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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在龙山文化晚期时，正是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此时，人类正逐渐脱离了原始的氏族社会而向阶级社会转变。随着阶级社会的到来，青铜器作为相对于陶器更为贵重的器物而成为特权阶级专用，并逐渐成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为特权阶级的占有、使用的特权，主要表现在祭祀上。  夏代祭祀保留了大量万物有灵观念下的自然万物的祭拜，不过此时“天命”观念初步抽象到了一个具有至上神性质的位置，但其范畴十分模糊, 更不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可以说只是一种至上神观念的雏型。 到了商周时期，随着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水平的提高，大批青铜容器的铸造，以及社会等级划分的森严和社会礼制的相对完善，又发展出一套青铜礼器制度。而在祭祀礼制上，商周两代的不同在于，商代明显地表现为神秘的神本主义的文化特征（区别于夏代的自然崇拜色彩），而周代则表现为人本主义。所谓神本主义就是以神为本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认为, 人类的安危、国家的兴亡决定于神的意志,而神的意志又是可以根据人们对其贡献的多少而转移的。  神本主义思想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是人类思维水平尚低，对事物认识能力低下的一种产物。当时的人们为了祈求得到神灵的庇佑，开始了向神灵献祭、占卜等祭祀活动。相应地，逐渐出现了一些专职的“神——人”之间的沟通者，即巫师或祭司。这些巫师凭借具有高于众人的所谓的“通神”本领以及其他方面的才能, 逐渐地成为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以神灵的旨意为借口, 迫使人们接受他们的主张, 使氏族部落原有的民主传统逐渐遭到破坏。国家产生后, 巫师或祭司也就相应地成为名副其实的王和各级官吏。  西周统治者从夏、商得天命又失天命的客观事实中, 认识到“天不可信”(《尚书·君奭》) , 天命转移的根本原因, 不是祭祀的多少, 而是“人事”的兴废,因此其统治思想转变为注重“人事”。这种统治思想的转变影响了祭祀等礼仪制度的相应的改变，如周人整个祭祀活动减少了, 祭牲种类也减少了，祭法进一步程式化，每种祭法有一定的祭牲、对象、时间、地点, 所以在铭文中不再记录用牲情况，而仅记载祀典就可以了。这些都是周人重人事而轻神事的表现。这些说明到了西周，社会文化特征已经从商代的神本主义转变为人本主义。  这种祭祀理念的转变，势必会影响到青铜爵作为礼器在祭祀时扮演的角色的不同和所发挥的功用的差异。 此外，青铜爵虽作为礼器，却没有仅仅局限于其祭祀这一项功能，甚至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作为祭祀用礼器的神圣角色都在不断淡化，从最初的祭祖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到用于贵族之间的婚媾、宴享、朝聘、会盟、随葬等的实用礼器，再到铸刻铭文以名其所属，并使之成为“传世宝器”，直至西周中期的完全衰落。当然这种神圣感的淡化，也是商周社会由“事神”向“事人”转化的一种明显的表现。虽然青铜爵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作为礼器这一社会属性贯穿始终，但其具体的功用也是在发生着变化的，或许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场合内它会身兼两种或更多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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