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义奇 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当我们习惯于用总量和结构分析经济问题时，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总量和结构是如何实现的？回归本源，从商品交换的基本实现途径说起，看看市场交换是如何实现的，然后再反思一下，在日常的经济分析中，到底遗漏了哪些重要的关键的密码？ 中国的商品交换市场结构和网络，具有独特性。可以说，在皇权社会时期，中国经济交换的市场网络，是纵向的，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呈金字塔形状的。市场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中心性。中心城市的市场，联系着若干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区域中心的市场，联系着次一级的市场，依次类推，是底层的熟人市场。这个市场网络的关键是，两个平等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多不是他们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通过高一级的市场通道来产生联系。原因一是习惯，二是陌生社会信任问题，三是政府政策不允许较大范围横向之间的互通有无。 基本的市场交换一般在熟人社会的界域内，市场交换发生在熟人之间，这种乡村小区域的市场，不依赖外来力量，是一个依靠自发秩序的纯粹的横向的交换市场。这样一种在熟人社会里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商品集散结构，应该说是千年不变的。但是，熟人的界线是狭小的，据研究，一个人一生的熟人范围，大约在150人左右。大概这样的市场半径，只在一个村子周边。 再往上，是乡镇集市。我的家乡在豫南桐柏县毛集镇，镇子街头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记得小时候赶集，每逢双日，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到镇子上交换所需商品，这个市场的范围是一个镇子（事实上已经有管理者了，当时好像叫市管会），大约能够覆盖的人群总共有上万人。大约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有几天庙会，那时远处的做小生意的商人也会赶来凑热闹。这时候，这个镇子就是区域里的一个中心。
翻阅文献，大约从唐宋时期，这种集市就已经存在，在固定地方定期开市，附近的居民与外来商人之间交换彼此需要的物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官方有规定，村镇集市所能覆盖的村落居民的范围。不在此范围内的居民，一般不允许到这个集市上交易。清朝末年，不少地方县志上，对此都有记载。这种规定应该是普遍现象。还有需要说明的，就是定期市的设立和废止，必须向知县申请，得到许可。有专门的市场管理人员负责征税，提供公平秤、量斗等市场交易所需设施。乡镇集市，就是一个受到管理的市场了。 再往上，是城市里面的“市”。也是自古以来就有。最初的市，大约是规定进行买卖的专门的地方。后来在市里有了常设的商店，市就成为在城市里专门的区域商店林立的地方。从汉到隋唐的市，都设在城市内专门的区域内。如汉长安的东市、西市，隋长安的都会市、利人市，唐长安的东市、西市，洛阳的南市、北市等。在市内，同业的商店各自聚焦成街，最初叫肆、列，后来多专称为行。城市之外，还有草市，为相对比较粗俗、不甚规范的民间市场，是过往客商、联接乡村集市与城市市场的一个过渡地带。 到南宋时，商业繁荣起来，逐渐破除了商业在城市内的空间、时间限制，可以在城市内任何地方开设商店，也可以在任何时间营业。市制逐渐走向开放，整个城市都可以做商业的区域了。商家可以朝大街开门启户（汉唐时期似乎是不允许的），商店开设在城内外到处沿街的地方，还会有专门的集中游乐的场所，酒楼、旅舍临街屹立，这种情形大概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 在集市上交易的商品，大多是米粮蔬菜茶盐农具等生活必需品。大城市的交易市场，商品的品种相应丰富的多。也有专门交易一两种物品的市场，大多是大宗的粮油丝茶等产品交易。有时候，镇子里的一些头面人物（商人），会收集一些特产一类的货物到一个大的中心（如县城、省城），有的东西会在大的中心集散，还有一些会向更大的中心集拢。商品由小中心到大中心再到全国性的区域中心（比如现在的武汉）。集中起来以后就会向需要它的其他地方分散，沿着类似的路线，资源再流通到需要它的地方。（略去加工过程）
有意思的是，相同层级的市场，很少有（大规模的）横向联系。一是官方规定不允许（如规定乡镇集市的范围），二是横向之间，陌生人之间，社会信任以及信息提供等市场交换所需要的要件不具备。如果甲地的乡镇集市要与乙的乡镇集市发生联系，必须通过它们共同的上级（同省不同市，省就是它们共同的上级），才能实现。在文献记载，清乾隆十三、十四年，山东有灾，山东商人获准领票由海路到奉天买粮。乾隆三十年，山海关监督金简奏请允许商人自由贩运，被户部、盛京将军复议驳回，继续实行旧制。其实，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商品流通的通道大体也是这样的。即便相邻两个县，如果不是一个省的，相互之间若有大宗的商品流转需要，还是要走省际之间的通道，直接交易是不被允许的。当时还有个罪名叫“投机倒把罪”，呵呵。 大约几千年来，中国的市场交换，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状结构。这样一个结构，首先是各地满足于自给自足，底层的商品集散结构是千年不变的（文革时期也存在）。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全国市场的大商人而言，打通由小中心到大中心的通道（反之相同），是其命脉之所在。在古代社会，谁能打通，谁能通行无阻？只有政府，只有权力。 大约从汉代开始，文官从地方走出去，赴京（或其他地方）上任，后面必定跟着一群小商人。等京官告老还乡，也会有几乎同样的一批商人，跟着他还乡。到宋代，官宦人家，大约官与商已经成为了一家，老大做官，兄弟经商，在一家之中官商一体了。 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构与网络，能够满足居民底层次的生活必需品的余缺调剂需求。但是，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推动商品交换的扩大。因为全国不是一个依靠经济力量就能够统一的市场。借助交换本身产生的收益，不足以打通全国市场。即便打通，各种不确定因素，也会使交易成本大到无利可图。没有大的市场，就没有大的生意，也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是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大致情况。
那个时候，经济只有依靠政治才能发展壮大。具体到商人，只有依靠官员的力量，才能在不同的市场间腾挪获利。他生意的上限，是其依靠官员影响力的范围。特别是在历史上，科技不发达，商品多为资源型产品，获利主要靠地区间的腾挪。更是如此。看看吧，历史上的大商人，都是依附于权力的资源型投机商，并无二样。所以说，有志于做一个大商人，可行的途径是，与权力结盟，搞资源型投机生意。 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的价格改革和1994年的新税制，迅速统一了全国的市场。不过，千年商业历史的影响隐隐地还在。金融领域，明天系、安邦帝国等，在商业领域，什么里、什么东、什么度等，与国外同行比，不就是个资源型投机企业吗？不过是借了互联网的途径而已。但他们的物流配送、他们的生意揽放，大略还是传统的路子。 本文作者李义奇博士授权代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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