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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庙祀位的具体位次。古者堂上以西为尊，早在东汉时期，明帝永平十五年就曾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东巡过鲁亦如之，灵帝光和元年又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根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载，章帝元和二年幸鲁祠孔子西面再拜（《后汉书·卷十八》），明、灵二帝时候的情况自当可以想见，但其时的详细祀位之设却不可得知。约略来说，后世孔庙祀位的演变经过，当以唐、宋、明（嘉靖）三个时期为主要代表。唐贞观二十一年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一（一说二十二人）人配享孔子，《大唐开元礼》卷五十四记载了唐代国学释奠的位次情况： 设先圣神坐于庙室内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东北，南向。其余弟子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闵子骞、曾参、高柴、宓子贱、公西赤、林放、樊须、有若、孔忠、琴牢、梁鳣、叔仲会、冉孺、曾点、陈亢、漆雕开、商瞿、司马耕、子张、巫马施、秦非、商泽、郑国、公冶长、澹防灭明、原宪、蘧伯玉、公伯寮、燕伋、秦祖、冉季、左人郢、公孙龙、任不齐、南宫绦、秦商、亷洁、步叔乘、施常、颜之仆、狄黑、漆雕哆、县成、颜路、颜哙、公祖句兹、伯虔、荣旗、颜高、秦冉、申枨、颜辛、申党、公晳哀、后处、曹恤、奚容葴、石作蜀、壤驷赤、漆雕徒父、乐欬等坐，及二十一贤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坐，以次东陈，皆南向，西上（若东陈不容，则又于东壁屈陈而南，西向）。席皆以莞，设神位各于坐首。 根据文字的描述来看，唐代的祀位之设是一种单线排列法，古人亦谓之鱼贯法，即，从祀者皆列座于孔子位之左，一字排开，如果排列不尽，则又“屈陈而南”，沿东墙拐弯再行排列，而孔子正位之右则为虚位。《新唐书·礼乐五》记曰：“先时，孔庙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贞观中，废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正月，即曾勅“诸州孔子庙堂有不南向者，改向正南”，但似有推行不力者。于是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又诏曰：“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唐会要·卷三十五》）孔子神位自此面南而坐，相沿至今。宋代以前，孔庙祀位均设于殿上，宋代开始则出现了两庑之设，专门供奉从祀诸儒。清人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三云：“（宋）太祖因周国子监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又云：“先时，从祀诸贤并列殿上，至《政和五礼新仪》成，殿上惟祀配位、哲位，诸弟子及先儒分列东西舍，是为东西两庑从祀之始。”庞氏一曰宋太祖之时，一曰徽宗《政和五礼新仪》，前后相距一百余年，其结论未免草率，自不待论。然宋代初期的孔庙祀位虽然有了两庑之设，但其位次仍然延续了唐代的单线排列法，即，西庑第一位接续东庑最后一位。对于这种情况，在神宗元丰七年孟子从祀之后，徽宗崇宁三年太常寺即建言：“国朝祀仪，诸坛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东南，西向。若两位亦并为一列，以北为上，其从祀之位又在其后。今国子监颜子、孟子配享之位，即与闵子骞等从祀之位同作一列，虽座次少上，而在文宣王帐座之后，于配食之礼未正，请改正位次，为图颁示天下。”（《阙里文献考·卷十四》）徽宗听从了这个建议。同年，王安石配享孔子庙，位在孟子之次，政和三年又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安石子王雱临川伯，从祀。《政和新仪》成，定释奠以颜回、孟轲、王安石配享殿上；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并西向，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参并东向；东庑，颛孙师以下至杨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林放以下至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南宋名儒黄震记载了当时的祀位情况： 往岁，颜孟配享并列先圣左。近升曾子、子思，又并列先圣左而虚其右，不以相向。震闻太学博士陆鹏举云，初制，颜、孟配享，左颜而右孟。熙丰新经盛行，以王安石为圣人，没而跻之配享，位颜子下，故左则颜子及安石，右则孟子。未几，安石女婿蔡卞当国，谓安石不当在孟子下，迁安石于右，与颜子对，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颜子之下。遂左列颜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几，蔡卞再欲升安石压颜子，渐次而升。为代先圣张本，优人有以艺谏于殿下者。设一大言之士戏薄先圣，颜子出争之，不胜；子贡出争之，不胜；子路出而盛气争之，又不胜。然后设为公冶长，有击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争！汝且看人家女婿！”盖蔡卞安石婿，而公冶长先圣婿也。蔡卞闻之，遂不敢进安石于颜子上，颜、孟左而安石右，遂为定制。南渡后，安石罢配享，宜迁孟子以对颜子如旧制，议者失于讨论，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虚，而颜、孟并列于左。岳珂尝记其事。近岁增曾子、子思，又并列于左，亦未有讨论者，虚右至今。（《黄氏日抄·卷三十二》） 在靖康元年罢黜王安石配享后，正位之侧依然延续了虚右之法，而颜、孟并坐于左。孔庙祀位的最终底定，实则源自中世纪最伟大的儒学复兴者朱子的建言，朱子于绍熙五年撰成《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而对孔庙祀位进行了改进，遂为后世之范本。《朱子语类》记载了朱子对当时孔庙祀位的看法：“释奠，据《开元礼》只是临时设位，后来方有塑像。颜孟配享始亦分位于先圣左右，后来方并坐于先圣之东，西向。……孔子居中，颜孟当列东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东庑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头排起。当初如此，自升曾子于殿上，下面趱一位，次序都乱了。……又云：某经历诸处州县学，都无一个合礼序。”（《朱子语类·卷九十》）根据文献来看，朱子对孔庙祀位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其改进方案是，配位未作调整，但哲位和两庑均以东西相对为序，尤其是两庑祀位，改变了前代虽有两庑祀位，但仍是单线排列的做法。朱子的方案是第一、三、五、七依次于东庑排序，第二、四、六、八则在西庑列位，以此类推，以年代先后为序。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中，对当时新考亭书院的祀位有着明确的记载，可管窥其详：“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西向配北上。并纸牌子。濂溪周先生（东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东二）、康节邵先生（西二）、司马温国文正公（东三）、横渠张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东四）从祀。亦纸牌子。并设于地。”再通过《宋史》的记载来看，咸淳三年的祀典从祀之位虽然接受了朱子的两庑改进意见，而配位依然一仍旧贯。当时其祀位之序为：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东庑，自金乡侯澹台灭明至华阳伯张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庑，自单父侯宓不齐至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并东向。（《宋史·卷一百五》）而后来四配之位的东西相向列座之改变，明儒丘濬曾怀疑与金人制度有关。《大学衍义补》云：“今则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时。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则以颜孟与孔子并列，其后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欤？燧之所见盖北方庙像欤？”（《大学衍义补·卷六六》）丘濬的疑问是正确的，《大金集礼》卷三十六载：“（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迁孟子像于宣圣右，与颜子相对。”元人郝经的《续后汉书》卷八十七又载：“后又升孟子，与颜子左右并配。”宋金之时，四郊多垒，南北隔绝，礼制各行其是，元初亦然，甚至元仁宗延祐三年统一礼制，诏“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时，仍是“定兖、郕、沂、邹四国公列位配侑，东坐西向”（《元史·卷七十六》），但到了明嘉靖厘定祀典发生了改变，丘濬《大学衍义补》记曰“今则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由是而降，遂成制度。 曲阜孔庙大成殿外景 如前言，宋代以前的孔庙从祀之位均设于殿上，当时并无两庑之设。宋代开始专设两庑，以供祀先贤先儒，两庑的位次则以世次先后排序。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五子从祀，即以周、张、二程、朱为序，也主于年齿。但后来又经国子监集议，改成以周、二程、张、朱为序，这则又是以闻道先后为序。历元明两代，孔庙贤儒的从祀位次虽经数次政府层面的订正，也基本形成了“德同论世，世同论齿”的排序原则，但实际并不尽然。据明人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所载，此时五子的位次是周敦颐列西庑第三十六、张载列西庑第三十八，而作为哥哥的程颢却列东庑第四十，作为弟弟的程颐则位西庑第三十九。李之藻认为：“同在两庑，考其次序，固宜德同论世、世同论齿，然而亦不尽然。《史记》所载有子少孔子十三岁，盖自颜路而下，年似最长，乃在东第七位，居其上者尚有十二人；公孙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年似最少，乃在东第十一位，居其下者尚有四十人。”譬如，澹台灭明小孔子三十九岁、宓不齐小四十九岁，其年龄均小于原宪和公冶长，但却分列东西庑第一位。贤儒之中，孔安国和董仲舒都是汉武帝时人，但位在周末的榖梁赤和汉初的高堂生之前。而文中子王通是隋代的人，也位列汉代的毛苌之上。李氏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无非两点：“自开元从祀之初，原未加意考定，亦不依据何书，漫入祠令，遂尔历代相沿，今则载之令典。又经嘉靖重颁，为下不倍闻贵阙疑，惟有肃遵祼将，谁敢意为更正？”但这种情况“令诸先生在庙之灵幸或陟降，而生则服膺其训，殁乃僭躐其祀，能晏然于此否耶？”于是遂建议“今四配东西对列，非其旧矣，礼时为大，则两庑亦以对列为叙，而尊卑从此定焉。东西递互迁跻，复又何疑？今既不可较量爵秩以伤尚德之雅，又不敢轩轾德行以恣月旦之评，独有论世、论齿于义为允。”（《頖宫礼乐疏·卷二》）正是基于这种状态和考量，李氏遂依据史载谱传之先后，对当时的贤儒从祀位次进行了订正，并制成《两庑对列考定位图》附列于疏后。就在李之藻廓清孔庙两庑从祀位次的乱相后，清圣祖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又发布上谕，“先贤、先儒从祀位次，应视其道德为先后，不可援师、弟为定例”（《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再至清高宗乾隆十八年（1753），再次“定两庑位序，按史传年代先后之”（《清史稿·卷八十四》），使得两庑位次重新回到李之藻的方案上来，自此以至清末，再未变更。成书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的《文庙从祀位次考》也记载说：“《朱子语类》云：‘七十二人先是排东庑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头排起。自升曾子于殿上，下面趱一位，次序都乱了。’盖宋时已有此失。明宣德三年，命礼部考正从祀先贤名位颁示天下。国朝雍正二年，命九卿等详议增祀、复祀诸贤儒，并通行直省悉依国子监序列。乾隆十八年，复命廷臣考《史》《传》于先贤先儒，分列之中按年序次，载在《会典》。自是从祀贤儒东西互列，寓先后于对待之中矣。” 北京孔庙大成殿内景 台北孔庙大成殿西配、西哲位 根据历史上历代对孔庙从祀人员的进退，可整理孔庙从祀、罢祀表如下：（主要参考：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清文庆、李宗昉等纂《钦定国子监志》、清庞钟璐《文庙祀典考》、清陈锦《文庙从祀位次考》、黄进兴《犹入圣域》。本文根据从祀者生年先后仅对部分同时代先儒之位次进行了订正，而不同时代的先儒，暂时尊重成说。如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其生年长于南宋文天祥、陆秀夫，但诸书均把其列为元代人，故从祀位次后于文天祥、陆秀夫，今暂从之。特此说明。） 表一：孔庙从祀表（迄民国八年） 一、四配位 二、十二哲 三、两庑先贤 四、两庑先儒
备注：以上从祀先儒明嘉靖以前皆称爵封，嘉靖九年改称先儒某子，清代称先儒不称子。以上诸儒坐次皆按生年先后合东西而总计之，“如东十一欧阳子修看似东十范子仲淹之次，实西十胡子瑗之次也。若胡后欧前又增一位，礼部省文或径曰西庑胡瑗之次，又误推韩子琦于西十二而次司马子光矣。当先移欧位于西十一，递移韩位于东十二，东西互移到底让出东十一，以改位新增者。东西互为先后，而次第秩然。余可类推。”（《文庙从祀位次考·两庑先儒》） 曲阜孔庙东西庑内景。根据图片所示，其位次则明显有误。 表二：孔庙既祀而改祀、罢祀者表 《文庙祀典考》卷四十八云：“明初罢祀杨雄，嘉靖间复罢祀荀况等十人，改祀七人于乡。国朝复祀五人，尚有荀况、刘向、戴圣、杨雄、郑众、贾逵、马融、卢植、何休、服虔、王肃、王弼、杜预等十三人纯疵之。”另按，嘉靖九年厘定祀典时，还罢祀一位申棠：《论语》记作申枨，《史记》则写作申棠，二者实为一人，嘉靖九年据此而去其一，今在西庑先贤之位。此处不再列入。又，清宣宗道光九年曾议准明清之际的大儒李颙从祀，后又奉旨以著述家言阐明心性，未有躬行实践超越等罢之。此处亦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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