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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 不写令人生畏的历史书

 明日大雪飘 2019-05-26

对于中国历史,人们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种刻板的印象: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化”浪潮,迟至19世纪的晚清,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到来,才让中国人在万邦来朝的睡梦之中猛然惊醒。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晚明大变局》给出了另一种视角:晚明中国就已卷入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无论是海禁政策的松弛、江南市镇的繁荣,还是思想解放的浪潮、文人结社的风气,这些“变局”都不是在中国内部悄悄发生的,而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

《晚明大变局》(樊树志 著,中华书局,2015)

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记者:《晚明大变局》前三章主要讲经济领域,后三章侧重思想文化领域。您认为,晚明时期经济的“变局”与思想文化的“变局”有着何种互动关系?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一书的主旨在于,从宏观的视角分析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这种剧变的深度与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它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恐怕也不算过分夸张。正如你所说,前三章主要是经济,后三章主要是思想文化,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剧变最为明显。这两者之间必然是互动的,而不是不相干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研究者可以从经济切入,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切入,但不能互相割裂。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第二章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这两章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阻力很大,可见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第三章江南市镇,讲到江南的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繁荣富庶,苏州、松江一带奢侈习俗风靡,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剧变。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为奢侈正名,反对“禁奢”。他认为贫穷带来俭朴,富裕带来奢侈;奢侈并非浪费的同义词,奢侈型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生产与市场,这叫作“彼有所损,此有所益”。他的家乡上海县因此而繁荣,号称“小苏杭”,原因就在于此:“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观点,与两三百年前的陆楫可谓不谋而合,他的观点概括为一句话:“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奢侈的道德意义与奢侈的经济意义不可混为一谈。这是经济变革带来思想观念变革的典型事例。

记者:在中国历史上,到了各朝代的末期,旧王朝行将就木,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气象、人文思潮往往也开始萌生。在您看来,晚明大变局与汉末、唐末、清末的变革有何差异?

樊树志:历史上改朝换代层出不穷,每一个新朝代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历史学家更为关注新朝代的创造性成就,比如秦汉是中华帝国的初建,唐是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宋是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等等。晚明大变局与此有所不同,它处在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折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前所未有的剧变。当然,不能和晚清的大变局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由帝制走向共和的剧变。

记者:入清后,晚明大变局还在延续吗?发生了哪些变异?

樊树志: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研究明史的人和研究清史的人,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明史和清史都有各自的独特性,大可不必抑此扬彼。实事求是地说,在对外开放和解放思想的角度上考察,清朝是大大地倒退了。清初的几十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施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昔日热闹兴旺的对外贸易无影无踪。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此后海禁政策一度放松,在广州、漳州、宁波、南京等地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也允许中国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且附加许多限制,显然与世界大势格格不入。清朝的康雍乾盛世,色厉内荏,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文人结社,发表言论。为了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狱”,戴名世“南山集狱”,禁止遗老遗少怀念前朝历史。雍正时汪景褀、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都因文字获罪。乾隆时变本加厉,全国性的文字狱有五十多起。乾隆四十二年的“字贯案”离奇荒唐,因为编者删节了钦定的《康熙字典》,没有为皇帝名字避讳,不但编者遭到严惩,书版、书册销毁,江西巡抚、两江总督等官员也因“失察”而治罪。鲁迅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根治不可。”文人们个个噤若寒蝉,哪里还谈得上思想解放!

《重写晚明史》(樊树志 著,中华书局,2019)

“提高”与“普及”可以兼顾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了嘉靖大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晚明出现了市场经济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等结论。一些结论在专家学者中是有共识的,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还很新鲜。《晚明大变局》的读者对象是专家学者还是历史爱好者?您有过预设吗?

樊树志:人们对于历史的探索永无止境,过去的定论,经过后人的重新研究,被纠正或否定,是常有的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晚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定论,最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提出许多质疑,有的老先生对于自己以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著作,做了自我否定。这是历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就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书中关于嘉靖大倭寇的看法,是我的一家之言,也是一部分中外学者的意见。目前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假以时日,可能会取得共识。学者个人撰写的著作,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有自己的见解,切忌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晚明大变局》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详细的脚注,力求言必有据,令人信服。在写作时确定的目标是雅俗共赏,既要有学术性,也要有可读性;既要让专业读者认可,也要让非专业读者能够接受,喜闻乐见。我反对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风格,不喜欢把历史著作写得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其实“提高”与“普及”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兼顾的。随着读者阅读眼光的精进,对文化修养的渴求日益强烈,希望回顾历史来反省当代、展望未来,愈来愈需要提高的普及、普及的提高。这是我的“预设”。

记者:您先前的两部通史著作《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广受读者欢迎,写作断代史的《晚明大变局》,与之有何差异?

樊树志:通史写作是宏观书写,断代史写作是微观书写;前者注重博大,后者注重精深。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宏观的通史也需要微观的分析,微观的断代史也需要宏观的眼光。两者都需要长期的学问积累,厚积薄发。我所写的《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完全是由于教学的需要,编写简明的中国通史教材。以往学生对历史教材不太满意,最大的问题是陈旧呆板枯燥乏味。要写一本受人欢迎的教材,必须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反映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令我深受鼓舞。

《晚明大变局》是我近5年来出版的第5本书,朋友们感到惊讶。其实,这些书是我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慢慢写出来的,从不“赶任务”,也不“拼命”。我在《明代文人的命运》的“后记”中说过:“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先前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纯粹为了学问而学问,使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这种自由驰骋的乐趣,不到这个年龄的人恐怕无法体会,到了这个年龄不再读书写作的人也难以接受。”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记者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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