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87° N, 112.55° E 山西晋中祁县 《行商遗要》的综合价值与安化黑茶产业的规模及发展预期是成正相关的。整个祁县,涉及到茶的文物价值都被商家抬得很高。这些年,有不少茶商也在打造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很多以前不被大家关注的“古代垃圾”,一下子炙手可热起来了。 我也是到了祁县才知道,《行商遗要》已经被评选为了国家一级文物。这个手抄本小册子被发现于1994年,当时祁县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需要布展,祁县文管所向民间征集与晋商相关的文物。文管所在祁县古城北大街54号的王锡祥家征集到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为蓝皮旧书,书皮上没有文字,翻开封面,书的扉页上写着《行商遗要》的书名,紧接着就是书的正文。对这本书展开研究是在12年以后,2006年9月30日,祁县晋商文化研究学者对这个小册子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经过十多天的追问与探讨,最终把这本书的来龙去脉给查清楚了。 平遥古城 我接触《遗要》的时间比较偏后了,但第一次接触,就感觉《遗要》填补了中国茶书的另一个空白。我之所以将其定义成茶书,是因为书中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字几乎都是在围绕茶事活动进行展开。所不同的是,它摆脱了陆羽《茶经》的范式束缚,直接从商业实操的角度对一个区域的茶事进行了总结性叙述。《遗要》与《茶经》的最大不同在于,《茶经》是科普,《遗要》是实操;《茶经》是个人专著,《遗要》是集体智慧。我们从《茶经》中可以感受到很多陆羽的个人喜好,或者说是以陆羽为代表的某个社群的喜好,他们的喜好缺乏闭环印证,将嗜好判断推向了极致。《遗要》很巧妙地规避了个人嗜好的偏见,因为其历史性形成的过程有无数次自我纠正的机会,《遗要》背后是一个商业闭环的印证,一个地方的茶好与不好,都会在商业贸易中拿到销区去检验。 晋商的宅院 《遗要》最大的特征是开放式的,我们可以见到遗要的正文部分留下了某个不知名掌柜的批注,这些批注像弹幕一样,构成了《遗要》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些批注会修订遗要的错误,或者是在社会环境变化以后可以给大家提供更正确的操作方式。陆羽《茶经》是一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偏向于权威型的著作。从内容到组织形式,《遗要》所体现的精神要整体性超前,甚至于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很具有现代互联网的精神气质。 吏员使用的茶具 伊藤穰一在《未来生存的九大法则》里面提到第一个生存法则就是“涌现优于权威”,《茶经》走的就是权威路线,而《遗要》走的正是涌现路线。茶行业受《茶经》范式影响深远,很多时候会丢下群体判断与集体智慧,信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花费巨大的代价,最终证明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早已是事实或者共识的结论。《遗要》是一群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围绕茶这一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哪怕你只是一个撑船的艄公,但是茶要经过你摆渡的河段,你都可以参与到《遗要》的创作,你可以告诉茶商,按照往常惯例,几月份会涨水,几月份可能会出现大风。艄公对气象的经验会直接影响买办的行程,所以《遗要》跨界性强,因为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塑造自己,而是为了商业目的的实现,而商业目的是一个群体要达成的目的。 晋商在祁县的行程 《遗要》的诸多特征决定了其独特的现实价值,那就是上百年前的这些茶事经验对于我们当代还有何指导意义。我们很难预估历史对我们构成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会自觉纠正我们朝着一个花费了漫长时间所形成的共识方向发展。就像遗要的多个版本都会提及的同一些地名一样。 《茶经》和《遗要》都很重要,其内容的话术习惯依然是斩钉截铁的,不过《茶经》也会试图给你讲透一些原理,但排序的时候是当仁不让。陆羽所谓的“上、中、下、次”一语定乾坤,很多既定的标准甚至还影响至今。陆羽的叙事习惯和主流文化阶层的审美不谋而合,因此在陆羽《茶经》之后,犹如司马迁的《史记》一样,开启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茶经》工程建设。历代《续茶经》和围绕《茶经》的增补站在士大夫精英阶层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不过这项工程是呈金字塔结构分布的,《茶经》的至尊地位依然是不容质疑的。这种局面就造成了后世的续写成了“狗尾续貂”状,大家对茶的母本认知依然还在不断回望大唐。哪怕两宋时期,有更高级别的领袖型人物参与到了《茶经》工程之中,但后人一提到茶的秩序已经形成,还是会从陆羽那里说起。 晋商的账房 《遗要》和《茶经》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我们至今不知道《遗要》的作者具体是谁?有多少人参与撰写,有多少参与修订。但就从《遗要》的内容来看,其参与者的规模巨大。从收茶制茶,水陆交通,差旅住宿,税费厘金,事无巨细一一罗列。《遗要》经验的形成,至少需要上百年,从晋商的笔记到整理成册,到母本成形,然后各分号争相传抄,大家在传抄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经验自我修订。这项文化工程,是在我们视线之外完成的,这些内容也许并不入当时士大夫的法眼。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背景下,中国茶商的集体智慧于《遗要》中已经可见一斑了!熟读《茶经》的士大夫不一定能读懂《遗要》,但精通《遗要》的茶商,早已将《茶经》也烂熟于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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