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林松执掌戴姆勒：2039年“消灭”燃油车

对于戴姆勒-奔驰而言，2019年5月22日，恐怕会非常关键。

在这一天，他们确定了通往未来的路径。康林松，一个49岁的瑞士人，带着一个名为“雄心2039”的计划，成为戴姆勒-奔驰新任的掌门人。

此时此刻的戴姆勒-奔驰，已经感受到了汽车产业迭代的阵痛，销量下滑，净利润下滑等那些来自于2008年的梦魇般的词汇，再次回荡在各大汽车公司，强大如戴姆勒-奔驰，并没有逃脱这样的必然。

年轻的康林松需要带领着戴姆勒-奔驰，这家地球上最为年长的汽车制造商，穿越汽车产业百年一遇的产业大变革。

“雄心2039”就是康林松的答案，同时也是戴姆勒-奔驰的答案。届时，戴姆勒-奔驰所销售的乘用车中，将不会有一辆燃油车。

再见，蔡澈博士

2019年的5月22日，是蔡澈先生在戴姆勒-奔驰CEO岗位上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离岗之前，他发出了一道非常tough的命令：戴姆勒-奔驰集团，将进行一场大范围、根本性的成本审计。

审计的范围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投资项目，垂直整合的零部件，以及产品组合。

这就意味着在戴姆勒-奔驰内部，一场全方面的削减成本计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迅猛地推进。

干完这件事之后，蔡澈先生来到了柏林的戴姆勒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这是他13年CEO的时光中，最后一次面对戴姆勒-奔驰的投资人。

各项工作早已轻车熟路，例行公事般的投票和表决，有条不紊地推进。

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蔡澈将会把他的指挥棒交给康林松。也许是灵机一动，也许是蓄谋已久，蔡澈自编自导的交接仪式，令人印象深刻：在全球媒体的关注之下，蔡澈将自己桌子上的印着“Chairman”的桌签牌子，推到了旁边的康林松面前。随后，康林松主动伸出手，与蔡澈紧握在了一起。

告别的一刻终于要来临了，挥手和鞠躬的那一瞬，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掌声，这是戴姆勒-奔驰献给已为其服务了13年的老兵的掌声。退场的蔡澈，所到之处，都是热烈的掌声。温情而又令人动容。

蔡澈值得这些掌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奔驰汽车公司是德国工业的“王冠”，它的经理人也野心勃勃，急于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90年代就任CEO的尤尔根·施伦普开始在全世界资本操作：

在日本，他接管了三菱汽车公司，在美国，并购了克莱斯勒，公司更名为梅赛德斯-克莱斯勒公司，位列当时世界第五大汽车集团。不过，大规模扩张的代价是烧掉了公司好几百亿欧元。情况变得不容乐观。

2006年1月，蔡澈博士就任戴姆勒-奔驰CEO。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期，他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聚焦主营业务，回归豪华车企的根本，先出售克莱斯勒，又与空中客车“分手”，将公司拉回造车的核心业务。

此外，对产品的极端重视，为他带领戴姆勒-奔驰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工程师出身的他，不惜推迟决策的时间，对摆在办公桌上的产品提案仔细推研，一定要做到“best or nothing”，推出最好的产品。

目标牵引是极端关键的。受命于危时的蔡澈，立下一个目标：要在2020年将奔驰带回豪华车企销量第一名。

当时没人相信。

得益于不断增加的产品力，这个目标提前在2016年就实现了。

西装搭配牛仔裤的蔡澈博士，标志性的白胡子，和三叉戟星辉标共同成为了奔驰的一部分。

对外，他是showman；对内，他不容忍太多意见。能干的人或许总有点特立独行，蔡澈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德国经理人杂志曾披露过一件旧事，几家大型德国车企的CEO受总理默克尔邀请，一起讨论电动车发展和政府补贴，席间谈话正热烈时，蔡澈博士起身告辞，说“请您谅解，我得飞回斯图加特了…” 官员们从没见过这种情况，蔡澈博士离去，留下了错愕的政界和车企大佬们，继续聊（骂）到深夜。

戴姆勒的挑战

戴姆勒-奔驰虽然提前回到豪华车销量世界第一的宝座，但他的股价在蔡澈时代的表现却比德国股票市场DAX、宝马和大众汽车的表现都差。2016年上任时，股价是53.75欧元，离开时跌到52.27欧元。

盈利率一如掌门人一样特立独行，离开盈利率10%的的豪华车企队列很长时间了，而且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现在降至6%，跑输大众、宝马等主流车企。

蔡澈领导下的最后一次季度财务业绩表现仍然黯淡，2019年Q1，该集团业务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降至28亿欧元。在奔驰乘用车的最大业务领域，息税前利润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到13亿欧元。利润率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降至6%。2019年第一个季度汽车交付量555300辆，减少了7%。

即使在最重要的中国市场，多年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戴姆勒向经销商批售销量也减少了3%。从经销商到最终客户的销售增长仅为2.6%。

在气候保护和数字化的压力下，整个汽车工业正在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阵痛。为了适应新的WLTP车辆排放测试规程，包括戴姆勒在内的车企都投入了巨额研发经费。

在欧盟严苛的排放法案的规定之下，电动化已经是这些车企们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为了达到2030年的减排要求，届时欧洲汽车市场的电动车销量占比必须要达到37.5%，这还需要这些车必须都的是纯电，如果算上插电，比例还将大幅上升。

全球汽车市场愈发疲软。

自2018年年中以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一直处于逆流状态，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让德国车企“躺枪”，奔驰原本盈利状况良好的美国Tuscaloosa工厂的交付和盈利状况都受到极大影响。

特斯拉，这个搅局者，以“科技公司”的角色，在美国市场迅速超过同级别的豪华车销量，吹响了新造车势力的号角。特斯拉独特的竞争优势，包括电芯成本、简洁的车辆架构、耗电量以及自有充电网络等，已经和传统车企拉开了距离。

奔驰拿着世界销量第一豪车的功劳簿，却交了一张电动化后进生的考卷。

在2018年电动车产量排名前十五名的汽车制造商里面，大部分是中国量产车企。豪华车里面，除了特斯拉，只有宝马排到了第15名。而奔驰作为宝马的传统对手，在电动化进程上远远落后。2018年宝马５系混动车型在华销量首次超过了1万，这样的里程碑销量，奔驰在2020年是否能够达到还需要画个问号。

戴姆勒集团2019年的目标是，实现全年销售额和盈利略增，在回顾第一季度表现后，变得更不容易了。“经理人”杂志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到2021年，戴姆勒要额外节省80亿欧元，才能防止收益率进一步下降。

康林松的接班

2019年的5月23日，在柏林的股东大会上，蔡澈博士服务戴姆勒奔驰集团43年后，正式告别首席执行官岗位。

康林松接班，名正言顺地掌舵这家有130年历史的汽车公司。

这位49岁、身高1.95米的金发瑞士人，为何能够杀出重围，再度临危受命，带领戴姆勒-奔驰，迎接整个汽车工业百年一遇的挑战。

康林松和戴姆勒奔驰公司的所有前任CEO都不一样，是一个真正的Teamplayer。谦虚温和的他，从研发总监通向CEO的路上，并没有经过残酷的政治“格斗”，似乎所有人都喜欢他，包括他的对手。

研发总监属于第二梯队，第一梯队的CEO人选是某一业务范围的CEO，比如蔡澈即位前担任克莱斯勒的CEO，康林松的某一位对手沃尔夫冈·本哈德，是卡车业务的CEO。

康林松安于第二梯队，没有树敌，只是静静等待机会。

本哈德是自己辞职离开的。

2017年2月10日，戴姆勒-奔驰对外宣布，其管理委员会董事、卡车业务负责人沃尔夫冈-本哈德因个人原因离职，蔡澈随即接管了本哈德的卡车业务。

本哈德离职的原因很简单，彼时他已经57岁。但监事会决定将蔡澈CEO的任期延长到2019年，这基本上意味着他已经退出了戴姆勒-奔驰CEO一职的竞争。

在蔡澈的支持下，2018年底，监事会在康林松和CFO波多-余波之间，选择了康林松。

波多·余波比康林松年长10岁，在蔡澈担任CEO之前，就担任集团CFO。他更为激进迫切地想要改造戴姆勒，在得知自己落选之后，他也宣布到2019年合同到期时不再续签合同。

而他操刀的Future项目，在今天的股东大会上正式得到批准：到2019年11月1日，戴姆勒集团将被分成三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公司（Mercedes-Benz AG）、戴姆勒卡车公司（Daimler Truck AG）以及戴姆勒移动出行（Daimler Mobility AG）公司。

这种架构，有利于各法律实体单独筹集资金，增加了灵活性和资本吸引力，也为康林松履新铺平了道路。

波多·余波的不再续约的决定是明智的，这显然也给了康林松更大的施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姆勒-奔驰监事会在同一天聘任了原空中客车的CFO哈拉尔德-维尔海姆出任戴姆勒-奔驰管理委员会董事，在2019年11月接替波多-余波出任该集团CFO。

在这样的内部环境里，康林松要推动改变，人们会更愿意接受。只是，习惯了权威式领导的戴姆勒集团要适应新的风格了。

雄心2039计划

每个在关键时刻上任的CEO都需要一面旗帜，就像“世界第一”对于蔡澈，就像“汽车生产商到出行服务商转变”对于大众的迪斯，康林松也需要一个新的故事，讲给股东和员工听，去挽回他们丢失了的信心，给行动提供指南。在梅赛德斯－奔驰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才能可持续经营？

雄心2039计划是康林松给出的答案。这个计划包含的核心内容是：

到2030年，戴姆勒集团的目标是让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占据集团总销量的一半以上；2039年，新生产乘用车实现碳中和。

用更加“平易近人”的话语解释“碳中和”其实是零排放，意味着戴姆勒-奔驰要在2039年之前“消灭”燃油车。

2039年，比巴黎协定规定的要早11年，也比大众汽车公布的碳中和时点早11年。的确是非常激进的计划，难怪叫“雄心2039”。他认为，这个战略的实施将能让戴姆勒保持在汽车工业中的领先地位。

20年时间听起来很长，但在汽车产业里，相当于3个产品生命周期，比起化石能源主导的130年，其实并不长。康林松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技术突破，沿着价值链的全面技术创新。

这家以造车为核心的公司，要带给顾客碳中和的驾驶体验，大力减少每台车的碳排放。康林松很坦然地说“并不知道20年后的动力方式”，但是戴姆勒对于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的技术，持开放态度，纯电动和插电混合动力为主导，也给燃料电池等其它方案留有空间。“让我们确定下目标，但是别确定达到目标的方式”。

到2022年，欧洲所有的戴姆勒工厂生产实现碳排放中和。2039年其他的工厂也跟进。辛德芬根的新工厂56就是样板，从一开始就使用可再生能源。或者像波兰的新工厂一样，使用风力发电。不仅环保，还有经济优势。

生产EQC的不来梅工厂和我们在萨克森Kamenz的电池从工厂，减少碳排放的方法还包括原材料的回收。奔驰汽车的潜在回收率为85%。未来，价值链管理要向价值周期管理转变。

一辆奔驰汽车大约70%的价值来自供应商。戴姆勒也会推进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在“减碳”上的速度，建立透明的碳排放机制，看来，除了价格等因素外，碳排放数据也将成为今后的采购标准。

奔驰应该很欣慰的是：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表示,计划“从2020年开始实现零净碳排放”,并在未来十年内投入20亿欧元(22亿美元)用于可再生电力。

这一转变在技术上和财政上都是巨大的挑战。戴姆勒没有博世那样快，必须加快步伐。

一种选择是回避，努力维护现状。但这家最早抛弃马作为动力，创造了汽车这种新出行方式的公司，想要继续延续这种技术突破的DNA，创造无排放的个人出行方式。

这需要技术和决心。为了强调他们是认真的，管理委员会的部分薪酬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碳排放目标）挂钩。

康林松的办法

有了目标之后，真正的挑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从3月起，康林松辞掉研发总监的职位，专心地等待正式履职。他把这段时间当成路演，他也出现在大舞台上，但更多的是安静地出现，并不显得傲慢。

大多数情况下，他穿商务西服，不然就穿着奇羊毛衫和卡其裤。他说，“文化变革不会从衣橱开始”。这和牛仔西裤搭配的前任很不一样。

还有一些信号，也已经显示他的不一样了，而且他带领的戴姆勒会不一样。

康林松会更积极开放地推进竞争合作和投资者关系。

2019年初，时任研发总监的康林松牵头和宝马谈判，共同研发紧凑车型。跟奔驰的想法大相径庭，宝马方面只想要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案：做一辆电动汽车，当然分为宝马款和奔驰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康林松最后还是接受了宝马的提议。

秉持开放态度的康林松，也会计划上市宝马奔驰的出行合资公司，分析师已经给这个新合资公司进行了60亿欧元的估值。毕竟，竞争对手通用汽车的出行子公司Cruise最近被软银入股，估值已经飙升到190亿美元。

康林松的想法很大，出行方面已经和宝马牵手成功，虽然这在3、4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康林松的合作愿望清单上，应该还有更多，比如：电动车，自动驾驶等等，他的合作对象清单也很开放，亚马逊、苹果或者西门子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当德国汽车工业界谈判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自动驾驶联盟时，康林松甚至成为了中间人，说服奥迪也应该加入，虽然最终谈判因为大众拖延太久失败了，但是康林松的态度，比以往任何一位戴姆勒-奔驰的CEO都开放。

康林松也会“温柔”地去结束一些前任的项目。

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SMART，吉利投资了数亿欧元获得这个微型车品牌的50％股权，戴姆勒解决了一个几十亿欧元亏损的难题。接下来值得期待的是雷诺-日产的联盟，曾经蔡澈很享受和被捕的戈恩在一个舞台上共同表演，但是合作的业务都是亏损，期待康林松会用他“无害”的方式结束这个联盟。

除了开放之外，务实也是康林松的风格。

2019年的汽车工业，充满了新入局者的破坏创新和老玩家的蓄势待发。康林松大概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飞向火星，当人们讨论新的功能或数字化时，他最喜欢的问题是，“这个能够帮助卖车吗？”

他频繁地去找经营委员会主任和工会讨论，与大股东李书福（近10%股份），科威特国家基金（7%）和其他投资人见面，承诺新的戴姆勒会更节约。

康林松预计在2021年之前，奔驰乘用车公司将节省60亿欧元，卡车节省20亿欧元。为此，戴姆勒-奔驰将不得不从现有的近30万员工中减少1万个工作岗位。

显然，他会更温和地做这件事，自然流失的岗位就不再招聘。但是仍然会招聘软件工程师和环保专家。他抛下柴油门的历史恩怨，从国际清洁能源交通委员会找来一些专家。

无论是环保专家、投资者还是员工、工会，每个人都在康林松面前表达自己的愿望。新老板呢？耐心地听着。他不会统治大家，他想站在这些人中间，没人怕他，或许这是一种新的公司文化。

这种更轻松的文化，才能支撑从流程为中心向客户为中心转变，更能被年轻化的员工、软件工程师接受，主动地迸发出集体智慧和创新活力。

结语

世界最古老的汽车制造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奔驰终于等到新接班人正式上任，新时期的关键词是大力节约和聪明投资，为了保证汽车发明者能在未来的智能驾驶时代继续活跃，为了公司“first move the world”的口号不仅仅停留在1886年。

是时候，让所有人走出舒适区，找到新的前进之路了。在这条路上，康林松想要全体团队跟他一起。

在正式履职之前，他就在斯图加特办公楼里叫做“竞技场”的会议室里，宣布了这个战略。在他的工程师和团队的中间，墙上的海报很应景地写着“一个人能搭出人梯吗？”

外面，在通向戴姆勒大厅的门口，一块巨型黑色地垫上的粗体白字“Future starts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