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的源流与传播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太阳崇拜传统，从考古学上观察，太阳崇拜在史前时期已紧密联系着中华诸族。先秦及其以后历史阶段，太阳崇拜传统亦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从史前时期始，各区域的文化相互交汇、撞击、组合和更新，最后融合一体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本文以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基础，解析我国太阳崇拜的文化源头及其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一  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的形成

城背溪文化在三峡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被认为是时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距今约7800～8500年。［2］城背溪文化时期，三峡地区出现有太阳神石刻、太阳形红陶盆等，这是我国最早的太阳崇拜文化现象。

（一）三峡地区太阳神及太阳崇拜观的出现

1999年，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掘出城背溪文化时期的太阳神石刻。太阳神石刻以长条形灰色细砂岩为原料，长1.05、宽0.2、厚0.12米。［3］石材背面和两侧使用石锤进行过打击修理，形态规整。石材正面经细致打磨，生产出一个平整的图像制作面。图像制作面凿刻有一个直立的男性人形神像，其头顶凿刻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腹部两侧各凿制两个象征星辰的圆形球体。神像头部有一直线，指向头顶的太阳，把太阳与该神像直接联系起来（图一∶1）。该幅图像有把超自然力加于人身，把自然界力量人格化的思想。［4］这件体现“宗教思想”、“神话的人”的作品，应是我国时代最早的“太阳神”。此外，还出土一件施加红陶衣、花瓣状口沿的红陶盆（图一∶2）。［5］这件通体红色口沿向周围平折、呈放射形、光芒状的陶盆，是一件特意仿做的太阳形红陶盆，如同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中彩绘固定纹饰的酉瓶（尖底瓶）是神职人员专用品一样，［6］这件在城背溪文化中仅见的太阳形红陶盆，也应是神职人员的专用品。

图一  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太阳崇拜遗存

1.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太阳神石刻2.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太阳形红陶盆（俯视）3.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太阳轮4.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太阳纹陶片5.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太阳纹陶片

（二）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形成背景

城背溪文化中首先出现太阳崇拜观念，具有其历史时代、地域环境及文化积淀等多方面缘由。城背溪文化经济形态中，有稳定的稻作农业，渔猎经济发达，并出现早期家畜饲养业。［7］从城背溪文化谱系研究上发现，该文化遗存与洞庭湖地区彭头山文化、汉水下游李家岗遗址、中原地区同时期考古遗存等均具有文化交流关系。［8］因此，城背溪文化应是农业经济已经兴起，我国相邻区域文化广泛交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该时期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人类思想认识也有较大进步。［9］

城背溪文化阶段，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开始定居，农业经济兴起），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变化，人类社会开始普遍出现原始宗教，并且原始宗教逐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地位。［10］三峡地域位处峡谷地貌区，植被丰茂，云雨较多，人类对太阳具有特别深厚的强烈感情。［11］眷念、敬仰、膜拜太阳，易在原始人类心中产生。此外，从文化意识及加工技术方面观察，三峡地区也存在有该方面的长期积累。早在12万年，三峡地区已出现了人类刻划、加工的最早的文化意识性作品。［12］

综上，我国太阳神崇拜观及其作品首先出现于三峡地区，在生产技术、环境特点、区域历史文化积累等方面，均具有契合的相应背景。

二  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的传承

（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间的传承

城背溪文化期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产生后，其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对此继承和传播，并且，在太阳崇拜文化形态上也发生了变化。其最重要的变化，即是“太阳轮”的出现，及太阳纹在日用陶器中的推广。史前时期，古居民观测太阳犹如旋转之圆轮，东升、西落，朝夕运转，在太阳崇拜观念下，人们便创作出如太阳似可旋转的圆轮，以之为法器或崇拜物。［13］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中，便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太阳轮。该标本为黑色玉质原料，通体磨光，以中轴点向外辐射三道辐条，连接圆润的外圈圆轮。中轴点穿凿有小圆孔，在插入轴状物后，圆轮便可以旋转（图一∶3）。［14］太阳轮的出现，是人们对太阳崇拜及宇宙观的一次革新。大溪文化时期，除新出现有太阳轮外，在有些实用器物表面（陶罐为主），还常见被装饰有戳印的太阳纹。如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图一∶4）、［15］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图一∶5）陶片里，［16］均发现有这种装饰。在实用器物上戳印太阳纹装饰，该现象反映太阳崇拜文化思想已发生了转变，体现出从早期神圣膜拜和神职专用意识，已把崇拜观转变为一种符号或图腾，渗入到民众普通生活之中。［17］中堡岛遗址和哨棚嘴遗址，分别是位于三峡峡区东端（下游）和西端（上游），这两个遗址都发现用太阳纹所装饰的陶器，说明太阳崇拜文化在大溪文化时，已分布至整个三峡区域。

（二）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传承

在夏代三峡地区继续继承新石器时代已有的太阳纹装饰传统。如重庆万州糖坊坪遗址（图二∶1）、［18］湖北巴东土寨子遗址（图二∶4）等，［19］均发现有太阳纹装饰于日用陶器。商代时，三峡地区崇拜文化迹象进一步增多，并且出现新的崇拜形式。较多遗址陶器表面，仍然保持有以太阳纹为装饰的传统，湖北巴东雷家坪遗址、［20］湖北秭归何光嘴遗址、［21］重庆奉节新浦遗址等，［22］都发现有太阳纹装饰。在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还发掘出上、下两面均饰有太阳纹的陶纺轮（图二∶8）。［23］这一现象反映太阳纹装饰传统从生活器具上已延伸到生产工具中。此外，“日中有踆乌”、［24］以神乌（金乌）代表太阳的思想，在三峡地区商代时开始出现。宜昌长府沱遗址、［25］路家河遗址（图二∶2）等商代遗存中，［26］在发现太阳纹的同时，开始出现形象而夸张的鸟眼纹。这种鸟眼纹，是以崇拜物身体的一部分作为符号标志在器物上，我国史前研究中已认识到，它实际反映的就是“日中有踆乌”、“金乌负日”的太阳崇拜观。［27］三峡地区商代开始流行以神乌代表太阳的思想，显然是对新石器时代“太阳轮”思想的又一次革新。

西周时期，三峡地区崇拜文化继承夏商时期的内容。在陶器上继续出现有一些太阳纹装饰，如巫山双堰塘遗址、［28］秭归王家坝遗址（图二∶5）等。［29］需关注的是，在西周时期巴文化遗址里，也发现有太阳纹装饰的陶器，或者用凤鸟等图形表示太阳崇拜的现象。如万州黄柏溪遗址太阳纹陶片（图二∶9）、［30］云阳李家坝遗址凤纹陶片（图二∶3）等，［31］这些发现，把太阳崇拜文化从上古传说时代，与信史中的民族渊源有了直接联系。东周时期，三峡地区崇拜文化杂糅于巴文化，有多种文化意识及其作品出现。比较重要的有巴人铜印章中太阳纹和凤纹的发现，巴人陶器表面凤形印章的发现，巴人刀具太阳形徽号的发现，以及巴人陶豆所饰太阳纹的发现等。如丰都秦家院子出土巴人刀具，其两面有4个对称性的太阳形徽号（图二∶6）。［32］万州曾家溪墓地出土巴人铜印，印章底端有一“王”字，左上方为腾起的火焰，右上方为奔火而翔的凤凰（图二∶7）（该印章中第一次把凤凰图像与“王”字相匹配）。［33］重庆冬笋坝巴人墓葬中所出土铜印，则专刻有一形态奔放的立凤（图二∶10），［34］以凤图形作为印记，可见巴人存在崇凤思想。“凤凰”，实即太阳神“神乌”之一种。郭沫若对此已有考证，金乌（玄鸟）亦为凤凰。［35］巴人崇凤或以凤为标记，其缘由就是巴人崇拜太阳神。巴人图章上的凤图案，是巴人崇拜太阳神的映射。我们从凤的诞生地上，也可以发现早期巴人崇拜太阳所折射出的崇凤线索。《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36］所谓“丹穴之山”，《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37］丹穴、丹山都在三峡地区。因为从先秦至近代史上，只有三峡是我国最重要的丹砂产地。［38］

图二  三峡夏商周时期太阳崇拜遗存

1.重庆万州糖坊坪遗址太阳纹2.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风眼纹3.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凤纹4.湖北巴东土寨子遗址太阳纹5.湖北秭归王家坝遗址太阳纹6.重庆丰都秦家院子青铜刀具太阳纹7.重庆万州曾家溪巴人铜印8.湖北秭归三斗坪遗址太阳纹9.重庆万州黄柏溪遗址太阳纹10.重庆冬笋坝巴人铜印

（三）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文化传承

秦汉及其以后太阳崇拜文化仍深深根植于三峡。其文化传承方式有继承，也有发展。

继承方面：在巴人印章中，仍然可见简化太阳纹或金乌负日的图像。如涪陵镇安遗址出土铜印中，有一个简化太阳纹被柱形杆高高顶起，旁边似有人行礼膜拜（图三∶3）；［39］汉代崖墓所出土陶钵上，也仍然可见以太阳纹为装饰；［40］等等。发展的方面比较多，包括太阳崇拜思想出现于房屋建筑、墓葬建筑、陶塑作品、服饰文化，以及特制出象征意义的手杖等。房屋建筑中的现象：奉节北宋瞿塘关遗址发掘中，出土圆形兽面瓦当上，蹲伏有对向朝日的金乌。［41］墓葬建筑中的现象：巴东西瀼口汉代墓葬中，出土砖面上有代表太阳的凤凰纹。［42］另外，在晚至明代时期，三峡壁画墓中还以经典的三足乌画像作为主题画面（图三∶1）（这可能是我国时代最晚的三足乌壁画）。［43］陶塑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丰都袁家岩东汉墓中所出土的陶塑凤凰，此作品亦被称为“巴渝神鸟”（图三∶2）。［44］服饰文化现象：三峡地区巴人服饰中，“四十八勾”是其织锦纹饰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其中心部位是以一个近似菱形的块状纹为核心，以此对称向外缘逐渐推移递进，勾勾相连，层层色变，从而构成多层次的扩散状纹锦，形同光芒四射的太阳纹，［45］等等。

图三  三峡地区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太阳崇拜遗存

1.重庆永川凌阁堂明墓壁画2.重庆丰都袁家岩东汉陶凤3.重庆涪陵镇安遗址巴人铜印4.重庆渝北赵家湾西汉铜鸠

汉代及以后三峡地区发现的杖首中屡次出现鸠鸟和凤凰装饰，对此文化现象需要专门讨论。汉杖中用鸠鸟，《续汉书·礼仪志》记载：“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46］该文献实为西晋文人穿凿之作。其实情为，汉以后被作为太阳神的少昊，与鸠鸟具有直接关系。“昊”为天上之日，其繁体字从日从皋，皋的本义即为鸠鸟。［47］《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者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鹰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48］可见，无论“皋”字为鸠鸟，或者早期文献中所记载太阳神少昊之族系，均与鸠鸟有不可分割之关系。因此，汉代所传鸠杖，实际是对早期太阳崇拜文化的一种延续。三峡考古中，已发现有多件铜鸠杖，如重庆渝北赵家湾墓地发现有西汉铜鸠杖（图三∶4）、［49］忠县宣公墓地出土东汉铜鸠杖、［50］丰都镇江镇出土蜀汉时期铜鸠杖［51］等等。其时代不仅是局限于汉代，亦延续至三国。三峡地区除了出土铜鸠杖外，也出土有多种凤凰形象的铜杖首。如万州包上东汉墓、［52］万州蕉芭石东汉墓，［53］都出土有立凤形铜杖首。因此，汉代时不仅流行过铜鸠杖，也流行铜凤杖，它们都属于太阳崇拜之遗风。

三  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的传播

太阳崇拜文化在三峡地区最初形成后（距今约7800～8500年），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区域化发展和相互影响的特点。区域化发展即“刺激性传播”，指新文化传入其他地区后引起当地人思考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形式；相互影响则是指传播源与受众间的互动。［54］三峡地区崇拜文化传播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先后发展出以凤图像代表太阳的思想（分别以湖南高庙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为代表，均距今约7000年），［55］以及使用八角形徽号表达太阳崇拜的思想（分别以湖南汤家岗遗址和上海青浦崧泽等遗址为代表，均距今约6500年）。［56］三峡地区崇拜文化向我国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中原地区晚期仰韶文化和胶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等都形成传播，分别在各文化中发展出变形鸟纹、日鸟组合、日火组合等文化形式。［57］三峡地区崇拜文化向其他地区传播时，对其他地区的文化也进行了较多吸收（传播互动）。如三峡地区大溪文化彩陶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之间存在有纽带关系。［58］此外，三峡地区用崇凤（或凤体之一部分）体现崇日的思想，应该是吸纳长江中下游太阳崇拜观后的自我革新。因为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以凤为太阳标志物的现象，首先是出现在长江中游（湖南高庙遗址、汤家岗遗址等）。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太阳崇拜文化，除了有石刻太阳神、太阳轮这类少有的标志性作品外，主要是在器物表面流行戳印或刻划太阳纹装饰。但在商代三峡地区突然出现了以装饰“凤眼”为标志的太阳崇拜意识，这显然是受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影响所致。

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对其他地区文化传播和影响是持续和强烈的。如江汉平原雕龙碑遗址西周文化陶器上，仍然可以见到和三峡夏商时期完全一致的太阳纹装饰。［59］我国内蒙古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保存有汉唐及宋元时期的许多刻石，其中发现有较多太阳神刻石。其加工方法和主题图像，与三峡地区城背溪太阳神石刻具有很大相似性。

三峡地区崇拜在西南地区影响很大，并且形成多种有特色的文化传统。首先，通过尊崇神乌或凤凰来反映太阳崇拜的文化传统，在四川盆地得到极度夸张的体现。其最著影响力的作品，如三星堆遗址栖居金乌的神树、金沙遗址四鸟绕日金饰［60］等。其次是三峡地区大溪文化中的太阳轮思想，在三星堆遗址得到沿承，该遗址出土有我国最大而精致的青铜质太阳轮。后期历史时期，太阳轮思想的物质形态未得到发扬光大，但思想意识在我国文化传统有踪迹可循。如《湧幢小品》卷三一记“大头凤，飞则羽声响若转轮”，［61］此即太阳轮思想之闪现。再如《乐府诗集·郊庙歌辞》记“世泰重轮明”，［62］此亦类之。再其次，肇兴于春秋、绵延至明清的我国西南铜鼓文化传统，实际为太阳崇拜文化的传承。这些铜鼓表面的主题纹饰，都是以太阳纹为主。太阳纹铜鼓以西南为核心流行区，并向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广为传播，是我国西南文化向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文化思想。［63］

四  结语

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出现太阳神、太阳纹及太阳轮崇拜意识；先秦时期太阳纹符号普及，并且嬗变出崇尚金乌、凤凰的太阳崇拜观；秦汉以至于近现代，持续流传太阳纹、金乌、凤凰、鸠鸟等多种形式的太阳崇拜观。这就是发源于史前、延及近现代的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传统。晋人把记载巴蜀及其附近地区的方志称为《华阳国志》，其缘由是因为该地渊源深厚的太阳崇拜文化。［64］三峡地区至今还保留有一些与太阳崇拜相关的地名。如巫山、巫溪、神农架等。远古宗教领袖在三峡地区常登临山顶，神通天帝（太阳神）、领抚百姓。故《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登葆山，群巫所以上下也。”［65］该“葆山”即巫溪县宝山。“神农”为炎帝别名，也有太阳神的含义。《白虎通义·五行》载：“帝炎帝者，太阳也。”［66］《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黄鸟于巫山。”［67“］黄”有“光”字的本义，［68］黄鸟即太阳神鸟。后世所谓黄（皇）帝者，其古意亦为太阳神。“皇”的象形字（甲骨文）以及其本义，均为“光辉灿烂的太阳”。［69］

三峡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太阳崇拜观，史前时期已从该地区向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广泛传播。先秦时期，这一文化传统已深深渗入到我国很多区域文化中。如南方的楚人崇凤、崇日。文献记载楚先祖祝融本为日神。［70］而中原地区的商人也认为，族人是太阳神子孙。先秦时期，我国区域考古学文化存在多元现象。如楚人居长江中游，但其来源有东、南、西、北四说，每种说法均在文献和出土文物中能找出只星半爪之证据。［71］究其原因，即为从史前时代开始，我国很多区域文化之间已深深渗透和融合。因此，解析中国太阳崇拜文化，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廓清考古学文化传承与交融关系等有重要意义。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三峡地区古居民生业模式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7XJC780002）、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三峡地区古人类演化及其资源价值研究”（项目编号：KJ130636）的资助。

注释：

［1］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第14～28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东门头》，第73～75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4］［英］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第119～12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0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

［7］杨权喜：《试论城背溪文化》，《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8］孟华平：《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谱系研究》，《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

［9］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74～8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吕炯：《巴山夜雨》，《气象学报》1942年第1期。

［12］武仙竹：《微痕考古——从微观信息认识历史过程的科学探索》，《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年第4期。

［1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文物考古十年》，第52页，重庆出版社，2010年。

［15］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580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6］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17］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第16～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糖坊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49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土寨子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3期。

［20］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三峡考古工作站：《湖北巴东雷家坪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21］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何光嘴》，第4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奉节新浦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31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三峡坝区三斗坪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24］（西汉）刘安著，阮青注释：《淮南子》卷七《精神训》，第118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

［25］宜昌博物馆：《湖北秭归县茅坪镇长府沱商代遗址》，《考古》2004年第5期。

［26］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第24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7］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2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90页。

［29］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1卷，第728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0］重庆市博物馆等：《万州黄柏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52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22页。

［32］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秦家院子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第126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3］镇江博物馆等：《万州曾家溪墓地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994页。

［34］沈仲常、王家祐：《记四川巴县冬笋坝出土的古印及古货币》，《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

［35］郭沫若：《青铜时代》，第8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6］（晋）郭璞注，张耘点校：《山海经·南山经》，第9页，岳麓书社，1992年。

［37］（晋）郭璞注，张耘点校：《山海经·海内南经》，第133页。

［38］管维良：《三峡远古的盐丹文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772页。

［4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703页。

［41］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瞿塘关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90页。

［4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巴东西瀼口古墓葬2000年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1卷，第256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43］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文物考古十年》，第34页。

［44］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文物考古十年》，第29页。

［45］盛竟陵：《“四十八勾”与土家人的太阳崇拜意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6］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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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宣公募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90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51］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311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52］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等：《万州包上秦汉墓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925页。

［5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万州蕉芭石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885页。

［54］王江龙：《当代传播学论略》，《新闻大学》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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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晋）郭璞注，张耘点校：《山海经·海外西经》，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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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四川文物》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