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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现场，孙洪敏与胡斌（右）。 广东青年画院名家系列访谈·胡斌 项目策划：孙洪敏 访谈记录：黄伟哲 访谈时间：2018年11月7日14：25—15：35 访谈地点：广州美术学院 “艺术家始终处在焦虑的状态中” 黄伟哲：请您谈谈关于青年艺术家浮躁的现象。 胡斌：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更广泛来讲是青年人的焦虑。因为在物欲极度膨胀的时代，他们生存的位置又不太能够找得到，包括工作也是。找不到自己确切的位置，没有定型的状态，处在摇摆不定当中就会感觉到焦虑。 第二，从艺术的角度来谈，青年艺术家首先会面对前辈，面对很强大的艺术传统，要学习；另一方面又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会感觉到焦虑。有人说过创新的焦虑，因为艺术不可能凭空而来，一定是根植于艺术的传承脉络当中，所有人都要学习。但学习完了以后焦虑感就会来，一方面是可能超越不了，甚至达不到前辈的某些技法或者水平。还有则是达到了也很焦虑，怎么样走出来，走出自己的面貌。其实不仅是年轻艺术家会感觉到焦虑，艺术家始终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因此焦虑有生活工作上的，还有艺术探究上的。 既然有这么多的焦虑，既然触及到生活、社会、艺术，这么多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在艺术上不能真实地把自己的状况呈现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思想含量、精神含量不够，表达的画面力度也不太够，缺乏几个方面的努力。如果只是生活的浮光掠影，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跟生存、自身的感受密切相关。 “我不赞同组织性的历史创作。” 黄伟哲：作为年轻人，重大历史题材画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是否应该介入？ 胡斌：我就谈我自己的看法，其实在当下的环境底下我不赞同组织历史创作。真实来讲不可能做好。我不是说历史画不重要，但是在目前的情况，组织性的历史创作很难做好。现在创作这种历史画有多少能够留下来？以前能够留下一些所谓的经典作品，这跟当时的历史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整个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分配的，所有的人都卷进了巨大的组织化的社会系统当中。领导出题目，艺术家执笔，群众提供生活，三者结合，所有的产物基本上都是集体化的产物。我们的现代社会虽然也好像有一个主体的集体在运作，但是大部分还是个人画。在这个情况下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不同的表达趋向，不太可能重新进入到一个高度组织画的创作当中，整个社会机制其实已经不具备这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了。现在的组织画创作实际上是每个人硬着头皮加入其中，并非像过去充满革命理想的年代，每个人像一个螺丝钉，对社会充满了建设的激情，具有被分配到任务的高度荣誉感。 再讲一下历史创作，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中，总体上是日趋多元的，人们对历史有多种看法，因此个人的历史书写非常重要。个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历史书写，给我们提供了更加多面化的历史，同时也给我们当下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而不是唯一的参照，一个标准化的历史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其实历史只是一个原由，现在有很多的改编、改造，不是说胡编乱造，而是找到自己对历史的关切，在历史里面找到自己当下的情感、思想的窗口，由它产生一个诱因，诱发出新的创作力。年轻艺术家本身也不断地从历史里面找到来源，但是我更鼓励个人化地寻找来源，而不是组织化地提意见、规训，拿出集体化的产物，而现在集体化的土壤不存在了，肯定会变成一个尴尬的东西。 2016年7月15日上午，见面·第四届广东青年画院作品展在广东画院美术馆举行。图为学术研讨会现场。 “要有根基，碎片飞过来的时候就知道塞在哪一个格子里面。” 黄伟哲：在当下信息爆炸的环境，青年遇到的问题比我们还多，要如何处理这个关系？ 胡斌：现在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知识碎片化，时间、空间全部碎片化，时间切割成很多份。这种变化带来的是什么？带来人的思维逻辑的崩溃，系统的崩溃。原来接收知识是跟着老师学习，知识是有谱系的，像生长的一棵树，上面长枝芽。先是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然后进入更深更细的局部，头脑里有一个树状的结构。高度碎片化的知识则会使很多人的系统逻辑崩溃，而且知识还在不断覆盖。现在大家所接受到的都是没有连接起来的碎片化的知识，更迭很快，像流沙，这是年轻人要面对的状况。知识接受了很多，但却是流沙般的，不成体系，而当我们要进行深层表达的时候还是要有体系的。 这样的时代怎么办呢？我们既不能够杜绝，也不能抵制，因为现在的交往和工作都是通过这种流动、快捷，及时性的方式在进行。不止是年轻人，所有人面对流沙状的知识状态之下，要有一定的把控力，不能够完全沉迷和受制于这样一个状态，应该要有能动性、自主性。有些人能区别于一般人，高明之处就在于可以能动地把控自己。一方面跟随时代的步伐，而不是去抵制，抵制也是无效的，另一方面要能跳脱开，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系统。有了这个系统的根基，这种碎片化的知识其实对你是有补充作用的；要有根基，碎片飞过来的时候就知道塞在哪一个格子里面。就像有书柜和没有书柜是不一样的，自己有书柜，别人送书给你，你会分类，知道把那一本书放在哪一个格子里面。我们要及时地反应，要有一个跳脱开来的自主把握能力，这对于当下的年轻人尤其重要。要思考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系谱是什么，不能完全沉迷、沉沦在混乱的状态。 2018年11月22日上午，“无涯·第四届广东青年画院学术成果汇报展”学术座谈会在岭南画派纪念馆举行。图为参加现场活动的部分嘉宾合影。 “展览来了之后，要看是否是自己的关注方向，如果是，还要找到更加贴近的切入方式，这是面对展览的总导向。” 黄伟哲：在新的时代之下，您作为美术馆的馆长，看展览应该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有没有通用的公式呢？ 胡斌：每个人看展览需要的信息不一样，可能差别很大。我怎么评判一个展览？因为我们跟艺术家的身份不一样，对于展览，有自己的研究着落点。我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个范围里的研究性展览会比较关注，因为我们要形成参照系，也像对待网络信息一样，首先自己要有一个主打方向，信息来了之后，展览来了之后，要看是否是自己的关注方向，如果是，还要找到更加贴近的切入方式，这是面对展览的总导向。 到底怎么评判展览，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看一个展览选取的艺术家以及作品，如果把他们放在一个历史背景当中，是否是有价值的。一个展览的作品特别难得，即使组织得很差，也值得看，这就是对象重要。第二，看展览的组织策划、展览的组织逻辑关系，学习如何把视觉的材料转变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呈现，一个构成多重关系的知识网络。第三是展陈，比如灯光，标签，视觉设计系统等，而且这个视觉系统要跟整个展览的思路贴合。 黄伟哲：现在展览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看展览，比如说去北京或者是去国外，会不会首先依据个人兴趣，还是选择需要补充的知识面向？ 胡斌：如果到外地或者国外看展览，首先还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导向和自己的兴趣导向，这是第一位的。第二要结合当地的情况，比如来到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最突出的是后印象派的作品，那么虽然不研究后印象派，还是要去关注它最具代表性的这一部分。 “展览相对来说北京和上海多一点，广州要少很多。但从全国格局来讲仍然是北上广，广州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站。” 黄伟哲：广州目前像油画或者当代艺术这块情况到底如何，应该怎么看目前广东或者华南当代艺术？ 胡斌：不管什么类型的巡展，在国内，广州当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很多巡展都会谋求来广东，要么广州和深圳，要么香港。 当然跟北京上海相比，还是有落差，对于巡展，北京和上海的频率高得多，不具体指油画和当代艺术，这是概率性的问题。 这些年来北京、上海当代艺术空间方面发展迅速，尤其是上海，民间和官方投入，都比广东大多了。广东这些年来民间发展也有自己的特色，空间和样式也越来越多，但是总体来讲都是小投入，民间自我组织的投入比较小，力量相对比较弱，跟广东的经济形势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广东这样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比如草根性、混杂性（或土洋结合）、以及某种无厘头的亚文化状态。 这个区域也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深圳的当代艺术迅速崛起，博览会、艺术空间在迅速上升。北京、上海的某些机构或艺术家也部分转移到深圳，这里面包含着对于深圳的一个特别大的期望，尤其是随着大湾区的推动。现在深圳不断被提出来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三极。这个期望跟深圳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再者深圳是一个全新的城市，跟新锐文化更容易结合，不像广州有浓重的官方文化、地域文化的背景。而我的判断是这种期望超过了现状，深圳的现实情况要达到大家的期望值还有较远的距离。不过，广东的未来谁又说得准呢？ 胡斌，197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本科，并入广东美术馆研究部从事策展与编辑工作。200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2010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现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管理学系教授，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 《文化参考报·艺术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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