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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我国的历史和戏曲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套路：当一个奸臣要谋害忠臣的时候，经常都会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手执尚方宝剑，所谓“上斩庸碌，下护百姓”，让忠良之士得到沉冤昭雪。而“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也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了“高于王权”的神圣权利。 在20世纪80年代，河北承德举办的“全国挖掘博览会“上，河南展出了一把”尚方宝剑”，上面写着“救赐兵部尚书”以及“先斩后奏”这几个醒目的大字，由此也可以证实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尚方宝剑”，也许，并不是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杜撰，那么这几个大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尚方宝剑的得名与出处“尚方”本来只得是古代掌管宫廷饮食的一种器皿，皇帝的御用宝剑都是由此得名。 在秦朝，“尚方”属于少府管辖统治，而“少府”属于古代的九卿之一，职责主要是管理和制造皇家生活的起居和生活用品，在清代的很多影视剧作品中，都有”内务府“的称谓，其实也就是由”少府“这几个字衍生而成的。 在秦汉时期，少府所属尚方令及尚方丞，”令秩六百石“，主要掌管皇上的御用刀剑的器物。 在唐人杜佑所著作的《通典》中，称汉代分为中、左、右着三大尚方署。而出土的相关文物中的线索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尚方，所造钟、鼎等器具；  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着。“也就是说，工管就是尚方属的工匠，所制造的物品都归于尚方，工匠的地位比较低下，每天的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然而，这些地位低下的工匠们却制造出了难以计数的珍馐物品，在特权高压和统治之下，也为中华文明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尚方宝剑是中国古代政治集权时代的产物，也是皇权至上的象征和标志，在明代刘伯温的《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也要这样的解释：”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这种制度的思想和法律施行主体的工具，也暗示着朝代皇权制度下统治者个人权利的扩大。 到了民间，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也进一步对其塑造了艺术性的加工，使其成为了忠臣良将所拥有的伸张正义的法宝，一方面是对于法律公正的渴望，另外一方面也是反映了对于皇权的畏惧心态。  免死金牌真的能够发挥”免死“效用吗？说到尚方宝剑，不得不提”免死金牌“了，这个词语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端倪，在权利的象征和影响力方面比尚方宝剑要弱一些，但是就本身的作用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  说到这个词语，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水浒传》中的柴大官人。柴进作为书中为数不多的血统尊贵的后周人，在传承了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后送给他们的”免死铁券“，《水浒传》中有这样的记述：”那些捕盗官军，那是连“正眼儿”也不敢看看的。因此他专门招揽天下好汉，不管你是“做下十恶（不赦）大罪”，还是’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库府的财物‘，他都敢藏在庄里。“  虽然施耐庵在此处略微做了夸张，但是不得不承认免死金牌的作用了。在北宋时期，一般的”丹书铁券“都是皇帝奖赏给在朝廷上有过大功绩的功臣，而柴进作为后周的皇族，拥有着一张”免死金牌“就拥有了不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尊崇。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免死金牌的记载也不少，唐朝时期，唐庄宗赐给李继麟、郭崇韬以及李嗣源三人免死铁券，结构三人相互遭到了猜忌和排挤，最终不幸殒命。 这三个人均为朝廷立过了赫赫战功，尤其是郭崇韬，在平后梁的过程中功劳居于首位，但是在遭到李存勖等人的猜忌之后，最后惨死，结局可谓是悲壮。  皇权和君权的制衡工具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丹书铁券作为皇帝对功臣（特别是武将）的收买，功臣也需要它作为一种功绩的肯定，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稳定皇帝和权臣之间的制衡关系。 但是位居高位的皇帝也面临着”无人之巅“的落寞和敏感，他们心中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既要倚重大臣，同时又不需要对这样权臣进行提防和监督，这两者之间很难做出平衡。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对权臣的制衡策略，作为臣子来说，内心也和君王面临着同样的矛盾：既想要建立不世功勋留名千秋，又忌惮”功高震主“，于是很多的功臣不得不在隐忍和守拙中如履薄冰。  而”丹书铁券“制度的建立可以让这几组矛盾在表面上得到了缓和和平衡，却没有能够撼动历史中君臣矛盾的本源。大臣们因为得到了免死铁券而备受皇帝的信任，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其他朝臣的嫉妒和排斥，正所谓”树大招风“，能够立于风口浪尖上的臣子危险度也远超过其他人，而一旦大臣建工之后恃宠而骄，那么必然会给日后君臣矛盾埋下隐患。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卫灵公和臣子弥子暇的事件，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一个问题，无论你有多么被信任，当日后的失信到来之时，之前的信任都有可能会成为你日后责难的口实，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样的信任永远都是短暂的，唯有明哲保身才是正理！ 综上，在个人权利逐渐扩大膨胀之际，相关的”免死“法规很有可能都成为一纸空文，臣子的生杀权利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尚方宝剑和免死丹书一样，有的时候也只是政治需要的一种道具和高明的制衡手段而已！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 2，司马迁《史记》 3，刘伯温,《赠周宗道六十四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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