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瘗(yi)鹤铭》甫一面世,诡谲缭绕,没有任何人见过完整的拓片，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本记载可供研究。从大文豪、金石学鼻祖欧阳修发端,后又历经元、明、清、民国乃至当代，考订此铭所属，就成了枉费心机的大事而著录史牒。毫无疑问，考证《瘗鹤铭》的书撰者,几乎是绝路。不但如此，书撰者至今还是“连体婴儿”,一般认为撰文者即是书者，书者也是撰文者。 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3年，闲居镇江的苏州太守陈鹏年，趁江水退落残石露出之际,将《瘗鹤铭》打捞上岸。这一壮举给早已崩落江中的石刻一线生机，后人才能有幸看到那残损不堪的躯体。2008 年，镇江市文化局、水利局主持打捞可能散落江中的其它残石；2010年，上海交通运输局千吨位“勇士”号出动,再次打捞。这两次大规模行动几乎一无所获,央视有跟踪报道并制作专题片，轰动当世。 现存于江苏省镇江市焦山碑林的《瘗鹤铭》享受着帝王级别的待遇，那五块字口模糊难以连缀成篇的残石，在专门建造的亭里供奉着。它的书撰作者在天之灵有知，亦可得到慰藉。那么,作者究竟何许人也，让一千多年的学者专家乃至官方如此劳神费力..... 通俗一点说,《瘗鹤铭》所写之事就是某人王辰年得鹤，甲午年这只鹤死了,主人未能实现驾鹤西去的意愿,于是埋葬了仙鹤,“立石旌事”,写了篇铭文。几分真情,几分矫情,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这所谓的瘗鹤之铭，相比文人雅土的西园雅集、兰亭的曲水流觞而言，并非是庄重君子所宜为,未可大事张扬而雅集称颂。 《瘗鹤铭》历代的考订很多,虽然文本仍是残缺不全，却渐渐接近原文。铭文主人虽无定论,仍有成果。书撰者有王羲之、颜真卿、顾况、王瓒说，已经被后世学者所否定，没有异议。皮日休、陶弘景说集中在清代，当代亦有持,然而《润州图经》记载鹤铭早于皮日休,最后只剩下陶弘景了。 《瘗鹤铭》的书撰者指向了陶弘景。 残篇《瘗鹤铭》所记的“甲午”，即天监十三年，亦即公元514年。在这一年,梁武帝萧衍为迎接陶弘景还山，专门为五十九岁的陶弘景建造了朱阳馆。 陶弘景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就是在职丞相也不过如此吧?如果书撰者均为陶弘景,那么，他在铭文中直接说破天监十三年“立石旌事”不就得了，又何必只用干支纪年，有必要那么隐晦么,这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更为可疑的是，偌大的茅山,岂无一只鹤的葬身之地? 镇江一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古代曾名为宜、朱方、谷阳、丹徒、武进京口、南徐州、延陵、润州。临岸远眺,浩浩的江水,阔大无边。北有扬州，南有苏州，且在南京(金陵)和上海(华亭)之间,这镇江是如何镇得住的呢? 精美华丽的金山寺是南北朝梁武帝萧衍的御作,白娘子凄美的故事,与这所寺庙密不可分。何以水漫金山?如果水能漫过金山，那水该是滔天了。北固山临江处的多景楼，米芾的名帖所述之地,不坐在那里,又如何感受“天下江山第一楼”此言不虚?而甘露寺,是刘备相亲的地方,周瑜设下的刀斧手又藏在什么地方? .... 如果我们不做徒劳而无果的考证，而是从典籍到实地进行考察,或许会瓜熟蒂落。那就先从陶弘景与镇江开始。 陶弘景生于南朝宋孝建三年，岁在丙申,长梁武帝萧衍八岁。 公元492年,南朝齐永明十年,陶弘景脱掉朝服，挂在了神虎门，辞去“奉朝请”，戴鹿巾径出东亭。这一危险的举动使友人十分惊诧,劝他:皇上讲究严治,不允许臣子们做这种“高奇事”,恐怕会问罪。陶弘景思考良久,还是给皇帝上表陈情。奇怪的是，皇帝并没有为难他,还赐给了帛、烛等日用品，并有令，按月供给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于是,陶弘景在征虏亭举酒挥别友人,轰动江东。尤其是宜都王亲自送行，竟至情绪失控,两人还“彼此鸣咽”,让众人好不惋惜。想那陶弘景和友人依依惜别后,告别了生活已久的金陵，许久才平静下来,端坐在船头,悠悠荡荡东下，寻觅安身之处，是年三十七岁。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改长江以北为南兖州，长江以南为南徐州，治所在京口(今镇江)。陶弘景到达此地，恐怕得上岸了,再乘船就往华亭走了,他在何时何地下船,史无记载。 从镇江到茅山，地图显示直线距离63公里。 下高速往茅山走,看地图很近,实际行驶在状如羊肠的路上，曲曲弯弯,又似乎很遥远。半路不单未见到人影，连一只飞鸟也不见。道路两侧是树林，幽静得让人发慌。我到达茅山时，山门尚未打开。 这就是闻名天下的茅山,道家的圣地,它曾经叫句曲山。 “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陕西咸阳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汉元帝初元五年走进了句曲山。他们在这里采药炼丹、济世救民。在他们之后,句曲山改为茅山。据《华阳陶隐居本起录》说:“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日茅山。'所以自称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 陶弘景遁入山林之初，就以逍遥的姿态怡然自乐。他弘扬道家学说，所著道家著作丰厚,终为道教上清派宗师。他一生未娶,没有妻室拖累,又形貌伟岸、精神矍铄,行动于山水之间,乐哉快哉!当地的人们以为他是神仙下世，好不艳羡。当皇帝问他“山中何所有”的时候,他答小诗- .首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他真的是要与世隔绝，然后修炼成仙,终了驾鹤西去吗? 非也! 终究，陶弘景不是完全不问世事遁人山林的道士。 人间四月一对于我们的主人公乃至历史,都是个特殊的月份。江南的自然美景自不待言，重大的历史转折,也像事先排练过的剧目一样,依次有秩序地上演。成也四月,败也四月。 四月一改朝换代。 公元500年，身为雍州刺史的萧衍在襄阳起兵反齐,年终围困建康城未克之际，众多有名望的大人物犹豫观望,陶弘景即派弟子假道奉表，后又援引图谶,奉议国号“梁”。公元502年，干支壬午，这年的四月，梁武帝萧行成了南朝梁的第一任皇帝,改元天监。武帝“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陶弘景被人们称之为“山中宰相”。陶弘景一直对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多有赞许。他之前隐遁的原因,也透漏出其对“治国平天下”的渴望:他的所谓“奉朝请”,无员,也不是官位,与他四十岁做尚书郎的期许实在相差太遥远了。他给从兄的信中，直言不讳:“今年三十六岁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 “无自劳辱”一一这是我最喜欢的词语与心态，和王羲之不要“贪冒苟进"异曲同工。人活着，所谓的尊严,所谓的品性，其实是自己的选择,并非别人赐予所致无加选择的“贪冒苟进”,必然得卑恭,卑恭也必然得屈膝,屈膝即“劳辱”也! 史书记载陶弘景为人圆滑，即“圆通谦谨”。他与“竟陵八友”一萧衍 、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伍,大都关系密切。纵观陶隐居的一生,几乎未与任何人正面交恶。和他为友,其谊甚浓而绵长,几乎伴随一生。悼念沈约诗曰:“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浓烈的情感到了至哀无文的境界，令千百年的后人如同亲历。 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也是官迷心窍者断然做不到的。 既然是“山中宰相”,又为国家定了国号,何不把“山中”二字去掉，直接为宰相,岂不省却了冠盖相望的书问不绝。问题在于,梁武帝萧行并没有真的认识到陶弘景的政治才能，也或许,陶弘景并不具备宰相谋略。当参谋是一回事,当参谋长是另- -回事。 大位坐定,梁武帝多次想请陶弘景出山未果。陶弘景画了两头牛奉上,一头散放水草间，另一头戴着金笼头,有人手拉缰绳还用棍子驱赶。梁武帝萧衍是个文武全才的皇帝，当然理解两头牛的含义,他还风趣地说陶弘景是要效仿“曳尾涂中”。 在惠风和畅中，君臣之间或者叫做君民之间的关系也仿佛是在“蜜月期”,然而,世事总不会那么平庸,“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诗句映照了南朝的总体走向，暗示了国家命运的前景，也给梁武帝萧衍与隐居的陶弘景的关系降下了阴霾。 从茅山的山门进去，顺坡而下，两边树木交织。清晨道路恍惚,又无人烟,寂静得让人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我盼望奇迹发生:或许会见到一只鹤悠然觅食。待到了华阳洞,我想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不是陶弘景曾经站过的地方?抬头看一眼右边山坡上的朱阳馆,就盯住了摩崖石刻下面的洞口了。我想那茅氏三兄弟，就曾住那里呀!但在那里住着,看不出舒服,让人联想到的只是压抑与憋闷。 观洞台的平台上,有历代华阳洞摩岸石刻图片，无法接近山体观摩,看图片也聊补无米之炊。有好多字的形态,接近《瘞鹤铭》的体势。 “甲午岁化于朱方”--这句话不难解释 ,就是在朱方那只鹤死了。 我的疑问是,若是陶弘景养鹤,放养在茅山就行了，哪里有必要带着鹤去镇江呢?在(梁)陶诩的《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宋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唐)李延寿的《南史》(唐)姚思廉的《梁书》乃至其它诸多文献里,不但没有陶弘景带着鹤到处溜达的记载，甚至镇江陶弘景也很少去。重要的记载在《南史》中有一次:“后梁简文帝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异之, "陶弘景与梁简文帝之间,那种敬重的关系贯穿始终。依我的浅薄理解，这所谓的化于朱方,大而化之,是谓这个管辖区而已，并非一定是那只鹤死在了镇江府上。 “壬辰岁得于华亭”一一话虽然一句， 却蕴藏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又是四月一信仰骤变。 公元504年,梁天监三年四月初八日,梁武帝舍道人佛,并在佛前忏悔下了诏书,说耽事老子，染此邪法,要迷途知返了，明确说道教是邪教。问题是他的好友、“山中宰相”陶弘景是因为崇信道家而隐遁山林的,他们的关系又将如何呢? 是的，陶弘景处在了尴尬的境地。如不出意外,陶弘景也得像其他道土一样，卸妆还俗。然而,万事皆有意外，梁武帝并没有敕令让陶弘景放弃信仰。相反,还给了他重要任务--炼丹。
梁武帝文武全才,并非荒唐的皇帝，然而，他在以佛教为国教的同时，还要享受道家的炼丹术成果。他给了陶弘景黄金、朱砂、曾香,雄黄等等,果然炼丹成功。那所谓的丹药如霜雪般颜色,服用后身体轻盈。但偶然成功，并不代表总会如愿,其后,陶弘景再也没有炼成仙丹。尽管武帝还让别人替他炼丹,但他不敢服用。 陶弘景的信仰被嗤之以鼻成了邪教,还要利用他的信仰炼丹,这与“山中宰相”实在是大相径庭,与他自幼所倾心的道家人格相去甚远。但武帝丹药的需求,又在他一人身上。他想以死了断,却得顾及追随他的徒弟们，他在精神折磨与肉体劳顿的双重重负之下煎熬....
依然是四月一逃走的四月。 公元508年，梁天监七年四月一还是一个人间四月天。无论如何,谁都不会忘记四年前的那个四月, 梁武帝舍道入佛。茅山的天，茅山的水,茅山的地,还有那岭上的白云，再也没有了原先的模样,陶弘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怡悦了。整整四年，他在友情、修炼折磨、殚精竭虑中苦苦挣扎。 四月天一这是江南最为惬意的月份。热浪与潮湿还没有袭来，而山间的草木，早已生机勃勃。留恋这等美景,享受这个季节，是谁都不会拒绝的。然而,陶弘景却不再留恋,痛下决心,带着两个信徒，托言静斋,化名王整官，号外兵，夜半之时,悄悄离开了茅山- -这相当于逃跑。 “夜半钟声到客船”一陶弘景离开了他的圣地,流浪到了永嘉楠溪青嶂山、霍山、木榴屿。从天监七年四月到天监十一年十月，离开茅山这四年 多的时间里,“田少乏糠”,又有“寇掠充斥”,生活艰难不算,不时还有生命危险。 陶弘景失踪的四年多的时间里，梁武帝萧行又当如何呢?他虽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却也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陶弘景。他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了木榴屿，而此时的陶弘景，早已造屋，准备住下去。这是司徒慧明断然不敢答应的，他不召回陶弘景,难以复命。于是，陶弘景“相随而还也”,结束了他四年半的流浪生活,史称“远游”。
老友、现任皇帝如此有情有义,并没有记恨他出走逃跑的行为，还派人在荒屿找到他，无论如何,陶弘景的感动大于出游的动机。于是,他在郁县即今宁波礼阿育塔,自誓受戒,也算是对梁武帝以佛为国教的一种妥协。陶弘景从宁波即郎县回返句容茅山,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太湖东岸或者西岸。根据文献显示,他走的是太湖东岸,由宁波渡海至嘉兴、苏州、常州。 新近有学者认为，“王辰岁得于华亭”，十月从木榴屿出发,陶弘景根本没有时间到华亭去买鹤，其实是误解。误解之一是,得于华亭,并不一定是购买，也许是人禽相惜呢!误解之二是，这所谓的华亭即现在的上海松江,陶弘景不一定就得到沪。松江山水佳境，山为浙江天目山余脉，谓之“九峰”;水为长泖、大泖、圆泖,谓之“三泖”。三国陆逊曾为华亭侯，并非只是现在的松江区，这个地域都可以泛指华亭。按我的理解,这都不是问题。以陶弘景的学识,他一定知道《平复帖》书者陆机的遭遇,那也是君臣间的相遇。无论那只鹤与他在哪结缘,他都会想起陆机临刑前“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凄婉与悲情,也完全有理由写下“得于华亭"的笔墨。
从新建的朱阳馆下来回返，打算兼程去焦山《瘞鹤铭》所在地。 从宁波即都县渡海如在平湖上岸，经苏州、无锡走太湖东岸到达常州即晋陵，直线距离不足350公里，即使是走旱路绕行绍兴、杭州、宜兴走太湖西岸，直线距离360公里。我们认为他是渡海走太湖东岸,除了私心向往那华亭鹤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如果走西线到达了紫砂的故乡宜兴后，可以走溧阳直接到茅山，而没有必要再到晋陵即常州了。再次,也不要低估了梁朝的交通工具，以皇家的财力与派头,应该会水陆兼行,而不会坐牛车赶路。 陶弘景到达晋陵,圣旨也到了,让他迅速进京面圣。这种急切的心情，在《华阳陶隐居内传》中表露无疑:“道中书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晋陵,辞以疾，乃还华阳。” 梁武帝萧衍有多么想见陶弘景呢!他会有多,少朝政大事,想听听陶弘景的远见呢!
是的，国家的确有极其大的事,那就是《梁书·武帝本纪》记载的“是岁作浮山堰”。淮河上修建的拦河大坝，目的在于水淹魏军,位于安徽省五河、嘉山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的淮河浮山峡内,是淮河历史上第一座用于军事水攻的大型拦河坝，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工程。工程浩大,其难度比修筑万里长城要大得多。在陶弘景到晋陵的时候,大坝早已动工，而此时再让他卜卦吉凶，则是难以扭转乾坤了。他对此工程无言以对，既阻止不了，也无理由赞同。在武帝与陶弘景的纪传中均无两人关于这件事对话的记载，这只是猜想而已。 陶弘景最初向往的是尚书郎，向往的是与君共谋天下，然而他进了山,当了陶隐居,当然,他还可以著书立说。但正当在他用心于老庄哲学的时候,，道教成了邪教,他还得用这所谓的邪教为邪教的判定者炼丹。他的出走或者叫做出游、远游,多少有点负气的成分,甚至就是负气。难道普天之下就没有我陶弘景一个安静的地方么,就没有一个让我专修道教上清的地方么?就让我做一辈子曳尾涂中的那只龟行不行? 很显然,不行。
梁武帝火眼金睛。哪怕陶弘景藏匿在深山老林,哪怕躲藏在没有人烟的小岛,梁武帝都不会让他彻底消失在视线之外。这不是抓捕,也不是如来的掌心，是八抬大轿,抬着他来。道教成了邪教,而陶弘景的信仰，陶弘景的修炼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如果陶弘景有道观的话,仍旧可以照常运行,并没有被打个稀巴烂。陶弘景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多少有点投桃报李的心境。尽管如此,他也不能肯定，梁武帝是他的朋友，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后世学者对他自誓受戒往往诟病为佞佛。但当年他几乎以死相拼,他隐姓埋名出走,逃到天边海角，无论是吃糠咽菜,还是饱受盗贼的侵扰,他都没有消沉而无所事事，仍旧在上清派的路子上走下去，还能怎样呢?他把他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他又不想伤害他的老友武帝萧衍。这一切,又让陶弘景怎么见萧衍呢?他见了皇帝,是相拥而鸣咽,还是论战佛教成为国教的不妥，还是讨论道教的真浩呢? 这让我立即想起被后世十分推崇的明代书法家、画家徐青藤徐渭。他可以立即与对他好的朋友、恩人翻脸,也会在癫痫发作时,杀死他的老婆。相比之下,仅仅谈论为人,我们更需要陶弘景,而不愿意有青藤在身边。
公元513年，梁天监十二年，岁在癸已，七十三岁的沈约撒手人寰，这让陶弘景沉痛不已。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其才华学识并不在陶弘景之下。他与陶弘景的友情致密,一首《酬华阳陶先生》足可表明二人的亲近,诗云:“三清未可觌，一气且空存。所愿回光景,拯难拔危魂。若蒙九丹赠,岂惧六龙奔。”自从陶弘景隐遁山林,沈约在最为得意之时，也曾真挚相约出山，陶弘景没有答应,继续修炼。 沈约走了,陶弘景应该嚎啕大哭,然而,他没有，他把嚎啕释放成“并洒秋风前”的数行泪,而这数行的泪,已经“不落十余年”,正是他这十几年心迹的写照。心里苦啊!又有几人能懂得呢!陶弘景不去进京面君而是决意还山，甚为合情合理。陶弘景与梁武帝萧衍的关系进入了极为微妙的阶段。 天监十三年,岁在甲午,那只华亭鹤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了。《瘗鹤铭》文曰:“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就地掩埋,就有了埋葬仙鹤的铭文。梁武帝给陶弘景建造朱阳馆并于翌年冬天落成，敕书让陶弘景搬进居住，他三次推辞。以陶弘景的心境,他依然不能完全相信武帝萧衍会放过道教。他将《瘗鹤铭》文，派人呈上武帝，想试探萧衍的反应,这等于是变相询问武帝,是否还允许道家继续存在F去。史无记载，估计梁武帝并没有回复。他不得不再次试探。于是,在此后的天监十五年,就有了《上武帝论书启》和梁武帝《答陶隐居论书》。武帝与陶弘景的书论,并非泛泛之谈，许多名言都出自论述之中。君臣之间不再那么遥远,仿佛-切都在恢复之中。然而,再也没有冠盖相望的情景了。
梁武帝自从将佛教立为国教，佛教即弥漫天下。梁武帝先是身体力行,不再接近女色, 继面敕令不得杀生。南北朝时期，南北都有大一统的夙愿，于是导致战乱频仍,哪里有不杀生的道理?他所谓的不杀生,无非是佛殿供奉用素食,人药之物也用植物代替动物而已。更为出格的是,他以皇帝之尊,舍身人佛，还美其名曰“皇帝菩萨”。这所谓的“皇帝菩萨”，是真的要当住持的,并且弘扬佛法,讲授经文。数日后,经大臣们出钱把他赎买回来,他才继续当皇帝一荒唐至极。 如果作为普通人,未为不可，然而，毕竟他有一国的重任与职责，即使日理万机,也未必能国泰民安。据记载,那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僧侣有十万之众,而农桑荒芜,军备废弛,全国大事即礼佛参禅。 这让陶弘景优心不安,他派弟子潘安文进星《周氏冥通记》。这一-举动得到了武帝的批复,肯定了冥通的真实性。也许武帝知道了陶弘景依然有进一步弃世的打算，或许武帝还需要丹药，这使得陶弘景的道观没有被废弃，他的信徒们也没有被遗散还俗。然而,君巨关系的渐渐疏离，自不待言。既然武帝对茅山网开-I面,陶弘景再次投桃报李，精心冶制宝刀两把呈上皇帝,一曰“威胜”,一曰“善胜”。武帝甚为珍爱,几乎作为镇国之宝。
再度四月——公元531年，梁中大通三年，岁在辛亥。事有凑巧，又是一个四月天，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薨,立晋安王萧纲为太子。梁武帝将陶弘景给他精心制作的宝刀赐给了太子，这让太子谢恩父皇的同时，更为敬重先生陶弘景。 《瘗鹤铭》文的题目存有“瘗鹤铭有序”和“瘗鹤铭并序”两种记录,都讲得通,不必赘言。接着下面另起一行，就是“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后世学者谁也不愿意正面公开讨论这个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历代考证其作者的名家学者，都将书撰者混为一谈。无论将《瘗鹤铭》所属给予王羲之、皮日休或是陶弘景,毫无疑问地全盘安在一个人身上，让人好不奇怪。没有人署名说这是我作的文章,然后再起个名说这书法也是我写的，如果想表露这个意思，写某某撰并书即可。“华阳真逸"不用说，这是《瘗鹤铭》的撰文者,这个所谓的“上皇山樵”，并不是铭文的主人，而只是书写者罢了，历代大家怎么会都不知道撰和书的区别呢?是不注意,还是故意躲闪?
有考证书法作者的，除了仍旧把撰文者归结为皮日休或者陶弘景外,没有任何其它思路,于是又考证“上皇山”的所在位置。遍查典籍,尤其是《山海经》地理志》,古往今来,华夏大地确乎没有“上皇山”那座山，于是进- ~ 步牵强附会。典型一例是(清)吴东发《瘗鹤铭考》说:“查地志无所谓上皇山者....元始有上皇天地之称，是华阳之教始自上皇，以之名山，隐喻华阳也。”这意思是,茅山的华阳就是上皇山..... 我认为,没有上皇山，即使有,也不可能与《瘗鹤铭》有任何的关系。 “华阳真逸”和“上皇山樵”是两个词组,“华阳”是地名,“真逸”是号;“上皇”是称谓,“山樵”也是号。那么“上皇”是谁?天下又有谁配得起如此的称谓呢? 显然，陶弘景不配使用或者说承受不起“上皇”这个称谓，可以断定,《瘞鹤铭》的书法者绝非陶弘景。也不用以井栏的题字与《瘗鹤铭》书法风格体势相近来考证它的书写者是陶弘景了。
如果《瘗鹤铭》撰文者是陶弘景,那么,紧接着又出现了问题。他不可能用“华阳真逸”代替他的真实姓名或者字号。 公元536年,梁大同二年，岁在丙辰,陶弘景卒于茅山梁武帝给他建造的朱阳馆。《南史》说他没有疾病，弥留之际还作了《告逝诗》，极为从容地离开了世间,年八十一岁。诏赠“中散大夫”，益日“贞白先生”。邵陵王萧纶撰《梁解真中散大夫贞白先生陶隐居碑》文。至此,和《瘗鹤铭》的撰文者“华阳真逸”只有一字之差。陶弘景对外文书的函札往返,在隐遁茅山之后,自称“华阳隐居”。“真逸”“贞:白”“解真”乃至别人给他的尊称“真人”，“真”字到处都是。虽然梁武帝萧衍和邵陵王萧纶父子不顾及其父亲“陶贞宝”的名讳在他死后封谥“贞白先生”,但他自己若是称“华阳真逸”，他就有不孝之名。 《瘗鹤铭》的书撰者究竟有多大的隐情,又有怎样的苦衷,何以如此的隐晦呢?让我们隐隐约约的萧衍，除了反思反省检讨,就是得尽量理清后事了。可是,又有什么好理的呢!他还是不会轻松地死去,他还是不能放下国家的过去。 侯景和陶弘景,名字中都有个“景”字，这“景”字,无论好坏，都让他刻骨铭心，系于国家和他自己的生与死。他对举国信佛,对于陶弘景,对于佛教与道教，又有怎样的反省呢?
“威胜”与“善胜”，这是陶弘景对他过往的称赞与肯定,以陶弘景对世事朝政的熟谙与洞悉，有没有对他今后执政的期许与祝愿呢?他曾经威胜过,更以他的文武兼备善胜过。问题是,此时此刻,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胜了, 更没有机会善胜了。如果萧衍翻检陶弘景与他的函札往返、《瘗鹤铭》的铭文，会多多少少冲淡寺庙香火的熏烘与钟磬的缭绕。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通顺的话，那么，他书写一遍《瘗鹤铭》文，并非是奇怪的事情。因性情钟情于书法的人物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和状态一随手书写或者抄录,可以慰藉失落的情绪，以满足心理的需求。这随手之作,这发自内心的书写，更有可能成为经典。《兰亭序》如此,《祭侄稿》也是如此。前者是诗集的序言，后者是一篇激情澎湃的祭文而已。 一贯钟情于钟繇书法的梁武帝，以他对书法的洞达,以他存世手书《异趣帖》深厚功底,写《瘗鹤铭》那个水准的书法,似乎并非难事。武帝存世书法《异趣帖》，乾隆御笔释文曰:“爱业愈深,一念修怨,永堕异趣,君不... 这《瘗鹤铭》残卷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呢?这是一种怀念,这是一种反思，还是武帝对自已的最后救赎。
午后，到达象山广场。隔江而望,焦山就在对 面,江中孤山一座,甚是奇异。罗勇来先生给我介绍焦山碑林博物馆长J超先生，我乘坐轮渡去找他。就要到焦山了,就要亲眼看见《瘗鹤铭》原石了,那期待,让我这个老夫仿佛成了青年。 存放《瘗鹤铭》原石的亭子外观设计非常精巧,仿如古建筑。里面很大,那五块残石就嵌镶在人工的山体上，字迹隐约可见。看到古人留下的遗迹就在眼前,如何不让人激动呢!而这激动之余，不免有些嫉妒。室内清洁一尘不染,温度舒适,你不得不佩服当地对于文化古迹的珍视。我家附近的封龙山上有个汉碑堂,《祀三公山碑》就躺在里面,还用铁链子捆绑锁着形同死囚。《祀三公山碑》无论从中国文字史还是书法发展史看,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是,它没有焦山《瘗鹤铭》残石那么好的运气，这真有晏子“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感觉。问题还在于,《祀三公山碑》不仅是橘子而且是贡橘,为啥处境是那么地酸楚?
摩崖石刻书法,遍布大江南北。泰山、武夷山、丹霞山、秦岭、响堂寺、舟山普陀....三山五岳,游人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呈现,少有专门研究。“中国摩崖石刻书法群”的实地考察一有文化、历史、人文、艺术四重价值并形成规模,《瘗鹤铭》在“焦山摩崖石刻书法群”考察范围之中。诗人、书法家旭宇先生鼓励我著书《瘞鹤铭》，理清补全铭文,考证作者。一千多年聚讼纷纭的悬案,我也不会有超人的能力。因此,我不做考证,做文献和实地考察。对古今所有学者，无论考证的正确结论，还是错误的判断,都给予足够的尊重。 “通经博古,世其家学,专心六书,尤嗜金石文字”的张昭考订的铭文，是实地考察三天后补订的。他还做了《瘞鹤铭复原图》,相当严谨,并对水中露出的石面做了拓片,与原作应该最为接近，比较可信。通过现存的五块残石看,张召本的确理顺了流传下来的各种混乱版本失序的铭文。本文考察的铭文文献,以此为蓝本。下面铭文框内字是根据别的版本补上的，未必准确。补“纪尔岁辰”四字，多为人不允，如补“西竹法里”更为后人不从，但根据前后文衔接，“纪尔岁辰,厥土惟宁”比较通顺,符合整篇文风,姑且存之。“等”字原为“竹”字,替换为“等”。替换和根据其它版本补字共计13字,勉强算是史上没有空白字的版本了。 瘗鹤铭有序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门去鼓，华表留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语鸣。纪尔岁辰,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扁。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山阴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条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
依我愚钝的想法,如果是陶弘景撰、武帝萧衍书,绝不会有“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条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这两行,这两行是后加:上去的。陶弘景不避讳高堂、梁武帝自称“上皇”，都与中国文化传统不相符。书撰者若是一个人,在古代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文人都会书法,就像今人使用硬笔- -样。如果书撰者同是陶弘景,那么，正确的署名是:华阳陶隐居撰并书,这是最简约的了,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再编造另一个“上皇山樵”书。 实地观摩,这两行是后补的想法就更加强烈。尽管字口漫漶,又经千年反复折磨、剔凿、别刻，与原作相比早已经失真,然而,那艺术的原种并不会销声匿迹。 浮玉崖壮观亭上有米芾诸多名家的题字，往前走即可见到一块巨石，人们通常称它为“雷轰石”。据说,这块石头的位置就是《瘗鹤铭》落水处。上面山体上，就是历代闻名的摩崖石刻《瘗鹤铭》的原来处所。我一直对雷轰的说法不以为然,如果: 科学可以鉴定那些石头是否遭到过雷击就好了。铭文中说，在这座山下，选择一块高而干燥的地方,埋葬了仙鹤。这焦山江水环绕,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尤其夏季,大雨滂沱,山水倾泻,又有江水波浪翻滚,冲刷岸基,哪里有干燥的地方?况且,焦山石质密度很低,山体表面仿佛石块堆积，山崖石头还崩落江中，掩鶴之冢随时都有可能被山水或者江水冲毁,何以虔诚?华亭鹤的禽冢绝非在焦山，而在茅山更合理。
疑问颇多:大致从公元514年算起,到1048年丹阳郡守钱彦远得江中残石并建“宝墨亭”为止,在534年漫长的时间里,历经了南朝陈、隋朝、唐朝和北宋部分，为什么就从来也没有人见过完整的摩崖石刻在山壁之上?难道五百多年历代大家都熟视无睹,从来没把《瘗鹤铭》摩崖石刻放在眼里?非得等崩落江中捞出一块来才宝贝似的建“宝墨亭”?唯一的解释是,摩崖石刻《瘞鹤铭》完成之后，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使得后人第一次看到它,就是残存于“壮观亭别刻”鹤铭的上半部分内容,绝非鹤铭遭到雷击而崩落江中。 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这所谓的《瘗鹤铭》竖写行文，竟然从左边开始，也被浮夸成行文排版“奇特”。这就是个低级的错误，不能原谅也几乎不能犯的起码的常识性错误,有违基本规矩的错误，根本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大字无过《瘗鹤铭》”——此摩崖石刻在黄庭坚眼里是为世间之最,可想而知,工程之巨大。大致磨平山体，直接书丹或根据小字放大描出字形，然后刻凿。这个工程需要脚手架,不然没法操作。无论古往今来的考证者将作者给了谁，他们都不可能到焦山直接书丹。种种迹象表明,《瘞鹤铭》摩崖石刻是一一次秘密行动。我说它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是因为,这么大的动静,历代史籍包括地方志乃至人物内外传,没有丝毫的记载;书撰者姓名字号又是隐蔽暗指;只用干支纪年而不敢堂皇用朝代纪元;文本叙事含糊其辞地有意回避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如此种种，逼迫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过往的年代，那个可能发生别样故事的年代。
惊心动魄的四月--- 公元549年，南朝梁太清三年,岁在已已,震天动地的大事频发。多少有点宿命的感觉，还是-一个四月天，梁京城连续两次发生地震。“一念修怨”,让梁武帝萧衍万劫不复,四月刚刚过完,饿死在了净居殿,迁棺至太极前殿终年八十六岁。同年底,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
世间已无先生陶弘景,如果他在世，纵然不能柄握朝政、左右乾坤,却可以在危难之际给萧衍个指引。时局混乱动荡,南梁朝权柄其实已经旁落，皇家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侯景手中一杀害 太子、王子等二十余人。梁简文帝萧纲在梁武帝萧衍驾崩之后即皇帝位,梁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到太清五年十月遇害,在位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实际上就是侯景的囚徒。
诸多的惊悚事件,悲惨的处境,让梁简文帝萧纲如何不深深怀念先生陶弘景呢?梁简文帝曾经所作的《华阳陶先生墓志铭》,本为官样文章的悼念之作。就是在这官样文章的墓志铭里,深情与怀念也得以隐隐的表解。在“华阳洞陶先生蝉蜕于茅山朱阳馆”之后,他在铭文中说:“真以归空为美,道以无涯为真....无名之道，不死为.......郁郁茅岭,悠悠洞天。三仙白鹤,何时复还。”以皇帝之尊位，呼唤白鹤的复还，暗示我们他早就知道鹤铭。这里的“真”，与华阳真逸的“真”，又有什么区别呢!陶弘景号“华阳隐居”，此情此景,站在简文帝的位置,将“隐居”改为“真逸”,再确切不过了。而“上皇”，只有站在简文帝那时的位置才会有如此的称谓，是在位的皇帝对驾崩的父皇或者太上皇才能有的恭敬。“上皇”配搭“山樵”，说明简文帝更愿意他的父皇不是被饿死的，即使成为砍柴的樵夫,也强于惨遭毒手,含泪而作“上皇山樵”。这个称谓非“梁武帝”莫属。“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隐含多少无奈,隐约间似隐似现。
侯景弑杀了太子以及诸多王子，而萧纲的命侯景何时来取呢?作为侯景囚徒的梁简文帝,他能干些什么呢?在他被囚禁的日子里,曾愤然于墙壁写道:“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数至于此,命也如何?”不称朕而以字自称,是因为他早已经不把自己当皇帝看了，他更愿意成为一个土人，远离这宫殿的大监狱。他更向往茅山,更为敬重的是他尊称先生的陶弘景。 依《瘗鹤铭》的原意,是要在兹山之下鹤冢旁立石的。现在焦山的摩崖石刻,可以即名为“石刻”或者“刻石”，更准确的叫做“勒石”或者“上石”，“立石”二字不够准确。不要认为这是古人的疏忽,这仅仅是无奈和时差造成的。
如果陶弘景所作《瘗鹤铭》仅仅为武帝因怀念、反思而抄录,侯景不但看不懂,也不会对一张纸片有什么兴趣。但翻检文案,看到父皇的手书，曾经著作过《老子义》《庄子义》的简文帝,如何不动容呢?而此时, 在忧愤与怀念双重的簇拥之下，他完全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将《瘗鹤铭》刊石,这也是他唯--能做的大事了。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最好不被侯景发现，即使发现，也不会给参与者造成杀身之祸。于是,他另纸写下了“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至于后补于五号石的“条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则完全是自我封号。无论征君、外仙尉还是真宰，都是一个愿望而已,并非可以作为官职考证的官衔。
从所谓的雷轰石仰望《瘗鹤铭》原址，看那并不坚固的山体,想象着遥远的年代。奉简文帝之命将《瘗鹤铭》刊石，这只是猜想而已,没有任何记载。如此隐匿书撰者,如此的行文隐晦,如此的勒石诡秘,只有是在非常状态下,才会发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乱而急迫的,应该是前面书丹，工匠即跟着在后面凿刻。也许将“瘗鹤铭有序”和“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凿刻之后发现顺序错了，也就将错就错吧!或许，为掩人耳目，故意排错,让人一时难以读通，免于祸端。我更倾向于这是个故意的错误排版,而非慌乱之下所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际,为简文帝做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于玩命。
从所谓的雷轰石仰望《瘗鹤铭》原址，看那并不坚固的山体,想象着遥远的年代。奉简文帝之命将《瘗鹤铭》刊石，这只是猜想而已,没有任何记载。如此隐匿书撰者,如此的行文隐晦,如此的勒石诡秘,只有是在非常状态下,才会发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乱而急迫的,应该是前面书丹，工匠即跟着在后面凿刻。也许将“瘗鹤铭有序”和“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凿刻之后发现顺序错了，也就将错就错吧!或许，为掩人耳目，故意排错,让人一时难以读通，免于祸端。我更倾向于这是个故意的错误排版,而非慌乱之下所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际,为简文帝做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于玩命。
从所谓的雷轰石仰望《瘗鹤铭》原址，看那并不坚固的山体,想象着遥远的年代。奉简文帝之命将《瘗鹤铭》刊石，这只是猜想而已,没有任何记载。如此隐匿书撰者,如此的行文隐晦,如此的勒石诡秘,只有是在非常状态下,才会发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乱而急迫的,应该是前面书丹，工匠即跟着在后面凿刻。也许将“瘗鹤铭有序”和“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凿刻之后发现顺序错了，也就将错就错吧!或许，为掩人耳目，故意排错,让人一时难以读通，免于祸端。我更倾向于这是个故意的错误排版,而非慌乱之下所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际,为简文帝做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于玩命。
《瘗鹤铭》完工之后，历经五百多年,竟然没有任何人看见过完整的《瘗鹤铭》石刻,也没有铭文全文的文献记载，更没有一个完整的拓片。这个疑;问再次涌上心头。合理的解释是,石刻完工之后即被人为破坏了，那么，这个人是谁?没有别人,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囚禁梁武帝，武帝活活被饿死。侯景暴戾与人性的极度扭曲，不仅仅使得皇室遭到空前的屠戮,也让战争成了没有休止的常态,百姓遭殃,这一切使他异常心虚、恐惧与多疑。尽管刊石进行得很秘密，那么大的工程，密不透风也是难以做到的。当他得知简文帝派人秘密刻石,他--定认为这些文字很可能记录他的恶行。他用麻袋装土,将无辜的简文帝生生地压死,这种残忍而丧尽天良的事都干得出来,何况捣毁《瘞鹤铭》呢!
中国书法文化，包含着广阔的历史背景,更有地缘文化的浸润,乃至人文的渗透。《瘗鹤铭》距今1500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自然的侵蚀,人为的剔凿、割裂破坏,使得它遭到了肢解、分化、变形。别刻、伪刻、原石拓片混在一起,原作几乎成了个遥远的影子，影影绰绰,似隐若现。尤其大量伪刻泛滥,造成了极度的混乱。 “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瘗鹤铭”_历代欣赏《瘗鹤铭》书法的大家，恨不得说这就是王羲之或者颜真卿的遗迹，认为只有书圣和宗师才会写出这样的杰作，将鹤铭推到了浪尖。更有甚者,不惜贬损书圣,说王羲之的字只配当<瘗鹤铭》的奴仆。也有清醒一点的,说南朝禁碑,《瘗鹤铭》物以稀为贵,才弄得这么热闹，聚讼不休。上海古籍出版社鉴赏版,水前本于前,后附水后本，印制精良。水前本笔划清晰硬朗,水后本前半部分笔道粗漶明显,后半部分与水前本相差无几。又有现存残石可以直观观察,两相比对，可以作为考察的讨论依据。
判定书法杰作，仅仅靠美言和夸大其词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书法字势之秘笈，无非是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种。斜画紧结的典型例子是吴昌硕,形成了中宫紧密的字形态势;平画宽结的实践者最为典型的是康有为，字形散而笔划不游离于字势之外。《瘗鹤铭》字势结体基本属于斜画，即横画由左下向右上倾斜，其它笔画则互相呼应。然而，这种习惯并没有造成紧结的状态,鹤铭在斜画字态的同时而宽结才是高明之处，形成了飘逸消散的书法状态。就目前残石以及各种拓本而言,字势取向并不统一,多有突兀变化，是由于天然风蠹水剥漫漶,后人剔凿、伪刻.别刻所致。就整体留下的痕迹而言，很多字取横势，即拓展字的横向空间,压迫上下结构,如“山之下”“后”等。然其前后章法疏密有致,字的大小随心所欲、自然错落、粗细相间、变化不拘，给人以活泼俏皮而又古朴凝重之感，如此等等，这才是它一经被发现，就让人爱不释手的原因所在。
至此，《瘗鹤铭》是谁撰与书,还那么重要么?纵观书学的考据史，古代不论,就是近现代、当代，也是徒劳无功。考证闹得沸沸扬扬几成事件的《兰亭序》仍旧在王羲之名下;褒者认为天下草书至宝、贬者抨其草书失矩的《古诗四帖》仍然是非张旭莫属;《自叙帖》也有长篇大论考证为伪书,却因找不到归属仍为怀素所有。无论考证还是考察乃至评说，摈弃放情地浮夸、有意贬损,胸怀岂不宽广很多?将古代经典遗存、遗迹纳人书法文化的范畴,真心地保护它、拥抱它更有意义。
仰观峭壁山崖，俯瞰浩渺大江，时间流经之处,空间的座座丰碑,皆成至宝。金石甲骨乃至简牍,随着斗转星移,在进一步地漫漶乃至消失。缣帛纸张，亦有寿限,而交流转手过程中也难免遭遇灭顶。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后人唯珍惜才是。只有今天的科技才能做到影像的数字化处理，是以往所不能及。惟愿爰集志士同好，共同完成天下书法文化的数字化工程，永久地保存承继，信息全球共享。 岂不然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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