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索尔，被孔雀叫醒的每一天

迈索尔的所有一切，都太不印度了。 

它气候凉爽、干净有序，城市英文普及率高，出门打uber方便又价廉，市中心竟然还有共享单车。作为外国人，我甚至可以顺利地搭公交去某间神庙溜达，仅凭这一点，在印度已经足够出类拔萃。

匆匆走完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和山顶神庙，接下来就在旅舍宅着，过起了毫无目的和计划的散漫生活。

早上被院子里的孔雀叫声吵醒，和女帮佣的两个小孩一起玩猫、看夕阳、捉虫子，奔跑，仿佛在重温那些粗粝的童年时光。

纪录片《奇妙酒店》拍过一家肯尼亚的长颈鹿庄园，有钱有闲的西方人花（最低）1600美金/晚的价格住进来，就为了和长颈鹿的亲密接触。

其实在印度，人和动物相处是非常和谐自然的状态，去过瓦拉纳西之后，我渐渐也不再怕满地跑的牛羊狗猪，也敢在小巷子里轻抚一下牛的背，喂，你让我走过去嘛。（当然，被拉稀的牛喷一身之类的状况除外）

旅舍的小孩与猫

老板在院子里绑上吊床，作为他简陋小旅舍所能提供的最大福利。尽管又闷热又喂蚊子，我还是可耻地在里面睡着了。

一到南亚大陆就受臭虫侵扰的体质，也总算开始获得免疫力，只有皮糙肉厚起来，才能适合印度生活嘛。

迈索尔有好吃的Dosa，对一种印度本土食物毫不吝啬地用上“好吃”一词，已是太太难得。

Dosa是印度卷饼的一种，可以做得很脆很干，也可以做出湿润地蜂窝状，可薄可厚。

从北吃到南，最爱的还是迈索尔Hotel Mylari那一种，配淡口的椰蓉酸奶酪糊糊和洋葱糊糊，店员在桌子间巡视，看谁的糊糊没了，就给添一勺。

街上有卖糖棕的推车，深褐色的果实，内芯是布丁一样晶莹剔透的果肉，小哥挥舞镰刀一个个剔出来，一大袋几块钱。

这个东西干燥后就是广东人拿来煲汤的“海底椰”，正版的塞舌尔海底椰如此珍稀，哪里是可以批量生产来卖的。它本身甜味不够，加一点糖配起来吃，就是天然的果冻！ 

原产于印度的芒果，反倒是没有后来传入的国家好吃。

椰子是最好的，老板开摩托载我去路边椰子摊，两人开了三个，9块钱。当场喝掉椰水，毫无一丝酸涩味，清甜透凉。

喝完直接把壳劈开，带回去刮椰肉，吃到饱就是一顿午饭。

5月虽然天气炎热，但算是水果季，尤其在盛产椰子的南印，比买一瓶农夫山泉还便宜，就连迈索尔的牛，都是在椰子堆里啃食长大的。（痴心妄想一下，这牛肉该不会有水果味？）

当然，也有为自己小聪明买单的时候。有一天想自己做饭，于是跑去蔬果店采购。印度很少有所谓的“生鲜超市”，万能的小杂货店可以买一切。

比如牛奶和鸡蛋，我就是在一家黑漆漆零食铺买到的，老板娘听到“egg和milk”两个单词，便打开身后那台破到跟土地快融为一体的冰箱，丢出来4个鸡蛋，一袋生牛奶。

接着，总算找到类似蔬菜批发商店的地方，“我要买西红柿和黄瓜。”

挑了两袋，准备买单，对方却指着黄瓜说，“这个不是cucumber。”

我只想快点买完，一厢情愿以为是交流问题而已，把钱付了就走。结果到旅舍厨房切开一看，里面竟然是红色的！

老板也对着我摇头摆脑地笑，这个不是cucumber！这叫红瓜！

本来想做黄瓜炒蛋，只好临时改为“红瓜炒榨菜”，想做番茄汤的番茄，就顺势拿来炒蛋了。与此同时，旅舍那位全素食的老板也做好了他的晚餐。

除我们之外，房间里还有一位落魄澳洲背包客，看他那头乱糟糟的金发长度就知道，一定是放浪印度很久了的嬉皮士。

“你来印度多久了啊？要不要试试我做的中国菜？”我发出例行的邀请和寒暄。

“已经待了半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哈哈。”

正在做饭的老板

嬉皮士向来很欢迎这类“一起吃饭吧”的邀请，对食物也不挑，别指望他来评价我的中国菜好吃，还是老板的印度素食更好吃，总之填饱肚子的免费食物都好。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人家明显两者都不太喜欢。

我也尝试了所谓“对身体很好”的素食咖喱和香料酸奶汤，老板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他对于食物的注解，通常不是好吃or难吃，而是：

“辣的东西虽然一开始刺激，但会让人慢慢平静下来；酸奶汤助消化，吃好饭再把剩下的当饮料喝完。”

印度人对食物的看法是相当功能性的，还带一点宗教色彩。吃不纯粹是吃，在这个前提上的美食交流，也毫无必要。

然而到了一个零界点，我突然就对“进食”没有欲望了，或者说，饥饿的感觉消失了，一瞬间体会到类似“修仙”的身体洁净感。

这之后再去正经的餐厅吃Dosa，当然也是素的，却有种在吃山珍海味的错觉。

慢慢跟帮佣的小孩玩熟了，他们也肆无忌惮起来，对我行李箱里的东西样样很好奇。

“这个是什么？”小女孩没见过吹风机，看到我洗完澡用一个会出暖风的机器吹头，兴奋地故意打湿头发，想要自己尝试。

凭着敏锐的直觉，小男生在我箱子里发现了发蜡，并用它打造了一个炫酷的发型，而女孩呢，用手势表示，很想要我那支用掉一半的圣罗兰口红。

她并不清楚这是什么牌子，也许纯粹觉得金灿灿的口红管很漂亮。我没多想，就直接送给了他们。

施舍与行善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后来在亨比同日本姑娘啓子说起这件事，她的反应很激烈，“小孩自己翻你行李发现的么？这样很不好哎，不应该让她们养成随便向人要东西的习惯，更不能随便翻人家东西。”

大概我也没把口红当作什么贵重物品，就像送出一瓶清凉油那般，毫无负担地给了，但内心深处或许潜藏着一丝自我救赎，用“失去”来弥补我们之间的不平等。

“印度通”藤原新也先生曾在《东京漂流》里写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八十年，日本街头有很多自发的义工活动，比如主妇带着小孩，为忍受饥饿病痛的非洲儿童做募捐（直到现在，我每次来东京，都能看到不少类似的广告）。

当时，他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杀气和恐惧，便冲回家拿相机，想拍摄下那一节点的日本现状。然而等他回来，到处都空空荡荡，大家准时在3点结束义工活动、回家吃下午茶了。

藤原新也赤裸裸地说，“这股潮流是八十年代民众治疗精神匮乏的方法之一，本质上不是为了拯救他人，而是拯救自己。”

为什么扯到日本和《东京漂流》呢？因为接下来讲的关于作者自己行善的故事，就发生在迈索尔。

二十四岁的他第一次去印度，在迈索尔街头看到横卧路边的男子，肚子鼓胀、嘴边爬满苍蝇，内脏好像开始腐烂，于是招呼小孩买来一大壶牛奶，给男人喂下去。作为初来乍到一无所知的游客，听到小孩们高呼，他还以为自己救活了一个人，结果呢？牛奶的气泡堵塞了男人的呼吸，青筋暴突眼球充血，渐渐衰弱死去。

“出于善意递给别人的牛奶也可能杀人。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再慎重地施舍。过剩的爱可以杀人。”他在书中慎重地写下这段话。

临走前，我坐在院子门口等uber，小女孩摘了两个尚未成熟的芒果和木苹果，匆匆跑过来，塞到我手里。我无法拒绝，尽管根本吃不了，也只好收进包里。难道是作为口红的谢礼？又或许只是表达，这几天一起玩过得很开心？

但至少去印度以前，我从来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些，更没有体味过行善的复杂。就算去过再多地方，大多数人仍旧局限在小得可怜的原生笼子里。

这也是常常感到自我矛盾的地方，一边是对于美味佳肴精致生活的追求，当然你需要赚很多钱去满足此欲望，一边又希望体验各式各样的人生、想认清世间的本质。

然而在印度，你也只能凭直觉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