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相台岳氏”《九经三传》，前人皆以为南宋岳珂所刻，经张政烺考证，始知此岳氏乃元代荆溪（宜兴）岳浚。张氏《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于“岳本”之刊刻年代、刊刻者、所刻经数、底本来源等问题考证精详，可谓定论。然张文毕竟以《九经三传沿革例》为中心进行考察，仍有一些“岳本”的问题需要补充研究。 一、天禄琳琅八经之流传 乾隆内府旧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八经，前人均视为岳本。 《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五经即“五经萃室”所藏，乾隆四十八年以之覆刻。其中《春秋》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一，入藏较早，原与天禄琳琅各书一并庋藏于乾清宫昭仁殿。其后复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四经，乃于乾隆四十八年“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还岳氏五经之旧，仍即殿之后庑，所谓慎俭德室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经萃室’，都置一几。是旧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阑入旧书中”。嘉庆二年十月，乾清宫大火，昭仁殿之天禄琳琅藏书及后庑“五经萃室”之岳本五经皆被焚毁。《论语》、《孝经》、《孟子》则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乃嘉庆三年重建昭仁殿“天禄琳琅”后续入之“天禄继鉴”书。此三经现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论语》、《孝经》已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 图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本《论语》（书影出自《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图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本《孝经》（书影出自《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高宗《五经萃室记》云：“至于收藏家，则《易》、《书》、《诗》盖同经七八家而略有异，（《易》、《书》、《诗》三经皆有晋府书画之印及徐乾学、季振宜、陈定书、李国寿、陈氏世宝、敬德堂诸印，《尚书》又有覃怀李氏印，盖大同小异云。）藏《礼记》者四家，（晋府书画印、李国寿印、覃怀李氏印、敬德堂图书印。）藏《春秋》者三家。（宋本印、项氏万卷楼图籍印、季振宜印。）”现据乾隆武英殿翻刻岳本五经所摹藏印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载《论语》、《孝经》、《孟子》三书藏印，略考诸经流传情况如下。 以印章位置判断，李国寿藏印“李国寿印”朱方、“覃怀李氏”白方最早钤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论语”条云：“覃怀李氏，宋参政李曾伯之后，见前。”卷一“御题班马字类”条云：“（李）曾伯字长孺，覃怀人，后居嘉兴。”盖据籍贯推之。 《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第五卷著录“元李士行《江乡秋晚图卷》”，有李国寿行书三行，署“覃怀李国寿”，钤“李国寿印”（朱文）。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何传馨文，图卷拖尾二十七则题诗经考订，顺序依次为：陈深（1260-1344）、柯九思（1290-1343）、郑元祐（1292-1363）、王时、李国寿、郭畀（1280-1335）、姚文奂（？-1348以后）、曹鉴（1271-1335）、赵由辰、萨都剌（约1300-约1350）、李淳、刘致（？-1328以后）、龚璛（1266-1331）等等。其中龚璛题署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萨都剌题据推知亦在此年，则此前包括李国寿在内的数人，题诗时间当在同年或略早。 又朱存理《铁网珊瑚》载《雷雨护婴图》诸家题咏，中有署“青㫠李国寿”者。同时见于《雷雨护婴图》、《江乡秋晚图》的题咏者有李国寿、郭畀、曹鉴、龚璛四人。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汉嘉杨基题《雷雨护婴图》云： 乡先生题其卷者凡八人，而基之先大父处士府君、外祖中斋龚先生（谦按：即龚璛）手泽在焉。其六人，则响林陈先生者，先大父之忘年交；克明曹先生（谦按：即曹鉴）、天锡郭先生（谦按：即郭畀）、君辅青阳先生、用中俞先生、子泰尧先生，皆大父之友，而尧又先人授业之师也。……欲考题咏岁月，无所引据，抚卷灯下，徘徊久之。忽祖母惊视曰：“此予在京口时，汝祖尝持以示我，其时汝父犹在襁褓，去今六十年矣。” 以此推之，龚璛、曹鉴、郭畀的题咏时间大致在成宗大德十年（1306），李国寿同此。据以上所考可知，李国寿生于元初，元代中期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应与上举龚璛、郭畀、曹鉴等人有交游。据张政烺考证，岳浚刊刻《九经三传》在大德（1297-1307）末年，正与李国寿活动时代相同。又郭畀、郑元祐等人均与岳浚有交往，李国寿或亦如是。要之，岳本行世不久即为国寿所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论语》、《孝经》、《孟子》七经皆其所藏。 “晋府书画之印”朱方、“敬德堂图书印”朱方、“子子孙孙永宝用”朱方皆明朱钟铉藏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引朱谋玮《藩献记》：“晋庄王钟铉，宪王之子，高皇帝曾孙，好博古，喜法书，刻《宝贤堂集古法帖》，今世所传书画多晋府章，即其人也。”李国寿旧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论语》、《孝经》、《孟子》七经皆为晋府所得。 “陈定书印”朱方、“陈氏世宝”朱方二印钤盖时间次之。检《石渠宝笈》卷十“宋诸名家墨宝一册”有“陈定印”、“陈以御”、“陈定书印”、“陈氏世宝”、“陈定平生真赏”诸印。此外，卷二十二“歷代名绘一册”有“陈以御鉴定”印，卷四十四“元钱选秋江侍渡图一卷”有“陈定画印”。《石渠宝笈》所载藏品时有陈氏藏印，乃知陈定字以御，富于书画之收藏。 又顾复《平生壮观》卷一“神龙兰亭”条云：“金陵陈以御从太平曹氏得之。”卷二“黄庭坚”条云：“《赵景道帖》……此季弟（谦按：即顾维岳）物，为陈以御所豪夺。……壬申春复得一见，顿还旧观，忽忽若昨日事，屈指不觉二十九年，已四易其主矣。”徐乾学为《平生壮观》所作序、顾复《平生壮观引》均署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即当此年，则陈定豪夺事在康熙二年。因知陈定为明末清初江宁人。所藏有《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孝经》、《孟子》六经。 《孝经》曾经武进唐辰（良士）收藏，“毗陵唐良士藏书”朱方、“晋昌秘笈记”白方、“唐”朱圆、“于辰”白方、“唐辰”白文、“良士”白文皆其藏印。唐氏与季振宜为姻亲，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卷二《尽忠录跋》云：“余获见季沧苇所藏正德年初印《尽心录》……有沧苇手跋。其夫人唐氏乃毘陵孝廉孔明父（谦按：唐宇昭字孔明，良士父）之女，荆川（谦按：唐顺之）四世孙也。以是书见贻，朱墨皆荆川笔云。”此《孝经》当亦为唐良士赠予季振宜。 其后陈定旧藏六经均为季振宜所得（其中《孝经》当得自唐良士）。季振宜《延令宋板书目》（嘉庆十年黄氏士礼居刻本）：“岳倦翁《周易》（三本）、《诗经》（六本）、《尚书》（三本）、《孝经》（一本）、《论语》（一本）、《孟子》十四卷（三本）。”以藏印证之亦然。此后季振宜又得项笃寿万卷堂旧藏《春秋》。 徐乾学所得有《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孝经》、《孟子》六经。《传是楼书目》经部天字上格：“周易注，上下经六卷，晋王弼注，略例一卷，唐邢璹注，系辞三卷，韩康伯注。三本。”当即岳本《周易》。 又《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清金凤翔校明末毛氏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周易兼义》、《毛诗正义》、《论语注疏解经》为“校岳刻本”，皆有识语。其中《论语》识语云：“康熙丁酉（1717）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日，借相台岳氏所刻校于乐安志雅堂。”所校他本识语中，有“丙申（1716）冬日贮书楼主人质得东海《纂图互注礼记》”，“玉峰徐氏以宋椠《春秋正义》质于乐安贮书楼”云云，所谓东海、玉峰徐氏皆指昆山徐氏。徐乾学已卒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质书者当为徐氏后人。贮书楼主人为长洲蒋杲，其子蒋元益（1708—1788）官至兵部侍郎，有《志雅斋诗钞》。金氏校书时，元益尚幼，故知乐安贮书楼、乐安志雅堂为蒋氏父子沿用之斋名。金氏未明言所校岳本是否亦为徐氏质于蒋氏者，仅将此事拈出备考。 诸经递藏情况如下： 《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孟子》：李国寿→晋府→陈定→季振宜→徐乾学→内府。 《孝经》：李国寿→晋府→陈定→唐良士→季振宜→徐乾学→内府。 《礼记》：李国寿→晋府→内府。 《春秋》：项笃寿→季振宜→内府。 附：天禄琳琅藏八经诸家藏印表
二、现存岳本五经 现存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木记、确然为岳本者，仅有《周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周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本）、《春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十九、二十配他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残本）、《论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孟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五经。其中《周易》为四库底本，说详下文。《论语》、《孟子》即上举“天禄琳琅”旧藏。 台北故宫所藏《周礼》残本原为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即所谓“平馆书”），蝴蝶装，存卷三二十八叶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此残本亦见于《文禄堂访书记》、《中国善本书提要》，卷末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十字亚形木记。 此外，《旧京书影提要》收录“宋刻零叶，行款与相台岳氏刻五经同。旧清内阁书，见藏大连图书馆”。似无卷末叶留存，故不知有无相台木记。《旧京书影》收录卷四第二十叶左，亦为蝴蝶装，经与《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岳本此半叶对比，虽无异文，但个别字形略有差异，零叶或亦为元刊岳本。 民国间，史语所清理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得《礼记》三叶（卷九《玉藻》第五至七叶）、《周礼》四叶（卷七《夏官》上第八至十一叶，刻工：王圭），虽皆残叶，无木记可证，张政烺以其“楮如玉版，墨如点漆”，定为岳本“原刻初印”。 清代内阁大库所藏分为六库，其中礼、乐、射、御四库为档案，书、数二库为书籍。宣统元年（1909）大库屋坏，移藏于文华殿两庑，凌乱不堪。张之洞奏请以大库书籍设学部图书馆，成为后来的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曾委吴县曹元忠（君直）、宝应刘启瑞（翰臣）整理，编有《内阁库存书目》、《内阁库存残本书目》、《内阁库存图籍》。今检此三目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并无岳本《周礼》，盖此本于大库档籍移动散乱之时混于档案之中，故未能随大部书籍入藏学部图书馆。大库档案于清亡后几经转手，现在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属历史博物馆，存于故宫午门楼上的部分）、中研院史语所（购自李盛铎，为罗振玉转卖的部分）、大连图书馆（罗振玉留存的部分）。此外，经手者如同懋增纸店、李盛铎等都曾留存、转卖少量档案。之所以回顾内阁大库档籍播迁的历史，是因为笔者认为以上岳本《周礼》残本、残叶皆内阁大库旧藏之一本而星散者。此本最初混于档案之中，其时当已残阙零落，其后随档案辗转各处，其中卷三残本流出，故王文进得见，或经其手卖与平图，时间当在1933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之前。其馀残叶则随档案播迁分藏于史语所及大连图书馆。史语所购入档案在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罗振玉于1928年冬迁居旅顺，前述《旧京书影》拍摄于1929年，罗氏捐出残叶当在此间。 国图《春秋》清末藏于临清徐坊处，其后各册分散，为周叔弢自庚午（1930年）春至丁亥（1947年）正月陆续收得，后捐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收录，《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各卷末多有相台木记。检藏印有“玄同子邵桂子一之父章”、“睦邵桂子”白方、“桂子”白方、“邵伯子”白方、“寿乐老人章”白方、“云间寿乐行窝”朱方、“寿乐行窝”朱方、“寿乐”、“寿乐堂”亚形印、“玄同/邵子”连珠印、“玄同”椭圆印、“玄同”鼎炉形印、“玄之又玄”朱方、“守吾玄”朱长方、“天光云影”朱方、“甲戌/辛未己未/甲子”朱文亚形印（以上邵桂子印）、“徐健菴”白方、“乾学”朱方（以上徐乾学印）、“浦祺之印”白方、“浦氏扬烈”白方、“浦玉田藏书记”朱白文相间方印、“浦伯子”朱文椭圆印、“留与轩浦氏珍藏”朱方（以上浦祺(1733～1795)印）、“袁印廷梼”朱方、“五砚主人”朱方、“五砚楼”朱长方（以上袁廷梼（1764—1810）印）、“严杰借读”白方（以上严杰（1764-1843）印）、“定府珍藏”朱方、“曾在定邸行有恒堂”朱方（以上载铨（1794-1854）印）、“古逸生”白方（印主不明）。 邵桂子字德芳，号玄同，严州淳安人。本姓吴，鞠于所养，因从其姓。宋咸淳七年（1271）以博学宏词登进士，授处州教授。国亡不仕，娶华亭曹泽之女，因家小蒸，为斯文领袖者四十年，八十二卒。戴表元曾为“古睦邵德芳”（谦按：北宋宣和三年改睦州为严州）撰《寿乐行窝记》，知“寿乐行窝”等印亦邵氏藏印。“甲戌/辛未己未/甲子”之“辛未”乃其登进士第之年。邵氏印记均钤于各卷末，且多在木记之上，部分藏印形状为与相台木记类似的亚形、椭圆形等，如“寿乐堂”、“甲戌/辛未己未/甲子”等均为亚形印记。邵氏入元后所居之华亭与宜兴临近，李致忠认为“可能正是汉阳君岳浚延致的名德巨儒中的代表人物，参与校刻群经”，当为合理之推断。 此本卷十九、二十末无相台木记及邵氏藏印，仅首叶钤“古逸生”、“曾在定邸行有恒堂”二印，刻工（卷十九：袁、黄、吴、奎、武、郑、高，卷二十：曹、吾、左、何、赵、于、刘、孙、吴、孟、文、马、梁、朱、晏）与其他各卷不同，显非岳本。经核，此二卷刻工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旴郡重刊廖本《论语》、《孟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周礼》残本（卷三末有钟形墨记，未经刻字）均无相同者，而字体颇似岳本，惟精整稍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明刻本。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存下半部十五卷，其中卷十六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为元刊岳本，馀以明翻本配补。卷十七、二十四至二十六、二十九各卷末有木记。黄丕烈、汪士钟、陆心源递藏。黄氏收藏时尚有卷一至六及卷十五，《百宋一廛书录》云： 其收藏图书有“☴”一印、“沈士称”一印、“沧浪渔隐”一印、“东父子”一印。卷下有墨书一行，云“吴兴沈巽士称题”，前所载图书皆其印也。通体涂抹不堪，其于卷端标明云：“凡抹朱，文章；青，义理；黄，辞命；墨，大纲。”……又有“大章”一印、“冒鸾”一印，是收藏家非评阅之人矣。 按“沈士称”当作“沈士偁”，《画史会要》卷四：“沈巽字士偁，号巽翁，吴兴人。山水宗吴廷辉，稍变其法，尤工杂画。”《吴兴备志》卷二十五“书画徵第二十一”引《吴兴画苑》：“沈巽字士偁，精于绘事。尝为曹孔章作《水晶宫图》赠贝琼，琼作《水晶宫诗》。子孟均亦善画。”沈巽编有《皇明诗选》二十卷，洪武三十年刻本，卷端题“吴兴沈巽士偁编集/文林郎前太常典簿吴郡顾谨中校选”，有洪武三十年建安曹孔章序、檇李贝季翔序及沈氏自跋，沈跋后附刻“水晶宫”、“沈氏士偁”、“沧浪渔隐”三印，知沈巽为明初吴兴人，“☴”、“沧浪渔隐”皆其藏印。又此本有韩应陛手书题记：“咸丰八年六月朔得之苏州黄氏滂喜园。”知此《皇明诗选》亦曾为黄丕烈收藏，宜黄氏知其人也。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云“岳板，零配覆本，三十卷”，岳本原刊存卷不详，至《皕宋楼藏书志》则仅存卷十六以下。据阿部隆一调查，藏印除黄、汪、陆三家外，尚有“沈士林”、“沈士林氏”白文、“☴”、“沧浪渔隐”白文、“大章”朱方、“冒鸾”朱方、“宪奎”白文、“秋浦”朱文、“平阳汪氏藏书印”、“吴氏之章”、“名山”白文、“东□子孙”白文等。“沈士林”似为“沈士偁”之误。“宪奎”、“秋浦”、“平阳汪氏藏书印”为长洲汪宪奎藏印，汪氏字秋浦，乃汪士钟族人。又书眉有手书评注，傅增湘谓“审其笔势，当是元人”，以黄氏《书录》观之，当即沈巽所批。 《论语》、《孟子》二经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递藏情况已见于上文。《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著录二书，其中《论语》明言“每卷末印记‘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孟子》则仅云“岳珂荆溪家塾所刻”，未言木记之有无。故张政烺谓“若《孟子》亦无相台木记，疑与《孝经》为同类，惜乎若存若亡，不可考验矣”，误以《孟子》无木记，非岳本。今检此本胶卷，凡十四卷，六册，除卷八（末叶刻满）外，序及各卷末均有相台木记（图一）。版心刻“孟几”。书前《孟子题辞》颇有残损，未印入《中华再造善本》。 图三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本《孟子》序后木记 现存岳本（《周易》、《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刻工，如何永言见于元大德间刻《碛砂藏》（刊于平江路碛砂延圣寺），朱子成、赵坚、叶子明、翁天祐、王圭见于元前至元中后期刻《普宁藏》（刊于杭州路余杭县普宁寺），可证张政烺所考确为不刊之论。 附：现存岳本刻工 周易：子、方、毛、范、孙、杞、祀、章、张、王、拱、叶、弓、子明、圭、仲明、赵坚（赵、坚）、翁福（翁）。 周礼：王圭刊、守中、凌、史、忠、顾、吴、伯恭、金拱（金、拱）、何永言（何、永、言、永言）。 春秋：叶子明（叶、子明）、王圭（王、圭）、翁、子、方、范、朱、拱、李、翁寿昌、仁、赵坚（赵、坚）、日新、日、忠、盛忠、盛允忠、翁天祐（天祐）、朱子成（子成）、拱昌、马良、奇、才、陈大有（陈）、凌、李生、毛。 论语：子、范、拱、翁福（翁）、王圭刊（圭）、何、永言（永）、王、方、仁。 孟子：范、翁、天祐、王圭刊（王、圭）、伯恭（伯、恭）、史、张守中（张、守中、中）、凌拱刊（凌、拱）、子、金、從善（從、善）、何、永、永言。 三、天禄琳琅旧藏《孝经》刊刻年代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孝经》，谓“亦岳珂荆溪家塾刻”。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则云：“《孝经》今归建德周氏……虽非岳刻，确出廖本。” 《孝经》民国间为周叔弢所得，民国十七年影刻，其后又用珂罗版影印，卷末确无木记。《四部丛刊初编》初版影印缪荃孙藏传是楼影抄本，二次印本则改用周叔弢藏刻本。二本皆传是楼故物，现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影抄本即从此刻本出，但于卷末臆添相台木记。张政烺考证云： 天禄旧藏《孝经》今归建德周氏者，行款字体虽似岳本，而卷尾无牌记，每叶栏外无耳题为异。《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按藏书印记《论》、《孝》、《孟》三书多相同，知流传出一家，因定为岳版，实则未碻。今考其版心所记刻工为“翁”与“寿昌”二种。按世綵堂《韩文》刻工有“翁寿昌”，屡见不鲜，亦或分离姓名为“翁”与“寿昌”，其签字体式与《孝经》完全相同，因知此《孝经》出于廖刻，其原本必翁寿昌一手雕成也。相台、旴郡重刻廖氏各经，版框外皆有耳题，必廖本本来如此。 又廖刻《左传》每卷后有牌记，此皆无之。廖刻韩柳文版心下方分二层，下记刻工，上刻“世綵堂”三字，所开《九经》当亦如此。此《孝经》刊工上层界格虽存，而无“世綵堂”三字，且宋讳全不避，故不敢定为廖刻原本。 按，廖氏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刻工确有“翁寿昌”，或作“寿”、“翁”等（图四1A-1D）。然岳本《春秋》卷二、卷五、卷六首叶刻工均为“翁寿昌”（图四2A-2B），亦有单作“翁”者，签字体式有二，一与《孝经》同（图四2C与3A），一与《论语》同（图四2D与4）。与《孝经》同者为翁寿昌，与《论语》同者为翁天祐（图四2E）。《春秋》既为岳本无疑，则不得以翁寿昌与刻《孝经》而否认其为岳本。廖刻《九经》当在宋咸淳间，去大德末不过四十年上下，翁寿昌或并与廖本、岳本之刻。 又上文所列岳本各经，并非每卷末均有木记。如《春秋》卷二十三末馀一行，卷二十一、二十二末馀二行，均无木记。《孝经》全书十六叶，卷末正文与尾题“孝经一卷”间仅馀一行，或因空间逼仄而未刻。且《孝经》亦有李国寿藏印，李氏所藏他经均为岳本，《孝经》当亦如是。 图四 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及岳本《春秋》、《孝经》、《论语》刻工 覆刻本将原本刻工照刻，仅见于明正德、嘉靖以降复古风潮兴起之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翻岳本《周礼》，“影覆工细，逼真原本，虽每卷末岳氏牌记不存，其版心所记刊工与静嘉堂文库所藏相台《左传》残本同（如盛允忠、王圭、拱昌等，皆两书互见），知确出于岳氏本也”。台北故宫藏岳本《周礼》（图五），卷末有相台木记，行款、版式、刻工确与明翻本（图六）相同。王重民先生以此本校翻本，知翻本小注、音义多形似之误。除《周礼》外，未见有现存翻岳本将原本刻工照刻者。《孝经》亦有明代翻刻本，白口，四周双边，卷末有“汤仁甫刻字”一行。明翻岳本《春秋》为白鱼尾，版心刻“左传卷某”，与原本不同，最易识别。 （图五 台北故宫藏岳本《周礼》残本） （图六 《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岳本《周礼》） 四、《四库全书》本《周易注》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著录“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四库总目》于其馀各经仅著录注疏本，惟易类著录此经注本，比较特殊。翁方纲曾为此书撰写分纂稿： 周易注并略例十卷 眉注：每节下圈外小注之音是岳氏所增，非王弼所为也。注中间有音者，则在圈内。 谨按：周易注并略例，凡十卷，宋相台岳珂刊本。每卷后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十字亚形方印。每页末皆有“某卦”、“某篇”字，是倒折旧式也。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珂之自述谓，证以许慎《说文》、毛晃《韵略》，视廖氏世綵堂本加详。今世綵堂本罕见，而岳氏此本之精善，应存以为校核之资。其中缝书“易一”、“易二”之卷数，则通《九经》为一书之式也。应先存此一部之目，以俟岳氏《九经》刻本彙于一处，而或刊、或抄之。纂修官翁方纲恭校。 翁氏所撰提要其后虽未被采用，而底本当即此岳本。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署“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与文津阁本书前提要（署“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恭校上”）相同，较为简略。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署“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颇详，与《总目》提要亦有较大差异，后者盖在前者基础上复加删改而成。惟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有涉及底本之处： 吴仁杰《古周易》称弼以《系辞》上下“传”字，施之《説卦》前後二篇（原注：案仁杰主《隋志》《说卦》三篇之说，然今本从宋岳珂荆溪家塾本翻雕，《系辞》以下实无“传”字。）……弼及康伯注皆无音，此本之音全同《经典释文》，疑岳珂采摭《释文》散诸句下。今取便省览，亦兼存之。 所谓“今本”非“此本”之意，此篇提要“今本”另凡四见，皆泛指今日通行之本，此处亦当如此。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易注》与乾隆武英殿覆岳本略加比对，可知库本确是据岳本抄录，且未经校改，殿本改字之处在库本中一仍岳本之旧。此岳本并非天禄琳琅所藏，而是经浙江巡抚採进，入四库馆之本。 民国间涵芬楼收得一岳本《周易》，《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藏印有“吴门周公瑕氏”朱长方、“六止居士”白方、“羣玉山樵”朱方、“袁枢之印”白方、“袁伯应珍藏印”朱方、“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朱长方印。因知此本为明太仓周天球、睢州袁枢旧藏，乾隆间入四库馆，藏于翰林院，即上揭各阁《四库全书》据以抄录之本也。陈红彦谓此本“卷三、六、十末叶有剜印处”。 孟森曾以涵芬楼藏岳本与铁琴铜剑楼藏宋经注释文本对校，撰《相台本周易校记》。此《校记》有几处失误，今拈出如下。《校记》： 归妹卦首注“少阴而承长阳”，“承”十行本讹“乘”，阮校，宋本、古本、足利本作“承”，岳作“永”，亦“承”之误。今检岳亦作“承”，“承”字字体微与上下文不类，可知为翻刻时就原板所修改，与原板相台本不同。而武英殿翻岳本亦作“承”，后又无校语及之，又知武英殿刻相台本，亦未必相台原刻，恐与此修改之相台同一本也……但小过九三注“小过之世”，据阮校，十行作“世”，岳作“时”。今此相台本亦作“世”，殿翻相台作“时”而无校改之语，可知殿翻之祖本，正同阮氏所云，而此相台本已属翻刻校改矣。又既济彖注“以既济为象者”，“象”十行误作“安”，阮校，岳亦作“安”，而钱本、古本、足利本作“象”，宋注疏本作“家”，“家”即“象”之误云云。殿翻相台则校此文云，“象”，武英殿注疏本作“安”。是祖本又实作“象”，而非阮氏所见之岳本。又归妹彖注“嫁而系姊”，“姊”字原误，殿翻校改作“娣”，而十行阮校则云，岳同十行作“娣”，宋注疏本及古本作“姊”。此亦同殿翻祖本，而异于阮据之岳本。又繋辞下阴卦多阳注“阴卦一阳”，殿翻校改“一”作“二”，十行作“二”，阮无校语。此则今相台本同殿翻祖本，阮或漏校，未能定其必与今本异也。总之，此相台本与武英殿所祖之相台本、阮文达所校之岳本，皆非一本。又宋讳全不避，可断定为宋以后一种翻刻。 谦按：孟氏偶失检殿本，如“承”殿翻岳本实作“永”，此其误一。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所用“岳本”为殿翻本，偶有不合，乃因阮校失检殿本考证（如“象”字、“姊”字），误以改字为原文，孟氏以为阮校另据一岳本，并以此为据进行推论，此其误二。孟氏所举涵芬楼藏本与殿翻祖本不同之处，经核对，实际仅有两处，即“少阴而承长阳”之“承”、“小过之世”之“世”。世，武英殿注疏本作“时”，翻岳本或据改而未出考证。孟氏云“‘承’字字体微与上下文不类”，今以影印本观之，未能分辨。“永”为明显误字，或岳本后有挖改，或殿翻岳本误刻，难以论定。 五、武英殿翻岳本及其再翻本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高宗于昭仁殿后庑建“五经萃室”以贮岳本五经，并作《五经萃室记》以纪其事。高宗随即于正月内下旨，令永璇等“选员仿写刊刻，并令校订群经，别为考证，附刊各卷之末”。至本年十一月，武英殿翻刻五经完竣，装潢呈览。 其刊刻步骤是，先选派四库馆缮签处的费振勋、罗锦森、王锡奎、王鹏、金应璸、胡钰、吴鼎颺、孙衡、虞衡宝九人据岳本原本摹写，再交武英殿上版刊刻。武英殿翻岳本各卷末均于版匡外下方刻一长条状书耳，内刻“内阁中书臣费振勋敬书”、“进士臣王鹏敬书”、“举人臣金应璸敬书”等字样。《周易》书前刻《五经萃室记》，各经前刻高宗为各经所题诗。翻刻本将原本所钤包括天禄琳琅诸印在内的历代藏印一并摹刻，行款、版式、点画一仍原本之旧。惟原本版心所标书名、卷数极为简略，如《周易》作“易几”，《春秋》作“秋几”（亦有作“某（公）第几”者），殿本改作“周易几”、“春秋几”，并于版心上方刻“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 高宗下旨时即令“校订群经，别为考证”，但岳本考证似成于翻刻完成之后。以《春秋经传集解》为例，卷一考证：“十年，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注：明翚专行，非郑之谋也。〇‘郑之谋’当作‘邓之谋’……原本‘郑’字乃‘邓字’之讹，依殿本改正。”卷五考证：“十四年，沙鹿崩。注：平阳元城县东有沙鹿土山。〇案《晋书·地理志》元城属阳平郡……原本及诸本讹作‘平阳’，今依殿本改正。”卷五考证：“获晋侯以厚归也。注：君将晋侯入。〇案此乃秦伯自言，不当用‘君’字，盖系‘若’字之讹，据殿本改。”卷六考证：“晋侯在外十九年矣。注：晋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二十六年。〇案，十七年、十九年合之得三十六，‘二’字乃‘三’字之讹，依殿本改。”正文均有明显的挖改痕迹。（图七）今检《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岳本《春秋》，此四处均与未挖改前文字相同。 图七 武英殿翻岳本正文挖改痕迹 岳本考证参校之本有北监本、汲古阁本（考证或称“阁本”）、武英殿本、永怀堂本等，且多参用毛居正《六经正误》之说。岳本书前所附《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则校以通志堂本，并参考《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条考证出文均为岳本原文，凡经考证岳本有误者，翻刻本均改字（即《五经萃室联句序》所谓“较岳刻而扫叶无讹”），且多有考证未明言改字而正文已改者。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岳本五经用武英殿翻刻本，即有因此而误以翻刻改字为岳本原文者。如《周易·归妹》彖注“嫁而系姊”，岳本考证“诸本作系娣”云云，未明言改字。阮校云：“岳同十行本作娣。”误信翻岳本，未核考证出文。 据《书目答问》，殿本有江南、贵阳、广州、成都四种翻本，《补正》又有南昌熊氏影印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道光中，贵州、广东皆有翻本。”《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整理本录佚名眉批三条：“福建翻本有玺印而不精，近日印本尤漫漶。”“江宁书局翻本无玺印，颇佳。”“戊戌岁在京，见厂市各书肆俱有厂刊本五经，价十金一部，而印本漫漶，据说为道光年间所印。” 据此则翻殿本凡六：道光贵阳书局、道光广州书局、成都书局、福建书局、琉璃厂、江南书局（即佚名眉批之江宁局）。光绪二年江南书局翻本与原殿本的差别主要是：一、版心无“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字样；二、卷端无李国寿、晋府、季振宜、徐乾学、天禄琳琅诸印；三、字体较殿本秀丽；四、卷末无书人姓名（如“进士臣王鹏敬书”等）。（图八） 中华书局影印《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尚书》，其中岳本断版与江南局本相同，则底本可知矣。更有甚者，此本竟将匡外书耳修掉。
图八 岳本《周易》原本、乾隆翻刻本、光緒翻刻本對比 六、结论 张政烺之后，学界对“岳本”一直缺乏深入细致的版本研究。以往对“岳本”的认定，多着眼于相台木记的有无，并无对刻工的全面梳理考察，藏印的著录更是阙漏极多。而刻工、藏印恰恰是考察岳本刊刻时间、判断是否岳本的重要因素。岳本刻工见于元大德间刻《碛砂藏》及前至元中后期刻《普宁藏》。收藏者李国寿、邵桂子均与岳浚同时，且所居临近，很可能与岳浚有交往，皆足为张政烺结论的重要佐证。天禄琳琅《周易》、《尚书》、《毛诗》、《礼记》、《论语》、《孝经》、《孟子》七经皆李国寿所藏，六经皆有木记，《孝经》虽无，仍可定为岳本。如此则岳本原本现存《周易》、《周礼》、《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六经。其中《周易》为四库底本，《春秋》为邵桂子旧藏。《论语》、《孝经》、《孟子》为李国寿旧藏，后入“天禄琳琅”者。《周礼》为内阁大库旧藏，当为明文渊阁之书。《尚书》、《毛诗》、《礼记》三经虽无原本存世，尚有乾隆武英殿翻刻本可供利用。殿翻本虽极力描摹原本，但有改字处，必须检核卷末考证出文，以免误以殿本改字为岳本原文。今日研治版本之学，条件极为便利，前人无法寓目的版本多经影印，众多数据库可供检索，故而应该综合利用文献记载、藏印、刻工、文本校勘等手段，从细节考证入手，复原版本的真实情况。 （作者简介：张学谦，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3期。限于篇幅，分为两次推送并省略注文，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本文公众号内容转载自历史文献平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