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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老歌，名字是《生产队里开大会》。歌词里的场景，我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运动多，大会也多，无论是“忆苦思甜”还是评工分，都在一个大院里进行。 王九云|文 一到开大会 院子里就上演独幕剧 故乡的村子很小，有大村人耻笑说，小村儿一泡尿就冲到头了。这话听来刺耳，但细想想，的确是那么回事。四十几户人家横向发展，一条街南北两排十来个门洞，一个门洞进去，拐弯又是一个院，院套院、门套门，一串就是好几家。如果航拍看的话，村子鸟瞰图肯定像个老鸹窝。 我们村子中间有条小河，河边有棵老柳树，柳树搁杈儿上用钢丝儿拴着一块铁犁铧，这是我们生产队的“钟”，每天去地里出工前，队长就早早地来到大柳树下，取下挂在树上的小半截火柱，当当当的敲钟集合社员。 钟响三遍，社员们才懒懒散散从家里出来等队长派活。除了照常出工，就是分东西，比如粮食、蔬菜，刨红薯后红薯秧子也要分。 出工敲钟，老弱病残者可不予理会；要是开大会敲钟，那就是锁门会，一来是去听听会议精神，二来轻轻松松可挣四晌工分。那时一天三上工，早晨两晌，上午下午各四晌，共十晌。 一个月按底分合计一次。比如，我这个月不缺勤，干了三十天，底分是5分，10分一个工，就挣15个工。年底按工分核算该分得的粮食和钱。 村东头有个漏粉条子的粉坊大院，说是院儿，其实只有三大间北屋，周围没围墙，没住户，西边是菜地，东边是打麦场，院子里杂七杂八，漏粉条子的家什都在里边，生产队开大会就在院子里。 队长是个大嗓门，开会时他一敲钟，再吼上一嗓子：“全体社员注意耶——都到粉坊大院嘞开会耶——”经他这么一喊，本来宁静的小村子，此时像一锅烧开的水，从心里往外翻滚。吱吱扭扭的关门声，锁门时丁零当啷的门搭链声，加之呼儿唤女、鸡鸣犬吠声汇成美妙的乡村奏鸣曲。 每次开大会，补儿爷总是像事先做好准备似的，队长还没喊罢，他就出来了。他磨得发亮的对襟黑粗布袄，用火柴头一擦就能燃起来，为此小石头给补儿爷打赌，还赢了两块熟红薯。 重喜大娘绝户头，闲，爱打扮，她把圆头挽在脑后，口对掌心“呸呸”两下，搓搓，顺着前额往上左几下右几下，头发立时起明发亮，兴许蝇子落上去还能打个出溜儿呢。她一手抻着棉袄大襟，一手掂着小板凳往外走，“三寸金莲”跟不上身子，刚迈出门坎，头早已探出胡同口。 狗娃媳妇敞着衣襟，叼着奶头的孩子乱踢乱蹬，后边的黑蛋追上来，拽拽孩子的脚，捏捏孩子的脸，趁狗娃媳妇不注意，掐一把她布袋样的奶子，狗娃媳妇一脚踢在黑蛋的大腿根，黑蛋两手捂着痛处抬腿就跑，惊得脚下的鸡“扑啦啦”乱飞。 早早进入会场的金梭，斜躺在草垛边，嘴里嚼根草棒，目光直勾勾往进场的大姑娘小媳妇身上扫。姑娘们找个干净的地方，把花手绢往地下一抻，矜持地坐下，边纳袜底，边用眼睛的余光瞄一下石堆上心仪的小伙子。 忆苦思甜饭没少吃 评工分的岁月也远去了 社员们哩哩啦啦地来了，懒懒散散地找个地方坐下，不一会儿，柴垛上、砖堆上哪儿都是人。还不到开会时间，会场上乱吵吵的，有咬耳根的，有逗孩子玩的，有讲粗话的，不时发出哄笑声。 人来得差不多的时候，大院如蜜蜂回巢，窟窿眼里都满了，而村子像放了水的水库，旮旯缝都空了。大队长掐着烟屁股往鞋底上摁灭，站起来干咳两声，会场立刻静下来。 社员们伸长脖子、支愣着耳朵等着听，他却拉杂半天还没讲到正题，说着到节骨眼上忘了词儿，就把前边的话再说回来，想起来了再补上去。 大队长讲了二队长说，二队长说了三队长再补充“两句”。几个队长的口头禅各有特色，这一个嘞、那一个嘞，都是在词儿冒不出来时填补尴尬。 每逢此时，就有人小声嘀咕：“石蛋哭爹——找不着调儿了。”这儿有个典故，村里石蛋他爹死了，出殡时他仰着头就是不哭，二爷问他为啥不哭，他说找不着调儿。二爷“拍、拍”左右开弓，两巴掌解决了问题。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大会是忆苦思甜。那天傍晚，我们来到粉坊大院，队长先来了开场白，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回忆在旧社会给地主当长工遭的罪，有人带头喊起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恶霸！我们不能再吃二遍苦！不能再受二茬罪！ 蹲在草垛边的钱姓地主婆满脸死灰，使劲把头往腿叉里埋。 忆苦饭是红薯面和红薯叶子熬成的粥，米糠加菜梗子蒸成的窝头咽不下去，刺得喉咙疼。老贫农百年说，这比解放前在地主老财家好多了。大家象征性地吃了忆苦饭，又吃思甜饭，“黑驴打滚”（一层白面一层红薯面卷在一块蒸成的馒头）、小米粥，吃着这好东西，大家全然没了先前的严肃，打打闹闹的。 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就合着拍子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心……”当时我望着天上的星星，仿佛星星也有了感情，在听我们诉苦呢！ 那年月运动多，运动一来就开会。但一年一度的评工分大会，固定在初春农闲时。我记得社员们被集合到大院后，分成几小组，由小组长牵头提名评分，社员们同意的举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小组长拍板定分。 其实，那种评工分方式是一眼高一眼低的事，掺杂很多不公平因素，但乡亲们碍于情面，谁也不愿直截了当提出来，街里街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怕争执不下闹翻了脸不好看，满腹的牢骚只是回到家给自家人嘟囔嘟囔。 多少年岁月嬗变，开大会已成为一个时代符号，而那村、那人、那景、那情，却成为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乡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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