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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经常为这样的情形、场景而烦恼、无奈和不解：劝说行走在非机动车道的行人走人行道，对方满脸疑惑“人还要让车吗？”劝阻助动车逆向行驶，对方怒目相视：前面就是家门囗叫我往哪里走？上门去做文明建设宣传，户主一脸不屑：政府又做形象工程了！年老的埋怨：现在路也不会走了。年轻的冷嘲热讽：又在瞎折腾了！ 一些文明劝导“志愿者”一脸无辜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有些群众说；文明是靠自觉的，那个国家的文明是像我们这样靠硬管的。 文明要靠自觉，这当然不假。只有自觉的文明才能长久保持；只有自律的文明才能长久传承；只有长效机制保障下的文明环境才能长远福泽社会。但任何事物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总是有一个自然的长期形成的过程。 一个乡下人在农村可能会垃圾乱丢、说话粗鲁，来到城市就会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很多游客在国内的饭店里车辆上会高声喧哗，到了国外就变得温文尔雅；同一个人，步行过马路时，遇上急事可能会闯红灯，但若在车里握着方向盘，再着急往往也能遵规守矩；同一个人，在绿皮火车里会吞云吐雾，但一上了高铁就能全程禁烟；同一个人，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和另一个清洁有序的场所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为何如此不同？因为身处的大环境不同，违法成本就不同，执法刚性也不同。这种对比也启示我们：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靠管出来的。文明也需要有一个“管出来”的过程。 第一次出国到欧洲考察，清晨天刚蒙蒙亮去意大利米兰的街头散步，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离人行道斑马线还有三、四米的距离，只见一辆轿车停在斑马线前礼让，司机见我站着不走，便摇下车窗玻璃用手势示意我先过马路。这让当时在国内还不太习惯礼让斑马线的我十分感动。后来乘专车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在一个两车道的路段右侧小车道有些拥堵，而左侧的大型车道空畅无车。我们喊着“超车”“超车”，德国司机一边向我们抱以微笑，口中不停地说；NO、NO，让我们感慨不已。陪同考察的德国官员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几个世纪前欧洲国家是怎么治理不文明行驶的吗？不仅仅是高额的罚款，严重的要被终身禁驾。这近似于我国严惩酒驾的法规。 纵观中外社会文明史你能发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素养，既是历史演变渐进的结果，也是持续严管的结果。很多去日本旅游的人，往往会感慨于该国的公共文明：一丝不苟的垃圾分类，不留一片垃圾在体育赛场，井然有序的公共场所秩序……究其原因探其源头，1948年出台的《轻犯罪法》功不可没，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写得明明白白。即便如此，上世纪80年代，富起来的日本人在走出国门时也产生过“观光摩擦”，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以至于日本媒体写社论提示国民，“尊重对方国家风俗、习惯、礼仪”。 可见，文明是一面镜子，在比较中更能正衣冠、知不足；另一方面，约束是压舱石，一旦脱离执法环境、缺少了刚性约束，已经提升的文明素质也可能又倒退回去。要实现从“人人独善其身”到“人人相善其群”的递进，一定的外部约束，一定的强制性管理总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起始时期还是非常关键的 文明是管出来的，是因为在权利与义务这两端，人们往往乐意享受文明的成果，却不情愿承担文明的成本。比如，许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立法保护小动物，殊不知养犬人身上背负的义务条款数不胜数：上保险、打疫苗、戴口套、攻击性犬的主人还需在庭院明显处竖立标牌，等等。不仅如此，如果狗闯祸或者由于主人的疏忽致使他人受到伤害，狗主人除了会面临高额罚款，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近年，国内多地出台针对“不文明养犬”的处罚规定，严厉处罚“遛狗不牵绳”“狗屎不清理”等行为，也正是看到了“管理”之于文明养犬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则就是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那根绳子，松紧适度、两头兼顾，才能让更多人知边界、明事理、懂规矩、不逾矩。 文明是管出来的，还因为管理缺失导致的“破窗效应”，现实中比比皆是。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一街之隔，常有静谧与脏乱差的天壤之别，这就是持续治理与“疏于管理”的区别。反过来，只有对违规违章违法行为持续“零容忍”，才能不断筑牢社会文明的底线思维与文明习惯。正是因为醉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正是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持续发力，欠债故意不还的老赖开始减少；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监管体系，人们对网购的信任指数越来越高。 文明城市创建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路上乱停车有时劝导劝阻没有效果，交警城管强制把车拖走了迎来的却是“乞求原谅”的眼光。助动车违规带人百般劝说效果不明显，交警罚款一次就“下不为例”了。 古语云，“从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从来就不易。一个文明社会的形成，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既需要好言好语的劝导，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刚性的制度、严格的管理也是一种唤醒，它唤起人们的文明意识，形成人们对文明的敬畏，最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依稀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奇迹”让前往考察的国人深受触动；而从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来看，让国人内心更为震撼的，是新加坡包括“鞭刑”在内的严明的法治和管理。人们总是看到新加坡到外流淌着的清辙的河水，却看不到曾经的“向河里丢垃圾高额的罚款”。在早期整治文明环境时，在新加坡，公共场合抽烟会被罚款1000新元，相当于人民币5000元；乱丢垃圾，违者要罚3000元；随便高空抛物，违者也要罚款3000到10000元；上完厕所不冲厕所，最高罚款5000元，更不要说打得你屁股开花的恐怖鞭刑；即便是我们国内司空见惯的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的行为，等待你的可能是1000新元的罚款，或者1个月的监禁；甚至你蹭隔壁邻居家的网，最高都可能被判处3年徒刑！而且这些严罚严惩的措施至今适用，只是经过严厉的惩罚后如今几乎用不到了。 “文明也是管出来的”。这不仅是中外文明建设史的经验之谈，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所在。 “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一事不文明，事事受牵连”，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形成长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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