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甄理达医生和太太去华盛顿参加了儿子和儿媳的医学院毕业典礼，令人激动。没想到在返家途中的飞机上，却亲身经历了另一场激动！这是甄医生第二次在旅途中救人。万米高空，命悬一线，来听甄医生讲讲这个真实的故事。  本文转载自同语轩（ID:tongyuxuanusa） 文字：甄理达 图片: 林小慧 编辑：Gloria  甄理达 M.D.，Ph.D. 白求恩医大77级学生，毕业后在北工作。1992年获美国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1997年在大巴尔的摩医院接受临床内科规培。2001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完成三年消化科专培。2005年加入南加州Beaver医疗集团，工作至今。 2018年5月20日，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返回洛杉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 突发状况 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地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脸部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 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了！ 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反应；伸手触摸颈动脉，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是，他仍然没有反应。 我立刻大声呼叫空姐，在她们的帮助下费劲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容纳一个人躺下，我就只好骑在他身上做心肺复苏（CPR）。 当时我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抢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价是相对较小的；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起诉 (Good Samaritan，详情请点击为善行免责—— “善良撒玛利亚人法规”）。 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当时就集中精力抢救病人。 空姐们也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一些乘客也都站起来帮忙。 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使得测量脉搏变得很艰难。我每次测量都不是很确定病人是否有脉搏。但因为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的，所以我就继续做了心肺复苏。 做了几组心肺复苏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地，他可以说话了。我紧紧地握着病人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 他的妻子说，病人今年64岁，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目前正在服药治疗。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3片81毫克的阿斯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 时间似乎走得很慢，但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病人没有了胸痛和气短的症状之后，空姐和一些乘客帮助我把他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此时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已经湿透了。 压力山大 这时，空姐的一句话，让我又马上紧张起来。 “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对于病人来说，送到急诊室接受进一步救治，自然是最好的。 空姐问我：“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她强调说：“你是医生，如果你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 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 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 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我们可以在那里降落，直接把病人送到邻近医院。我知道对于全体乘客来说，紧急迫降就意味着要耽误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在空中丢弃一部分航空燃油，这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的损失。 可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之后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看了看飞机上满满的乘客，又看了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边则是病人的安危，甚至可能是一条人命。 我左右为难。 按照医生的思维，病人应该马上接受下一步救治，因为我根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病人意识不清、没有脉搏。 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 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的病人信息有限，不能确诊是什么疾病。按照医生的常规思路，他是应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的。但是，这个病人现在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与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立即降落。 空姐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电话联络，请示情况。 继续飞行 过了一会，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里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后，对方作出如下指示： “建立静脉通道，为病人提供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 空中的无线电对话，声音嘈杂。我听完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谢天谢地，不必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 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位。我从飞机上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 新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啊！ 虽然多年前临床实习时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的操作非常不熟悉。平时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得又快又好，根本不需要我插手。 更糟的是，这个病人说他的静脉超级难找。我无比尴尬地跟空姐说明了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 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这个就是小问题了。一个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我用衣架的挂钩勾住了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内，一个简易飞行救护室就成了。 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进入病人体内，再一次，我如释重负。 之后3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就成了这个病人的主管医师。每隔半个小时就测量一次脉搏和血压，跟病人和空姐聊聊天。 在这期间，经常会有素不相识的乘客过来跟我握手说“Thank you!” “Good job!” 态度之诚恳，言辞之感人，你会有种错觉，他们都是病人的亲友团。 一个叫Lynn的空姐从头至尾守护在病人旁边。 她在狭小的空间内蜷缩着身子，握着病人的手，一边不断地询问和安慰病人，一边用手机做记录，传给机长。 空姐们邀请我一起合影。一个叫Debra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她老公是个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菜，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仿佛大家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 平安降落 一共5个小时的飞行，大概有4个多小时都在忙着救治这个病人。 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让病人和Dr. Zhen先下飞机，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座位，没有一个站起来急着下飞机。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着一起感动了：5个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帮不上忙的顾客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在我们讨论是否需要中途紧急迫降时都没有任何的异议。仿佛在说：你们决定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善良的乘客帮忙，没有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空姐们的协助，没有护士的帮助，我很难想象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会有什么作用。 我想，正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把我们凝聚到一块。 后记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病人的太太打电话过来说，病人已经出院，并且预约好了心脏科医生。 感谢各位热情洋溢的留言，很暖心！我相信，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也一定都会伸手援助。人性的救助超出了国界、种族、语言、性别、年龄与职业的界限！ 文章来源：同语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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