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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理论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 ——以本草诠释方法为视角(下)

2019-05-24  369蓝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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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科学与文化的背景之下,中医药学逐渐产生了从博物传统向数理传统的嬗变。以本草诠释方法为视角,对中医药理论在近代所产生的嬗变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爬梳,为全面考察与审视中医药学在近代的嬗变寻找合适的观察点与立足点

[摘要]博物学传统与数理传统是科学史上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近代之前的中医学,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而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一个最佳标本正是中药药性理论与“本草”学。在近代科学与文化背景下,中医学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建立起了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思维方式从博物传统向数理传统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这种思维模式的变化对当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察取决于知识背景,理解取决于认识水平。”研究中医药知识的演进,不能不关注博物传统知识体系与数理传统知识体系在近代的交融与碰撞,需要寻找合适的观察点和立足点

接上期

3  近代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与中医出路的求索


近代以来,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动荡与变革。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论争,诸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立宪与革命之争、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争等等,成为近代中医学发展与嬗变的大背景。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来,一批思想家“以冲破网罗”的精神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一再在价值观念领域宣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在这样浓墨重彩的大背景下,中医学作为中国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法的求新与理论体系的异化,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持续至今的“科学化”则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1923年12月,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文中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成为先进、正确的代名词。而在医学领域代表“科学”的,则是近代西方医学。

近代中医学的历史命运一直与中西医碰撞紧密连接在一起,中西医论争之广泛与激烈皆引人注目,更对中医学术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并直接形塑了今天中国医学的基本面貌。

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医学界不断探索运用“科学”的方法发展中医,如“中西汇通”(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1892)、“衷中参西”(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都曾经是影响深远的观点与学说。在上述种种思潮的不断冲击之下,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被重新审视。1932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正式成立。其会刊名为《科学的中国》,目标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宗旨是“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今人的所有知识,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整理过的。如1928年陆渊雷在《中国医学月刊》撰文《改造中医之商榷》所说:“中医不欲自存则已,苟欲自存,舍取用科学,别无途径。”

另一方面,近代也有一批中医学者,在科学化浪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恽铁樵就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他还强调只能借助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但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最终也要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1928年,秦伯未、蒋文芳等在上海召开中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医学校教材编辑会,提出“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的基本思路。也就是通过对中医传统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希望达成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正如桑兵所论:“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基本面貌的产物。”当时的中医界也是为了顺应统一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等近代式教育的基本条件,即在秦伯未等提出的原则指导下,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整理,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

近代中医药学科也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构建既是对古代中医药学科的延续、改造和发展,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整个西方学科在中国渗透与植入的积极应对。因此,“西方压力之下发生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如果只是全盘西化式的移植,问题也就相对简单。可是,中国的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活力十足,一以贯之,始终活跃,其巨大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于近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中医药学知识的发展、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中医药教育的积极开展、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中医药学术团体及研究与医疗机构的形成,都受到了西学的重要影响。可以说,近代中医药学科的构建是在西学刺激下对中医药自身的一次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调整。

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国医馆所形成的诸多改革中医的举措,是社会对中医改革各种期待的综合反映。19334月,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首次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学科分类方式,把中医药学科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两大类,初步确立了这两大学科下属各门科目的内涵与外延。参与起草大纲者多为近代中医教育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所以该大纲也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医教育家对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的核心理念和设想。其基本原则是:“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二大类。”其中基础学科包括解剖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即本草学)、处方学、医学史;应用学科则暂定为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附)、儿科学(痘疹科附)、眼科学、喉科学、齿科学、针灸科学、按摩科学、正骨科学(金镞科附)、花柳科学、法医科学。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仍然是外来西方医学知识得以内化的基础和凭借。如对中医诊断学的处理方法为:“我国诊断学向分望、闻、问、切四大部,今不妨仍从其旧例而略加损益,删去其不合科学原理者,并增加近世之器械检查等项。”

至于传统的本草学,中央国医馆将其名称定为“药物学”,并说:“药物一科,即古之本草,其内容宜参照近世药物学通例,分总论、各论二篇。总论,如讨论药物之一般通则或禁忌配合等。其各论中宜仿药质分类法,每述一种药,须别列子目,如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等,以清眉目”本草学—药物学—中药学。迄今为止,中药学名称虽有小异,但基本架构依然沿袭了这一标准大纲确立的规范。

中西文化的碰撞一直延续至现代。如可见中药学回归传统的零星尝试。个别的逆向思维与尝试并非不存在,然而总显得波澜不惊。如以岳凤先为代表的西药中药化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抱着扩展现代中药的良好愿望,提出新中药即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的药物,将从现有西药而得新中药的研究工作和结果,称西药中药化。虽有良好的出发点与宝贵尝试,但难以收到较为可观的成果,且尝试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怀疑或争鸣。对此,陈可冀院士在为《中药新家族:化学中药》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有论述:“中药药性理论是我国数千年来长期实践的归纳,是中医药学精华之论,用于临床常可收桴鼓之效;部分西药也可以从临床中体验到类似现象;但眼下就将所有化学药结合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固属无可厚非,但将化学药,包括生物制剂统以中药理论规范或分类,总称为化学中药,却未敢苟同。毕竟很多很多化学药并未在病家中进行前瞻性的科学验证,取得足够的证据足以使人们信服也。”

4  中医药研究“近代范式”的形成与经典中医药理论的嬗变


4.1 中医药研究“近代范式”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使得传统中医药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思路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具体表现是:以西医学为参照,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和研究;通其可通,存其互异的中西合璧、外部比附式研究成为中医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中西并用,初步形成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临床诊疗模式。而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为了顺应近代教育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统一等要求,建立起的一个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近代中医学科体系。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一批中医学家以文献为基础,以近代在“中西汇通”或“中医科学化”背景下构建起来的中医教育模式为蓝本,结合当时的临床状况,分类、提炼,建构了中医学科的基本框架,正如中医院校统编二版教材前言所说,“把祖国医学系统地画了一个前所未能画出的轮廓,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的课程与学科体系,被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完全继承和沿袭了下来,并通过教科书这种权威论述而被视为“不刊之论”。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托马斯(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范式”一旦形成,实际上规定了研究者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今日表达中医药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已经是近代研究范式的产物,“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人们很难正式表达自己的意思。”

4.2 经典中医理论的近代嬗变

在中医研究近代范式下,传统中医的核心理论不断被“科学”解构并发生异化。我们仍然以中药药性理论这一经典中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为例加以阐述。

传统本草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三品分类法,二是《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按自然属性分类,三是按功用分类,四是按药性分类。

药性是中药应用的根本依据。《本草纲目》按“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原则,将1892种药物分为1660类,既体现了“天然”的特点,同时也突出“因性得效”的思想,因而成为历代本草分类的主流。“据性用药”是中药应用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体现药性的整体性、综合性、复杂性。正如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着重强调药性对临证用药的指导作用:“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

反观在近代背景下“参照近世药物学通例”构建起来的《中药学》,与传统本草以“药性”为本体不同,不仅在药物子目下设置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等,更在药物分类方面突出“功效”原则,如解表药、补气药、泻下药之功效分类,完整表现了“西化”格局。从突出“药性”到强调“功效”,令临床用药思维方式随之发生异化。按功效进行中药分类的方法,将某一味药固化为“某类药”,使功效成为学习和应用中药的纲领,如将麻黄视为一味解表药、将石膏视为一味清热药等,尽管这种分类法本身没有错误,但其弊端则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产生的思维定式,可能造成以偏概全,认为某味药只是一味“某类药”。“据效而用”的思路掩盖了中药药性本来的丰富内容,直接将“辨证论治”变成了按照功效的“对号入座”,禁锢了用药思维的灵活性。以麻黄为例,该药在教科书中载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三大功效。其临床应用也就对应着发汗解表以治风寒感冒,宣肺平喘以治咳嗽气喘,利水消肿以治风水水肿。除此而外,临床应用麻黄的依据就变得模糊,缺乏“神变”了。事实上,古代医家对麻黄的应用相当广泛而灵活,查检《本草纲目》记述即可发现,其不但解表、平喘、利水,更可用于中风、痹病、痰核、温疟、黄疸、目赤肿痛、癥坚积聚等。如果仅从现代中药解表药的角度思考麻黄用药,其临床应用的灵活性就大打折扣,影响疗效是不言而喻的。对传统经典方剂的阐释,也往往因沿袭以功效为主的分析方法而不得要领,甚或曲为之解。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本草学蜕变形成并崭新构建的中药学各分支学科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暨经典本草学却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制剂学等的理论基础、方法和技术本身属于现代数理科学体系,与基于博物学传统的中药药性理论基础不同,因而各分支学科发展所带来的大量信息并不能及时为中药药性理论体系所消化、吸收,产生了不能“通约”的现象。毫无疑问,在古老的本草学与新兴的中药学之间,客观存在着不易抹平的“缝隙”或“隔阂”。

认识事物,存在着观察的角度、高度、距离、时间等诸多的因素,都能够影响到观察效果。“观察取决于知识背景,理解取决于认识水平。”所以,研究中医药知识的演进,不能不关注博物传统知识体系与数理传统知识体系在近代的交融与碰撞,需要寻找合适的观察点和立足点。

5  小结:中医药理论近代嬗变的影响


在经历了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等近代以来种种思潮的冲击之后,中医教育与临床的“近代范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中医学术思维逐渐异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初步建立,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中医学科群基本框架的构建,对此以充分肯定和完美评价的观点来看,这是“把祖国医学系统地画了一个前所未能画出的轮廓。”正是在得到充分肯定与积极推广的基础之上,令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完全继承和沿袭了近代构建的中医药课程与学科体系。“生长于今,所得知识又是由学校的教科书教育灌输而来,现行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已经成为今人思维与行为的理所应当。也就是说,今人已是按照西式分科和西式系统条理过了的知识进行思维,依据西式的制度体系规范行为,因而其思维行为与国际可以接轨,反而此前的中国人不易沟通。”

中医学在近代不断“异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医学概念的西化和解体。其直接后果,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运用异化的思维理解中医理论并以之指导临床辨证和用药。

人们常说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不同视角之下,或许观点迥异。借助外国学者的眼光,就有“迥异的西方之真理标准”。如郝大维(David L.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所著《通过孔子而思》,其中译本序言称:“一种哲学传统一旦被改造为我们西方人所熟悉之物,且以与其迥异的西方之真理标准为基础来评价,那么,这种传统肯定只能是西方主题曲的一个低劣变奏。”由理论而方法而道路,近代中医药理论的嬗变,因此导致了中医药学的思维认知、物化取用与评判标准等某些方面亦发生出相应的转变甚或出现某些扭曲,其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之路影响如何,以及今后如何坚持自信,修正方向,对于未来的方向与抉择,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473369);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编号:2017YFC1702703);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编号:2016CYJS08A01-1

编者按:该文刊载于《山东中医杂志》2019年第1期,本期原文见链接。

责任编辑:丁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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