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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散曲栏目《曲苑新枝》琐议

 杏坛归客 2019-05-24
                   

读散曲说散曲

——《中华诗词》散曲栏目《曲苑新枝》琐议

南广勋

20172月份《中华诗词》杂志开辟了散曲栏目《曲苑新枝》起,至今已经一年了。栏目为双月期,一年里共发了六期。《中华诗词》发散曲虽已是常态,但办专栏却是“开天辟地”。这说明了“国家级”层面的诗词杂志对散曲的重视,也表明了中华诗词学会领导对散曲的支持,是散曲爱好者的福音。我阅读了六期所发的散曲作品,除了兴奋,还看到了散曲的希望。这六期的散曲作者有曾经的高官、有著名的学者、有声名显赫的诗人,当然更多的是普通的散曲爱好者。他们都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或歌颂或抒情或针砭,总之多是有感而发,有血有肉,少有空泛蹩脚之作。当然,这也可以看出责任编辑眼光之高准。

《曲苑新枝》开篇之始便选了张勃兴老书记、郑欣淼会长、李旦初校长、教授诗人星汉以及徐耿华、周成村、张四喜等几位重量级的“大人物”领唱,来了一个“碰头彩”。这无疑是编辑部的诸位精心设计的,是动了心思的。这一期所选的曲人曲作,代表了当代散曲创作的高水平,无一不格调高雅格律严谨。尽管作者的人生经历各异,但作品都直抒胸臆,放情高歌。张的高古、郑的典雅、李的雄浑、星汉的潇洒、耿华的诙谐、周兄的俏皮、四喜的风流,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人读后颇有当今不让元明的欣喜和信心。

第二编(四期)则以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教授为领唱。赵教授以散曲理论研究专家的身份涉足散曲创作,君子不光能动口,还能动手,这在当今理论界是难能可贵的。是赵会长最先动议散曲的理论研究队伍和创作队伍要并驾齐驱携手前行的,并吸收了不少创作者加入了中国散曲研究会。这对为当代散曲登堂入室广泛兴起,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散曲的普及和作者的积极参与,《中华诗词》编辑部的决策者因势利导,并毅然决定增加《曲苑新枝》版面刊登散曲,由当初的每期两个页码扩大为四个页码,上刊作者增加一倍。这无疑使更多的作者看到了希望、增加了信心,平添了创作散曲和投稿的积极性。所以,当我为写此文翻阅杂志时,发现了不少散曲作者的新面孔。这要归功于杂志社领导和编辑的发掘和提携。的确,只有创作队伍的扩大,才能出人才出佳作出精品。

浏览过六期的散曲作品,伴随欣喜也有不尽如意的遗憾。我觉着在这里说说问题或许比只说溢美之词更有好处。

1、自身真实感悟的个性化语言和描写不足。其实,曲的题材是没有局限的,无论是“歌德”的还是针砭的,无论是唱和的还是抒情的,都能写出好曲。关键在于诗人要运用散曲的规律和语言创作,要写出真情实感。散曲与诗歌一样是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一切要由形象和意象来表达。就像美术和雕塑那样,把画面和形体展示给读者,让读者从中感悟,要给读者一次再创造的机会。要让读者读后掀髯微笑或拍案长叹,让作者和读者会心会意。这样的散曲才显得有内涵,有空间,有韵味,有深度,有嚼头。

2、构思粗糙,谋篇轻率。有些曲友才思敏捷,随意挥洒,倚马可待,但是在谋篇立意的构思上却太仓促,致使曲子整体上凌乱,意象上阻隔。散曲的生命在立意,其艺术性在谋篇。如何起句,如何承接,如何转弯,如何合成,在下笔之前要好好琢磨。这支曲的话语要说到什么程度,使用何种意象,在何处转接,用哪句话收尾出彩,要预先想好。要“袖手于前,下笔于后”。另外,要特别强调,写曲的人一定要多多关注“转结”的操作技法。转,诗歌的出新出彩往往在于此,新诗旧诗莫不如此。

3、造句随意,用字不切。写曲、写诗都一样,实际上是要用汉字的砖瓦建筑意境的大厦。因此,字和句的挑选、组合就显得十分关键了。造句的生硬艰涩使曲子没有光彩,用字的不达意使曲子改变形象。这,都是常犯的毛病。

4、曲风词化,失去了散曲的韵味。散曲艺术风格与词是有差别的。简而言之,词雅而曲俗;词旖旎而曲市井;词婉约而曲直白。说到底,写散曲就是要把时代的语言在曲谱的框框里说得俏皮有趣,而不要引经据典诘屈聱牙。任中敏在《散曲概论·作法》中论及词与散曲的差异时说道:“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为婉约。”所以曲风词化绝非正途,写手不可不察也。

散曲写作需要有丰富的阅历,有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最好有写作诗词的经验,有对相关文化门类的知识积累。散曲,作为古典韵文的最后一座高峰,定然是集大成者,定然是吸收了中国历代传统文化门类的精华后产生的。所以,作为后人习作散曲,若没有吸收前人文化成果作为基础,就只能栽种没根的树木、建造没基础的楼阁了。

需要强调的是,散曲特质是“趋俗尚趣”的。散曲趋俗,这首先是因为它滥觞于南宋俗词,并且主要是用于歌唱,非俗难能听懂。尽管金元时期文人染指,但也多是为歌者捉笔写下的歌词,所以曲词中浸满了市井烟火的世俗情调。并且由此奠定了散曲的基本形制。传至今天,尽管书写的内容有了很多不同,但散曲“趋俗”基因是不能变的,否则就不是散曲了。

既然趋俗,是不是越俗越好呢?当然不是。这个问题元代的周德清早就用“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概括过了。散曲本是一个活泼灵动的诗体,过分的文气未免拘谨拿捏;而少了文采又显得过分粗野散漫,而流于自然主义。所以这“俗”完全在掂量把握之间,不俗会失去散曲的本旨,过俗则会使曲作放浪庸俗。所以说写散曲要“趋俗”而不可媚俗。

散曲“尚趣”。趣味是散曲的灵魂所在。人们欣赏散曲,就是冲着散曲的趣味来的。这个“趣”应该是“雅趣”,是“会心”的沟通,是聪明的调侃,是智慧的幽默。这趣,可以是生活的情趣,可以是对所见所闻的机智风趣的表达。也许是同样的意思,但改变了一种说法,使人读后会有心灵的颤动,能久久回味,而不应是过分直白的人云亦云,更不应是技穷之后的耍贫嘴。当然,要使曲子写得有趣味,作者需要有曲人的巧思和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这便是功力之所在,是需要长期磨练的。但是,曲之“趣”并不都是“刺”;因此,把散曲简单归为讽刺诗是一种偏见。散曲就是散曲,是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替代的。至于有些人把散曲强作本色、清丽之分,这里姑且不做评论。但无论如何,散曲都不能脱离“趋俗尚趣”的特质,否则就不是散曲了。

如何才能凸显散曲的“趋俗尚趣”呢?我的体会是,在题材确定后尽量“把俗话说雅,把雅话说俗”就是了。 

(原文见2018年《中华诗词》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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