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张苏玲 图 陶开俭 1. 木角弄，石路阊门外极普通的一条小弄。说普通又不普通，总觉得弄堂的名字有点特别。我曾经为此设想过多少次——或者是因为弄堂的狭窄，或者是这里曾经开过木材行，于是，就有了这么个名字？不光名字特别，整条弄堂就像它的名字那样，两侧高墙真的就把青砖小弄挤成了一条缝。木角弄细长逼仄，成年累月的暗赤赤、湿乎乎，即便有点阳光，也是稍纵即逝的中午那么一小会儿，太阳稍一偏西，弄堂里又见灰暗。 实际上，并没有谁教我或跟我正式说起过它那名字，问题是我竟早早叫出了它的名，直到我10岁离开那里，离开这座城市，木角弄却一直印在心底。 那时候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样过来的，大人们不会，也没有时间与心情关注孩子的功课。我们课外所知，多是自家长们日常交流中无意间听得的一句两句，所谓耳濡目染。成人世界的一些东西，不经意间便传到我们孩子这里，天长日久，便成记忆。以至后来有关家乡、故乡的话题，我竟不由自主、一古脑全把它聚到了木角弄这条陈而旧的小弄上，仿佛只有这样，一切才顺当，也更符合逻辑。然后，一件件、一桩桩，对号入座，岁月的画面渐次有序地展现在眼前。 距离弄堂口不远的第三个门洞，曾经是我的家，那是个老式的石库门大院。这处院子，据说原先它是城里一家糖果厂老板的私家宅院，公私合营那会儿，老板的家人先后离开了大院，老夫人却留在了原处。当年，我们这些孩子背地里都叫她“老太婆”，或者叫她“资本家老太婆”。老太婆给人的印象，与一般家庭妇女到底不一样，齐耳短发从来不曾走样，一丝不乱；衣服说不出有什么特别，整整齐齐，好像一直是挂在衣架上的那样，找不出皱褶。老太婆长得很标致，即便六十好几的人，依然见得到当年的风采。不过她进来出去，永远是沉默寡言，一年到头不要说笑脸，与大院里的人哪怕一个眼神也是少有。她就是不说一句话，每要出门，总是算好在无人进出的一刻，一个人静静地出、默默地回，不知道的人以为她无儿无女、孤寡一人。 大院的门有点特别，它比里面的院子竟高出好多（实际上，院子的正门在南浩街上，这边原本是后门）。走进大门再到院子，仿佛要经过一个过道，过道里是一级一级台阶往下走，台阶总有六七级，然后才到里面院子。空手上下不成问题，负重是极费劲的，尤其老人孩子。记得后院的好婆，每次出门上台阶，总见她弯下腰来，然后一手撑着大腿，一手靠着墙壁，一步一步往上去，看着好吃力。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市居民还不曾通上自来水，家家用水得到弄堂口的老虎灶上接。父母亲上班，哥哥姐姐稍大点就帮着做些家务，比方说给热水瓶泡个水，缸里没水就去老虎灶挑水。哥哥姐姐开始挑水的年纪不过八九岁吧，两个人站到桶边，那桶口差不多都到他俩半腰上。人家一根水筹两铅桶水，我家一根水筹一木桶水，因为我家水桶特别大，两人抬着一桶水，先要将桶把上的绳子在棒上挽几挽，方能将木桶抬离地。我家水桶大，棒也特别，是那种粗粗壮壮的圆竹棒子。父亲说，棒子经得起分量，扁担不经用，不会用扁担的人，挑起东西容易两头翘，不好掌控。想想，那时的家长真是粗放型的。 空桶出去没问题，装满水回来情况便不同了。两个人挑水，平地走还算好，问题在进大门下台阶那一刻。姐姐大一岁，一般哥哥在前，姐姐在后，矮的更矮，高的更高，原本好好的水桶，绳子“唰”一下滑到后屁股，“嘭”一下桶底打到台阶上，一桶水立马成半桶水，过道便成冲突多发地。哥哥怪姐姐，姐姐说哥哥，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下，杠棒推来搡去，绳子移来挪去，哥哥怪姐姐水桶太靠前，姐姐坚持水桶是正中。有一回，姐姐脚下一崴，一个屁股坐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长大后，每到刮风下雨都要发老伤，母亲却是一点不知道。教训多了，到后来，哥哥姐姐再到台阶边，挑着水桶就像螃蟹着陆那样，相互偏着横着走，高低差距相对减少了，水桶也容易下台阶，水也不再晃出来。这样的老皇历，今天不多见了。 每次看到哥哥姐姐为了挑水吵架，隔壁的杏英就起哄嘲笑。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杏英跟姐姐差不多大小，也是十来岁的女孩。这杏英，一天到晚没别的事情，就会拿个大竹篮子，里面装满一篮子脏兮兮、黑窟窟的纱手套，整天拆啊拆，把一只只纱手套拆成一把把棉纱线；然后，拿去外发加工站交货，赚得一点手工钱。那个纱手套实在是脏，一只没拆完，眼睛鼻子已是黑不溜秋，尤其鼻孔，老远只见两个黑洞洞。 脏就脏吧，杏英还专喜欢在家门口坐着干这个活。一只篮子，一把剪刀，一只手套，一边拆一边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唱山歌，也不知唱的什么东西。记得最传奇的一首是这样的——“我吃鹅蛋我吃鹅，我吃鹅蛋我吃鹅。”一首歌一句唱词，就一句，反反复复，绝对的自编自创。后一个“鹅”字也不知是“鹅”还是什么，谁也搞不懂，我们也从没问过杏英，反正跟着唱就是了。 别看就一句话的歌曲，当年，整个木角弄的孩子是一个不漏全都会唱，而且绝对不走样。实际上真要唱起来，那是相当的有难度。唱的时候，嘴巴一边说词，舌头一边还得跟着卷音发声。而且，发一个字的声，舌尖上得同时带出一个响而脆的“嘚”音。七个字，就得发出七个响而脆的“嘚”。杏英嗓门粗且大，也不怕难为情，一张嘴竟唱出满腔的沧桑。大家能学着她的调，却学不来她的腔。自然，那会儿我们还闹不明白何为沧桑，但是，她常把我们一个个都唱得愣在那不言不语，竟想哭出一把泪来。当年，我们兄妹间吵架，谁要想治一治对方，最拿手的一招，便是搬出杏英这一首，它绝对能唱得人头皮发麻，既恨又怒，就看谁的嘴皮子利索了。 亏得杏英就知道拆啊拆、唱啊唱，无所谓好歹难看、脸上脏或不脏。想来她是做得实在无聊又辛苦吧，所以常会坐到大门口来，找个法子透透气，寻点新鲜。别看杏英人不大，却能吃苦，一天能拆出好些货。否则，她的寡妇妈妈，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老太婆，真不知如何生活了。 3. 1969年底，一天傍晚，太阳快下山了。冬日的阳光照在院墙一角，散发着丝丝温暖。母亲下班到家，她比往日早了些。进门放下包，母亲不急着做饭，却是到处找东西，抽屉、箱子到处翻，也不知找什么。大冬天的，母亲一头汗。一搭没一搭问姐姐：看见户口本了吗？姐姐奇怪：什么户口本？没见过。 晚上父亲回家，母亲奔过去劈头问道：你拿户口本没有？父亲并不回话，他拉过母亲的手叫她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母亲还是那句话：拿户口本没有？父亲看着母亲，好一会儿才说：拿了。拿哪去了？交上去了。交哪了？单位里。 母亲一屁股坐到门槛上。好一会儿，她愤怒地吼道：凭什么？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你一个人去，我不走；你是厂长、党员，我老百姓一个；表决心、戴红花的是你不是我；户口本给我、给我，要迁迁你的，你一个人下放去吧。母亲“呜”地哭起来，那哭声久久盘桓在院子上空。 没过几天，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叔叔，从来不认识。进门不多会儿，他们便开始搬家具，床啊桌子板凳，能拆的拆，不能拆的就归拢一起，然后大段大段的草绳、草包包扎捆绑起来，零碎的东西装到一只只木板钉成的大木箱里。等到第二天我们从地铺上醒来，家里已是空荡荡一片。母亲不再说话，父亲带着一家人出了木角弄，乘上一辆候在弄堂口的卡车，很多人敲锣打鼓将我们送到了平门护城河码头。那里，人山人海，河面上一只只大轮船，船上船下一片哭声；我们一帮孩子却如鱼得水、少有的开心，且看四周热闹非凡，到处红旗招展，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殊不知，走出木角弄那一刻，便是我们全家农村十年的开始，那年我10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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