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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这段话的本意是讥刺文人读书不用功，却从侧面映射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在苏轼生活的时代，书籍印刷已经达到“日传万纸，多且易致”的规模。这并不意味着印本在北宋时就已压倒抄本，成为文献传播的主流形态，但可以证明，雕版印刷到北宋时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换言之，雕版印刷在经历了中晚唐、五代的稚嫩萌芽后，到北宋时已开始步入繁荣而成熟的“黄金时代”。 北宋开宝四年（971），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此后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国子监还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他经宋人新疏，并大规模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及《文选》《文苑英华》等诗文总集。其品种之多、篇幅之巨，均远远超过晚唐五代，但因为战乱等历史原因的影响，今天能看到的宋本，绝大多数都是南宋本，仅存的几种北宋本面目也与南宋初期刻本无明显区别。所以，今人谈宋本的特点，大多是根据南宋本立论的。 南宋刻本因为刊刻地点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南宋时有杭州、眉山、建阳三大刻书中心，故宋本也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类别。区分其类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字体，浙本以欧体为主，蜀本与建本则以颜体为主。关于建本的字体，有学者认为“多半颜、柳兼用，尤其偏重疏朗秀劲的瘦金体”（杨起予《建本论略》），瘦金体云云大概是针对其夹注小字的字体而言，有些牵强。实际上，建本字体最典型者是纯粹的颜真卿《多宝塔碑》的风格，横细竖粗，波折犀利，非常工整。蜀刻大字本则雄强粗放，撇捺长而尖利，用李后主批评颜真卿的话来说，正是“叉手并足，如田舍郎翁”。因此，蜀本与建本虽然同以颜体为主，其风格的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有趣的是，浙、蜀、建虽然是地域代称，但宋刻本中的浙、蜀、建本并不是完全与地域对应的。例如著名的抚本《礼记》（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尽管刊刻地是在江西抚州，但字体接近欧体，所以一般被划入浙本的范畴。浙本以浙江地区特别是杭州刻本为主，周边的江苏、安徽、江西乃至湖南、湖北、广东地区的刻本也多称浙本。四川地区早期的刻书中心是成都，如上文提到的《开宝藏》就是成都刻工的杰作，但后来逐渐转移到眉山。今天所谓的蜀本，大多是指眉山刻本。建本主要指福建地区，具体来说，其代表是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 三类宋本中，浙本被公认为最好，因为多出于官刻，校勘认真，字体美观，有浓厚的书法韵味，特别是其经史诸书，往往源自监刻，文本精良，最受后世藏书家的重视。民国时的大藏书家傅增湘经眼旧椠无数，双鉴楼收藏宋元佳本极多，以南宋初年浙刻《周易正义》为其藏书的冠冕。傅增湘不仅手书长跋于卷末，更花费重金赴日本用当时最先进的珂罗版技术影印该书，成为书林美谈之一。建本则多出于民间坊刻，既缺乏官方学术力量的支持，又因为商人射利的目的不得不多刻快印，所以文本校勘比较粗疏，一般不及浙本、蜀本精审。陆游《老学庵笔记》就记载了教官被《周易》麻沙本（麻沙是福建地名，南宋祝穆《方舆胜览》注云：“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讹字误导而出错考题的故事。宋人叶梦得也说：“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据《少室山房笔丛》转引）但这种文本质量的高下只是相对于同时期的浙本、蜀本而言，决不能武断地说以麻沙本为代表的宋刻建本就一无是处。 建本当时刻印极多，发行亦广，传世的宋本也以建本居多，其文本虽然不免讹误，但终归较为近古，少经后世窜乱，故往往胜过元明刻本。正如陆贻典所云：“古今书籍，宋刻不必尽是，时刻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据《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转引）再者，商人为吸引买家注意，喜欢在内容上别出心裁。如刘叔刚刻《毛诗注疏》，在经注疏之外附入《经典释文》相关条目，编成《附释音毛诗注疏》，开创了正经注疏附刻《释文》的体例；黄善夫刻《史记》，首次将三家注合刊于正文之下，便于读者翻检；《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标榜源自监本之名，又为经文配图，并将本书中文字相同或意思相近的条目注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记忆。凡此种种，都是建本的创新，并在不同程度上被后世刻书者因袭，所以浙本文本精确，建本长于创新，各有佳处，不能偏废。与浙本、建本相比，蜀本传世的数量最少。赵万里先生将其原因归结为“十三世纪中叶，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区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当然有其道理，但抛开古籍实物不谈，从当时文人的记载来看，蜀本的声势也要明显弱于浙本、建本。南宋以来，四川地区远离以临安府为核心的政治要地，从事者又缺乏福建书坊的商业天赋和推广热情，刻书业日渐零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赵万里、冀淑英等都很看重蜀本，或称其“开版弘朗，字体遒劲，纸张洁白，校勘精审，可和浙本媲美”，或称其“刻印的精美不在浙本以下，蜀本实兼浙、建二本之长”，可见蜀本虽少，仍不容小觑。 宋本因为兼具较高的文献与文物价值，故历来为藏书家所重视。明人藏书目录中便常见关于宋本的记载。早在明正德年间，针对宋本的翻刻也已蔚然成风，其中的佳品甚至往往被后人误认为宋本，足见其摹仿之精。到了清代，宋本的价值越发凸显，正如顾千里所言：“（宋元刻本）其距今日，远者甫八百余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乃已万不存一，虽常熟之钱、毛、泰兴之季、昆山之徐，尚著于录者亦十存二三。然则物无不敝，时无不迁，后乎今日之年何穷，而其为宋、元本者，竟将同三代竹简、六朝油素，名可得而闻，形不可得而见，岂非必然之数哉？”所以乾隆时的中央藏书机构所编版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就为宋本设立专章，民间的藏书家也以藏宋本多者为贵。钱谦益的绛云楼、黄丕烈的士礼居、瞿家的铁琴铜剑楼、杨家的海源阁都是个中翘楚。民国以来，时移世易，宋本逐渐从分散的私人藏家手中向少数公藏机构集聚。 现在，绝大多数的宋本都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公立图书馆中，日本、欧美等国也各自藏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宋本都被深藏密室，不轻易示人。然而，得益于现代出版事业的发达，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本子均已影印出版或制作图录，所以现代人研究宋本反倒比明清时期更为便利。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中华再造善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等丛书，都是了解宋本面目极佳的参考读物。而各大图书馆在网络上公布的数字化宋本书影，也是不容忽视的宝贵资源。在当代，我们尤其要注重中华善本数字化，从而为互联网一代认识千载传承的中华文明提供保证，认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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