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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的几家药店被当地一档新闻调查节目曝光，“罪责”是为顾客提供远程问诊后直接销售处方药，因此受到媒体质疑。面对诸如此类事件，在部分媒体的大肆渲染下，似乎要将尚在襁褓的远程问诊一笔抹杀 。诚然，当前我国远程问诊模式因为诸多硬性制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作为现有医疗模式的补充形式，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远程医疗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一把利器，面对大众，媒体有责任褒奖，也有义务揭露，但不能为求轰动效应以偏概全，夸大其词。对于远程问诊，我们应该给予技术更多的时间，也应予以其承载者——零售药店更多的信任，切不可做扼杀新生事物的始作俑者。  图片来源：网络 远程问诊，摊上事了！ 媒体对远程问诊这一波的口诛笔伐，矛盾集中于“首诊”患者在药店可轻而易举地通过在线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购买到处方药。 国家2018年7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中，虽然放宽了对远程问诊的一些限制，但其中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疾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进行复诊。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所谓“复诊病人”，就是原来接诊的医生、原来亲自看过这个病人，对病人情况比较了解，而且确信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可以根据病人情况，判断开出处方药。除了这个情况，凡是初诊的病人，不论病人是什么情况，医生给做了诊断、或者是提出治疗建议，甚至开出处方药，都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的。 以上这类非复诊的远程医疗行为确实存在违反法规的事实，但远程问诊被大张挞伐的“原罪”还是在于“处方”二字。药店上马“远程审方”系统实为不得已为之，症结在于医院的处方流不到药店来。药店没有处方来源，便无法销售处方药，否则就是违规经营。然而南京、浙江等地的乱象，并非行业普遍现象，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时社会的舆论远比事件的本身更加备受瞩目。  图片来源：中国药店 媒体的弱视与偏见？ 远程问诊于大众而言尚属新鲜事物，需要媒体担当起一定的知识普及和宣传作用。而某些业外媒体并非长期浸染于行业之中，正所谓“懂医疗的未必了解药店，懂药店的未必了解互联网”，在信息孤岛中，以静态眼光看待动态事件，随意发表舆论实数不负责任之行为。 纵观我国整个医疗保障体系，零售药店可谓一直都是“人微言轻”，在新医改配套政策的设计上也似乎忽略了他们的客观存在，定位引导缺失加之对零售药店要求的过分苛刻——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个别媒体难免会对其产生新闻的“弱视“和偏见现象。一旦发生错处，便有肆意渲染，断章取义之嫌，将个别现象上升为行业高度，把故步自封当成美德，行业创新当成叛逆。大众需要口碑和名誉去相信远程问诊，而媒体的积极作用则是要帮助他们去建立这种信任，对待利国利民的新生事物，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才能引起社会的普遍认同，给予未来更多的可能。 技术助推体制变革 远程诊疗的构想本身是好的，旨在通过计算机技术、遥感、遥测、遥控等技术，针对看病难、医疗，水平的地域差异等问题，做到一定程度上平衡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转诊频率高，医疗费用昂贵等问题。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理想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就做到的。所谓“立法易，执法难”，法律法规颁布之后，要建立动态的管理机制，定期清除已不符合现状与发展的陈旧法规，建立完善立法后的评估制度，及时监测法规实效，做好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与制定。远程问诊是一种便民的诊疗模式，而非一张“许可证”，迂腐的框架限制，只会让其“胎死腹中”。 受到技术的限制，远程问诊着实客观存在着诸多不足与问题。但随着通讯、计算机、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久的将来通过创新产品，不断研发方案进行试错，远程问诊终将能找到现实和技术的结合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不断走向完善。 虽然，这个行业始终不缺的是创意与执行，缺的是认同和体制的妥协，但当一个新兴事物发展到足够成熟、强大的程度，则可以反向助推体制的变革，法规条文是可以改变的。远程问诊要做到真正地将互联网与医学、药学服务进行深度融合，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前景致远，不可预期。 本文为中国药店原创/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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