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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丹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绝大部分不丹人却成天都乐呵呵的。 追求“快乐成长”的不丹被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穷国”，如不丹诗人诗中所说：“我们很少有人拥有很多，更少有人拥有很少。” 本刊将为您揭开不丹人“幸福”、“快乐”的奥秘。 ——《读报参考》2010第3期 “我们可以把世界想象成一个飞机，飞行员靠面前的仪表盘和仪器提供的数据驾驶飞机朝固定的方向飞。 如果仪表盘提供的数据和指标都是错的，无论飞行员多专业，飞行的方向都不会正确。 这也意味着若一个政府所依赖的目标和指标都是错的，那么无论政府智力有多高，如何善治，方向都是错的。” 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日前在北京大学的“幸福的标杆：GNH概念及不丹实践”主题演讲上宣称。 2006年，美国莱斯特大学Adrian White机构公布了“世界快乐地图”，这是第一个幸福指数国家排名。 其中，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不丹位列第8位，超过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许多发达国家。 此前2005年，全球各大媒体一度将目光投注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不丹的施政主轴——国民幸福总值（简称GNH）。 在不丹的国家发展计划中，医疗和教育投入分别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八，人民享有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 而在国防上，不丹则奉行“零国防”，不养军队，不购买武器，将全国极为有限的资源用在民生上。据不丹人口普查局调查，百分之九十七不丹人表示“快乐”。 人生要在物质和精神间保持平衡 不丹前任国王吉莫·辛吉·旺楚克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快乐立国”观念的执政者。早在1974年，旺楚克执政第3年，就提出以GNH代替GDP的理念。 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2008年，不丹通过的新宪法规定，政府在制定农业、交通、外贸等一系列国家政策，以及评价政府措施和官员政绩的标准时，都不能以经济为出发点，而须以“幸福和快乐”作为根本出发点。 不丹总理吉格梅·廷里表示，政府措施的目标不是幸福及快乐本身，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义的“幸福及快乐”。 幸福往往被认为是主观的、个人的体验，而6年前不丹对GNH这一概念进行了量化，建立了可供衡量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作什么调查，如何调查，使用哪些数据，如何做相关指数和加权，以及这些指数将如何指导政策的制定。 GNH体系认为，对于幸福的感受取决于多种资本的拥有，即文化资本、人类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以及经济资本。 这些领域衍生的9个维度构成GNH系统的“幸福之轮”，是获得幸福缺一不可的要素。 这9个维度分别是心理幸福、生态的多样性和弹性、健康、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弹性、生活标准、时间使用、社区活力和良好的治理，而这9大领域底下又有更为细化的分支。 为充分考虑幸福的构成要素，获得幸福感的条件及其各种变量，GNH体系细化出72个幸福指数，分别对9大领域进行衡量。 在不丹所作的具体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即不丹人每两周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会感受到对他人的同情心，而百分之十一从来没有这种体验。 在了解这些具体的指数之后，政府就可以以此为指导，深入这些人当中，了解他们心理状态的根源，以便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政府治理对个人生活有重大影响，是GNH中的重要维度。良好治理包括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维护人民的权利，树立人民对司法体系、媒体、警察等的信任。 此外，尤拉通过自己所作的一幅画，展示他所认为的良好治理，其中表现的是参与性讨论，而参与者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其他的动物。他表示，良好的治理不仅要考虑人类的福祉，也要考虑其他生灵的福祉。 时间分配也是GNH中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分成工作、睡觉、不工作的时间三部分。 尤拉认为，在迅速变革的社会体系之中，很多非工作时间被工作时间占用。在不丹对此项的一个调查中显示，人生在黄金期即35岁到45岁间挣钱最多，但是幸福感最低，这成为其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幸福感。 面对死亡不恐惧，并有尊严地死去 当今世界环境下，对人们过分崇拜GDP、CPI这些指标，尤拉提出质疑。这些指标真能指导人们找到终极追求的满足感、幸福感吗？ 近年来，GDP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备受诟病。环境污染、工作压力、贫富差距、失业威胁、社会冲突等问题伴随GDP的高速增长而来。人们发现，物质的丰裕，收入的提高并未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困惑。 据研究数据表明，在1960年至2000年之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欧洲国家，虽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下降，但是罹患抑郁症的人却在急剧增加。 研究表明，经济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但并非是“正相关”的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确实能响应带来一些快乐，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水平时，这种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 尤拉在演讲中展示了一副寿星图，画作中老寿星的身边有一棵高大的树，有幽深的山洞、悬崖、流淌的小溪、长着长长犄角的羚羊、披着长长羽毛的鹤。 画作展示了人对幸福长寿的人生追求，而幸福长寿的人生依赖于充满活力的良好环境，以及人与周围环境、生命之间融洽的关系。幸福并不能由经济发展、人的自身单维度来决定，而是各个要素的综合指标。 过去一百年里，全世界人口较之前一个世纪翻了三番，但造成当今世界人口分布南北失衡。在北方富国，人口呈现越来越老龄化的趋势，而在南方穷国，人口却仍保持着较大的增长。 “北方国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创造养老的资金，那么这些老龄人口将由谁来照看？养老经费从何而来？”尤拉质疑。 而GNH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幸福的老年生活，并能够体面地离开世界”，让人们生时能够享受生活，而不是终日忙碌劳作；面对死亡不恐惧，并有尊严地死去。 上世纪的经济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指导的，这造成世界在本世纪之初就面临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全球收入分配极大失衡，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收入和财富。 尤拉认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于关注GDP，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国民都将想象力投注在GDP上，但是把GDP作为主要的考量目标却有极大的缺陷，造成同人类幸福和福祉的远离。 重建以幸福为指标的体系 出于对GDP增长模式的检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就放弃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 发展观，而倡导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协调进步的发展观，心理学则开始对幸福的实证研究。 1958年“生活质量”概念被提出，此概念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延伸出侧重于对人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着眼于人们的幸福体验，发展为主观幸福感（简称SWB）研究。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之一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Ronald l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简称WVS）公布的。 在此指数的基础之上，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与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将环境因素考虑其中，“以星球资源消耗为基本投入，幸福感为最终产出，计算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星球指数（HPI）”。 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恩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该书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政治心理类最佳学术著作。 莱恩在他的著作里表达了幸福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人们为之奋斗的金钱、财富、自由、民主等，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并认为情谊，即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才是幸福的源泉。 他提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而当这一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则未必会增加幸福感。 此外，他认为民主制度也不一定会带来幸福。 在国家政策方面，继不丹1974年最早提出GNH之后，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中国等也相继着手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 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组织、萨里大学教授蒂姆·杰克逊主导创建的“国内发展指数”（简称MDP），改变了通常的以消费开支为基础的衡量标准，转而寻求对各种社会因素的解释，以便解释对可持续性发展造成影响的各因素的消长。 日本则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即“国民酷总值”（GNC）。 2002年，美国政治分析专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格将ACG（动漫，及其相关商品生产、服务、流通）称之为GNC，并认为ACG将成为日本软实力的标志。 END 文 | 《读报参考》编辑部 图 | 网络   九鸦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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