”。“三习”怎么和这“一弊”产生了必然联系呢？孙嘉淦对此做了深入分析。因古文较难懂，我就把这位“孙大圣”的话大意翻译一下：“耳朵听到赞美的话多了，就只能听赞美了，开始的时候会拒绝别人的建议，接着就会厌恶那些木讷不会奉迎的人，长此以往，赞美称颂水平不到位的人也会不受待见，这是“耳习”的结果；眼睛看到谄媚的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谄媚感觉障眼，开始的时候刚正不阿的人会被排斥，接着就会疏远那些廉寓自守的人，到了后来，谄媚功夫不到家的人也会感觉不顺眼，这是“目习”的结果；人君本来能力强，时间长了，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于是乎就会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想做的事都没有问题，发出的号令，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是“心习”的结果。”关于“耳习”“目习”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心习”的危害似乎难以理解，但对于熟读《论语》，对孔子“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论述耳熟能详、夕惕若厉的乾隆帝来说，这可是危及国家根基的大问题。

接着孙嘉淦分析到：“德是君子独有的，而才是君子和小人共有的，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言谈奏对，君子木讷而小人善于阿谀，这便和“耳习”对应了起来；办起事来，君子拙直而小人乖巧伶俐，这便和“目习”对应了起来；绩效考核的时候，君子往往因为是“孤臣”，没有人愿意替他说好话，还耻于自我表功，而小人善于迎合上意还善于表现，这便于“心习”对应了起来。小人利用其长处专门投合上意，君王沉溺习以为常的感觉而不自觉，听到小人的话都是自己想听的，看到的小人的行为都是自己赏心悦目的，用起小人来感觉顺手并且能很好的贯彻自己的意志，于是乎小人没有叫自己就走到了身边，君子没有赶他们走就自然而然的疏远了。一旦形成了“亲小人远君子”的局面，后患就不用赘述了”。

在封建帝制时代，说这些话是需要勇气、智慧和时机的。孙嘉淦就说到：我说这些话是因为“三习”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才敢说的，如果“三习”已经形成，就会知道也不敢说，说了您也听不到或者听不进去啊。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民主共和时代，各级领导干部都有任期换届的限制，形成“三习一弊”的土壤已经消失。但我们目前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前所未有的极盛之世，认真读读这篇《三习一弊疏》，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政治素质也还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孙嘉淦开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是：不自是，就是当权者不能太自以为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

如果我们的各级干部都能做到不自是，从而“预除三习，永杜一弊”，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欣赏君子，保护君子，就一定能形成一个风正气清、人人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太平盛世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