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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一种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哲学来看，中国本土的哲学关注人伦世范和现世的人生哲学，轻视宇宙生成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心性论；重视经验认识，轻视概念剖析与逻辑思维，在哲学结构与方法论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缺陷。佛教哲学则善于运用概念与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本体、心性等问题进行细密的分析，这正好补充中国哲学的不足。宋明理学以《四书》为要典，以心性论、本体论为核心，以体用为范畴，深入探讨理与事、心与物、心与性等问题，形成精致的面貌全新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就是充分吸收了佛教哲学（重点是禅宗）养料的产物。此外，佛教对诸如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都体现了较高的辩证思维水平，对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做出了贡献。 从语言文学来看，佛教在音韵、文体、文学意境、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中国的语言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梵文经文的传入，也将印度的声韵理论传入中国，受其影响，南朝的沈约等人发明了“四声”，将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人，并依此归纳出“八病”（作诗时应在音律上避免的八种毛病），应用于诗歌，形成文学史上以讲究声律为特点的“永明体”。声律的讲求，直接推动了律诗的产生与繁荣。佛经的大量翻译，导致了翻译文学的出现。这种文体，对于后来白话小话的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变文、俗讲、平话、评书等俗文学的创作与繁荣。佛教般苦学的日益流行与大乘空宗的思想观念，为六朝的诗歌创作开拓了诗境，形成了意趣恬淡、意境玄远的山水诗。唐代禅宗兴起，以禅人诗成为一时的风尚，形成了以王维为首的借山水之胜演禅宗之理的诗歌流派。到了宋代，禅宗的流行继续影响诗歌的创作，使“说理”成了宋诗最重要的特征。佛典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寓言、故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不论是六朝的忠怪小说，还是明清的神魔小说，佛教都为他们提供了故事情节与思想内容。 从艺术来看，佛教在绘画、建筑、雕塑、音乐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重视绘画的宣传作用，逐渐出现了表现佛教故事、宣传佛教理论的佛画。六朝时期，佛画占据了绘画的中心地位，曹不兴、顾恺之等人都以精其绘事而著名。唐朝以表现佛教内容为主的壁画创作，非常兴盛，吴道子技压群芳，博得“画圣”之誉。禅宗兴起以后，表现萧疏玄远、超然旷达意境的山水画，也得到士大夫的重视，并演变为宋元绘画的主题。佛教建筑以寺庙为中心，积多种艺术造型于一体，气魄宏伟，结构庄严，在中国各地广泛分布，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内涵。佛教雕塑丰富多彩，既有托体于崇山的石窟寺及巨型造像，也有精致小巧的玉雕、石雕。不论大小，都显示了精湛的技艺和高妙的意态，把中国本土质朴的雕塑艺术，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僧众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音乐，极大地补充了中国原有音乐文化的不足。它借助寺院的节日、庙会等场合进行表演，活跃了社会的艺术生活，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要。 从风俗来看，佛教的影响也非常深。凡生产交易、衣食住行、岁时节序、婚丧嫁娶、游艺娱乐等，无不留下佛教影响的烙印。不仅如此，佛教的信仰已化为中国民众的基本观念，溶人他们日常的举动与言行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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