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2017年11月11日，在北大的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校友会，参会的37位校友中，年龄最小的也有90岁了。彭佩云、杨振宁等各届白发苍苍的毕业生们，共同唱起校歌，为母校庆祝80周岁的生日。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出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血与泪。

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有10余人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这段堪称传奇的教育奇迹，就是仅存了8年的西南联大。

诞生：

国难爆发，三校南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不是军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吴宓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为延续高等教育命脉，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起，被迫大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南迁组成临时大学。

吴宓是在那年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这天也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学校只得再迁往昆明。最终，三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西南联大师生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

校长：

“我的表，你戴着”

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亲密合作、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而他也没有让两位前辈失望，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

恩师：

叶公超纠正学生发音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做生意的教授们

教授们一边讲着课，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回忆：

校门外的小茶棚

那时学校图书馆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只好到学校附近的茶棚读书。

每天清晨，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能“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来源|《读者报》 作者|张渺 李响 萧且行 林子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