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伯阳 母亲1958年底离开张道藩后，一直到她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有整整20年是孤独地一个人过日子。老佣同弟曾陪伴她一段时间。在母亲去世前半年，我曾给她写了一封信，这是我们母子间自1947年8月在南京相处了一个月后，第一次联系。这封信的内容大致是：我已结婚，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9岁，小儿子10岁。我看了她写的回忆录，回想起许多儿时的情景。我很想带了我的全家陪伴在她的身边，陪她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她能再写一封信来，说明我们在香港见面，我就可以带着全家人到香港和她聚会。 写完后，我先寄到一位一年前从北京移居香港的友人、马来西亚华侨骆新民先生家中，再由他的一位亲戚家的兄弟(当时正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念书)从马来西亚亲自带到台北，找到母亲家，交给母亲。母亲见到我的信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即给我写了一封回信： 伯阳： 收到你的信和你们全家的照片，看了以后，我有无限的感慨和伤痛。三十多年的离别，你的容貌，似乎已不是我所记忆的儿子了。你为什么这样瘦?你身体不好吗?数年前沈宜甲先生回国，率领你和你的妻儿们到你父亲墓上去吊祭，他曾把所摄的彩色照片寄给刘大悲先生，刘先生拿来送给我。看过以后，我就觉得你瘦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至于你的妻儿，那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只觉得你的小儿子很像你十几岁的模样，可爱极了。我怕的是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和我从未见过的媳妇和孙儿一叙呢？因为我已经八十高龄，身体多病，还能活多久是不能预料的。我只希望你夫妇和两孙能申请到香港一行，我也会到香港去和你们欢聚。这是我有生之年唯一的希望了。 同弟现在有一个儿子，名叫史南仲，已经28岁了，他的父亲史坤生，我想你一定也记得，他不幸在1942年（注：应是1953年)去世了。史南仲已经结婚，而且也有了两个女儿。同弟已经再婚，她的丈夫就是王瑞忠，我想你也会记得老王这个人的（注：老王一直是张道藩的司机)。同弟、老王他们看了你的相片，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也希望见到你。 你的来信说你读了我的回忆录，令我非常惊奇，你从哪里得来的?我很好奇想知道(注：一次吴作人出国访问时，一位美籍华人女作家送了一本《蒋碧微回忆录》给吴作人，但在入境过海关时被海关没收了，后来这本书到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那时方丹正在编写一些画家的生平经历，就将这本书借了出来，并借给继母廖静文馆长看，因她正在写《徐悲鸿一生》，她看完后就借给我看了)。不再写了，祝你们全家快乐健康！ 母字1978年10月17日 同弟、老王嘱笔问候你们。 可以看出母亲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她去世的时间，仅仅两个月。据台湾的一位表兄刘勋说，母亲从看到我的信后，就整天焦虑、担忧、烦躁、着急，一直到她去世。现在看起来，是我这封信要了她的命。 1979年3月，接到盛成在美国的女儿的来信，告诉我母亲已于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接着收到马来西亚骆新民弟弟的来信，也是同样的内容。又接到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沈宜甲(是我的干爹)的来信，除告诉我与前两封信相同的内容外，并附了一张台湾《联合报》的剪报，内容是“蒋碧微生前藏画，放在家中被窃”。我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报告母亲病逝的消息，本想和她再见面并陪伴她度过晚年的愿望彻底破灭了。我脑子里突然“轰”地一下一片空白，我应该怎么办?等到冷静下来，我才想起干爹寄来的台湾《联合报》关于母亲藏画被窃的剪报。我立即写了一份申请赴台湾继承母亲遗产的报告，并附了那份剪报。交上去后，才知道我的这份申请，当时我所在的单位还要请示统战部，该部的张副部长很爽快地就批了。因该年年初我国和美国建了交，对台湾提出了“三通政策”，我正好赶在这个火头上，所以不但批准了，而且只等了两月就拿到了“港澳通行证”，这是极特殊的情况，当时一般正常的都要等两年。  我拿到通行证后，立即申请办理离职手续，单位又要请示民政部，由该部部长批了。我得到了一笔退职金——1700多港币。接着向诸位老画家一一告别，有吴作人、李可染、黄永玉、黄胄、范曾、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他们每人都送了一张画作为留念。我的大儿子小阳和我一起申请的，妻子和小儿子仍留在北京，因此这次就我们两人先去香港。 在我和这些老画家们一一告别时，其间曾经给我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这就是我去李苦禅老师家向他告别时，他听说我要去香港了，即刻显得特别高兴，并随手拿起一张已完成的画，题上了我的名字，给我留念。随后他便从他站的画桌旁，快步走到我的右侧身边，用他的嘴，附在我的右耳上，念出了我在抗战前上小学时就会背的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说完后，他又跑回到他的画桌边，看着我，我即刻对他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我们两人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怀念这话。这时重新听到它时，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对苦禅老身上保留的我们民族传统知识分子刚正的风骨产生了极大的钦佩。这一段经历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头脑中，终生难忘了。这也是我离开北京时的一件最有价值的纪念。 5月26日，我和小阳从北京乘火车到广州，换火车到深圳，住了一夜。次日清早起来到罗湖排队，等了七个多小时才过了关。到了罗湖火车站站台上，肚子饿得受不了，可是在站台上找了半天，就只有一个卖鸡腿的。我和小阳一人吃了一只鸡腿，上了火车。香港的好朋友骆新民约了七八位朋友早已在事先约好的旺角站等我们了，所以当火车到了旺角站，我和小阳立即把所带的行李搬下车。一出站就见到骆新民和老同学陈荣侨，还有五六位没见过的朋友在等着我。原来他和陈荣侨租的房子就在火车站附近，走不多远就到家了。我们就和他们住在一起。 我到了香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刚到香港的第三天，台湾《联合报》的美术女记者陈长华小姐就从台北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到我的住处，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次日该报就刊登了这篇采访报导，接着就不断有台湾、香港两地的记者访问我。当时我一心只想赶紧进台湾，所以对这些采访并不感兴趣。 当时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名叫卜少夫，是香港《新闻天地》周刊的社长，也是我父母亲的老朋友。他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帮我办进台湾去，不过他提出要我写一篇文章，供审批机构考虑时的依据。这时已是80年代初，我于是回去动笔准备写这篇文章。但写什么内容呢?考虑了一下，就将我过去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写好了交给卜少夫。他接过这篇稿子后，就在二月初的一期《新闻天地》全文刊载了，约一万字。后来美国《世界日报》总编辑来香港办事，他和卜老是好朋友。两人见面后，卜老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那位总编辑。他将它带回纽约，在《世界日报》上全文转载。 我要赴台一事同时也惊动了台湾一批曾和母亲相熟的国民党元老。当时我的入台申请，由于赵少昂老伯的全力相助(他的一位女学生的丈夫是处理这类事件的主管)，终于获得通过，但还剩下最后一关，即必须找一个担保人。这是最关键的一关。找谁呢，我想起母亲的一位好朋友：端木恺老伯，他在台湾党政界的地位是不用怀疑的。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做我的担保人。果然不出我所料，端木伯伯立即亲自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对他说：“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他。” 于是我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台湾，而且享受到一项最最特殊的待遇。这就是台湾有一条规定：凡是从大陆出来的移民，要申请入台，必须在第三地住满五年。这一条规定是从未有人能破例的，即使想提前一天都不准，而我当拿到入台证时，距我抵港的时间才两年零几个月。不过台湾机构要我答应三个条件：1不许公开露面，2不许接受媒体采访，3住满三个月必须离境。我当即全部答应了。 1982年2月初的一天，我从香港机场乘坐赴台的飞机去台北，那天正好是顺风，途中只飞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就到了中正机场。同弟的小儿子史南仲早已站在飞机舱门口迎接我，并带我走了特殊通道。未经任何检查就出了关，看到了同弟和其他一些亲友早就在那里等候了。我和大家久别重逢，心中的感触真是一言难尽，当时也只能一一问候握手。走出机场，坐了南仲的车，直奔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母亲的家。 在家休息了两天，即去母亲的墓地上拜祭，事先买好了香烛、鲜花、纸钱等用品，坐了汽车直奔位于阳明山第一公墓内的母亲的墓。阳明山第一公墓面积很大，占了很大一片山坡，母亲的墓在最高一排中，墓碑上写着“蒋碧微女士之墓”。到了墓前，大家(同弟、刘勋表哥等）放上鲜花，点上香烛，烧了纸钱。每人跪下磕了三个头，照了相。呆了一会，就回来了。  看了母亲的墓碑，上面没有儿、女、孙儿、孙女的名字，说明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是那么孤独地走了。刘勋表兄告诉我，她生前客厅里一直挂着父亲在我八个月时画我的那张素描像，她的床头柜上一直放着我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的半身照片，说明她一直在思念着我。假如我当年和母亲去了台湾，母亲也不会度过20年之久的孤独生活了。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只能认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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