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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 来源：《唐弢书话》 编者注：本文为唐弢对往昔旧事的回忆，收录于《唐弢书话》一书中。文中提到的《笔会》是《文汇报》的副刊，创办于1946 年6月1日，首任主编即唐弢。 谈往事，说起来也有困难，近来我的记性坏极了，除非找到什么文字依据，我就不大敢相信自己的回忆。《笔会》存在的时间很长，解放前、解放后我都编过，加在一起不过两年多时间，算不了什么，别的同志编得比我久。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这个副刊从我手里诞生，经历了重重磨难，承受住阵阵压力，倘有线索可循，大概可以掏出一些尚未完全忘却的东西来。可惜根据目前得到的材料，暂时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虽然多次有人约稿，我一直保持缄默，避免谈及关于《笔会》的事情。 多谢一位朋友从上海寄给我两帧照片，一帧是“抗战名作推荐”，一帧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专辑”，全是从报库里拍摄得来的《笔会》的书影。为什么拍这两页呢？我不清楚，但它们的确勾起我当年曾经有过的一点想法：编副刊，如果每天总是几篇散文，几段随笔，一幅漫画，一个长篇连载，未免过于单调。我主张隔些时候，出个特辑或者专刊，让读者换换口味，有一点活泼新鲜的感觉。自然也不宜太勤，太频繁，因为变更过多，又会失去特征，看不出原来的精神面貌，损害一个刊物的应有的性格了。 在我编辑《笔会》期间，正好遇上鲁迅逝世10周年祭，连续出过四个纪念专辑。此外，有“抗战名作推荐”特辑、“闻一多哀悼”特辑、“普希金纪念”特辑、“译诗”特辑；还有虽然并不挂出正式名义，却将同一性质的文章凑在一起，成一专页，如田汉、安娥等写的关于聂耳的文章，傅雷、柯灵等写的关于司徒乔画展的文章，适夷、李健吾等写的关于《和平颂》的文章，实际上也都是特辑。屈指一算，解放前由我担任编辑的这段时间里，大约平均每个月有一个特辑，有人说，这也正是《笔会》的特色，值得提出来谈谈。 现在就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试试自己的记忆吧。 “译诗特辑”由于这方面来稿太多，集中发表一次，目的为了减少一点稿件的积压。除去这个特辑外，其它的便各有其需要在当时刊出的直接的原因。例如“闻一多”和“普希金”都是。发刊“闻一多哀悼特辑”是一次斗争。当时杨刚说定要为李、闻追悼会写一首悼诗，题曰《遥祭》，后因收到较迟，没有能够编入特辑。特辑一共发表三篇；《闻一多先生之死》（吴晗）、《在一多先生灵前》（季风）和《我所知道的闻先生》（钟），其中悲愤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辰伯（吴晗）那一篇。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笔会》在这之前，发表过剑三（王统照）追念夏丐尊的文章，《丐尊先生故后追忆》，分两天刊完。以文坛前辈忆文坛前辈，白头话旧，娓娓而谈，读去不动声色，不露感情，而自有一种深情含蕴于脉脉之中，许多人推为散文领域内不可多得的绝妙文章。《闻一多先生之死》和《丐尊先生故后追忆》不同，辰伯执笔时怒发冲冠，悲痛欲绝，因此文章也显得激昂慷慨，满纸风云。他那时一连写了好几篇哭一多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在一手执笔、一手拭泪的呜咽抽泣声中写成的，我去约稿时就亲自看到过这情景。 不久，报馆一再受到警告和恐吓，配合整个斗争，作战方式改变了，“普希金纪念”特辑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它没有像纪念聂耳那样尖锐地提出“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的问题，但又确有一点借酒浇愁、以古喻今的间接的含义。当时的文化斗争也像军事游击一样，基本上遵循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回想起来，这不是出于谁的主张，而是长期以来生活实践不断地教育了人们的结果。“普希金”特辑就对“闻一多”特辑起了调节的作用。 至于对剧本《和平颂》和司徒乔画展的争论，可以看出，事情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作为编者有点陷于被动，不大能够从容应付了。从大局讲，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正在进行，《和平颂》的公演和灾情画的展出，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发展，副刊加以推荐，完全出于必要。但就个人而言，我喜欢健吾的其它剧本，更甚于他的《和平颂》；正如我喜欢司徒乔早年的绘画，更甚于他的正在展出的灾情画一样。不过在当时，我必须肯定《和平颂》和灾情画——这不是对什么权力的屈从，这是当人民命运受到历史浪潮挑战的时候，一个编辑对自己良心的无法抗拒的服从。我没有对《和平颂》褒贬什么。至于灾情画，只有在刊登怒庵（傅雷）《没有灾情的“灾情画”》那个特辑里，同时发了柯灵的《灾民图》，我自己也写了《读画有感——为司徒乔画展作》，并且指出：“看司徒先生的画，似乎已经改变了他早年的明丽和热烈，由绚烂回到平淡，以朴素的笔触描绘出世相和凡人。 因此，收到他笔底的灾情也是潜藏的，他没有强烈的渲染苦难，只在淡淡的情调中，勾勒了苦难的另一面。” 我说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感觉。 在这些特辑中，回想起来，最受注意的当是“抗战名作推荐”。因为八年抗战，尤其是后几年，上海的读者读不到大后方——特别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品，迫切希望知道一点那怕是简单的说明和介绍。“特辑”满足了这个要求。除了长篇连载《团的儿子》（茅盾译）和《编者赘言》外，这个特辑一共发表了《远塞来鸿》（L）、《<板话>及其他》（郭沫若）、《<咀华>记余》（刘西渭）、《一点记忆》（适夷）、《<滩>》（茅盾）第五篇文章。适夷和刘西渭（李健吾）两篇都是综合评述。适夷回忆了他编《文艺阵地》时读过的佳作。健吾谈的范围比较大一些，从《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憩园》（巴金）、《魇》（沈从文）、《山洪》（吴组缃）、《淘金记》（沙汀）直到上海读者比较熟悉的《马兰》、《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师陀）、《人·兽·鬼》（钱钟书）以及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杨绛）等，各种作品，无不涉及。有趣的是：两人都谈到了诗人艾青，又都谈到了《脱缰的马》的作者穗青，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至于描写战时民族工业的受难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宋霖的《滩》，则由茅盾作专文介绍。宋霖是胡子婴的化名，她是个有名的工商业家，第一次闯入文艺创作的领域。 如果说《滩》的题材显得新鲜，那么，更新鲜的当是见于《远塞来鸿》、《<板话>及其他》两文里的介绍。《<板话>及其他》介绍了《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上海读者第一次从郭老笔底听到赵树理的名字，知道了有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康濯《我的两家房东》、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名篇的存在。《远塞来鸿》是L.写给M·Z·的一封信，介绍了《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上册。这封信由我从郭老那里取来，加上题名发表。M·Z·便是沫若两字的缩写。时隔三十五年，可惜我竟记不准L.是谁了。他是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所以信的开头这样写：“沫若先生：古称伍员过昭关，一夜头白，渝宁五月，深尝其味。回延之后，请假休息，逍遥自在，看了一些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拣好的送你两本，……。” 那时正逢抗战胜利一周年，《笔会》打算纪念一下，却又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纪念，我在郭老那里读到这封信，感怀时事，愁思百端，两个沉默了一阵，郭老说：“这样吧，我们自己来纪念自己，总不能说文艺创作也没有一点成绩吧！” 在他的启发下，我发刊了“抗战名作推荐”特辑。 特辑的《编者赘言》说：“胜利一年，我们这小小副刊也想申一份祝贺之意，然而我们祝贺些什么呢？诗人闻一多之被暗杀吗？作家夏丐尊之贫病而死吗？小说家郁达夫之失踪吗？译者金人之被囚禁吗？胜利了，时间已过去一年，我们的心却只有更加沉重。多少文艺工作者都在迫害下流亡着，多少书报被禁止出版，内战日益扩大，文艺工作者却在一天一天……”我觉得内心像铅块一样沉重，因此在论述文艺创作成绩的同时，也应当记录一下它们的作者的生活和遭遇，这样做，或者不能说是过分吧。 “抗战名作推荐”特辑是《笔会》的第一个特辑，我以为读者最注意的是它，也许客观上并非全部事实，却带着我个人的一点感情在里面。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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