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给我打开了一扇窗-黄燕云

绘画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黄燕云

我出生在教师家庭 ，上世纪50年代父母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武隆教书。父亲教物理，母亲教数学，都是学理科的，和文艺一点边都不搭。我从小喜爱画画，天生就有这个兴趣爱好。从小时候随意涂鸦，到小学、中学，对绘画的一腔热情越来越炽烈。那时学画就是自发，没有老师，没有教材画册之类，怎么办呢，那个年代有《人民画报》《解放军文艺》等杂志，因为喜欢画画，家里就给订了好几本。画报、杂志里面经常有美术图片和插图，那就是学习的资料了，特别是画报里有革命宣传画发表，那些红光亮的人物就是我临摹的范本。

《解放军文艺》有个叫陈玉先画的插图，极富节奏感，那就是我学习速写的图样了。就这样坚持画下来。文革期间这个小县城也和全国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配合那时政治风气的大型会议，什么“农业学大寨”会、一年一度的“先代会”、全县“运动会”等等，这些会议都要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并且都是巨幅，要搭长梯才能完成，这种画大都出自我的手笔，不知不觉我在武隆已经小有名气了。虚荣心得到极大地满足。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遇见了当年从华东师大毕业分配到武隆中学的杨圭言老师。杨圭言老师给了我艺术的启蒙和绘画技艺的提升。后来他带着我在武隆中学篮球场前房屋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宣传画：一个飒爽英姿的女篮球运动员。

从此我练习画画的热情一路高涨，画同学、画周围的风景、画附近乡下的农民。在我高中毕业时已然获得当时四川美院刘国枢老师的称赞和鼓励。刘老师是武隆人，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亲戚介绍我去重庆四川美院他的家里拜访，他极其和蔼可敬，没有一点大画家的架子，耐心指出我画里的问题、需要改掉的缺点，讲解绘画的意义，练习的方法。这样过后，我更加明白真正要学好画画，必须得静下心来磨练技术、研习文化，提升心境。

我对绘画的理解也逐步从单一走向全面，从单纯的兴趣爱好转向更有内涵、更具品位的艺术探索。绘画是一种文化。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比如在绘画中，构图的疏密，色调的冷暖，线和块的对比关系等等，说到底，都是演绎万变不离其宗的原理。文化的丰富性在于它的理性和形象的结合，它的规律性既是理性，它随机生发既是“即兴”，挥洒又是它的“性情”的宣泄。

高中毕业就这样去了武隆县文化馆任职，从事群众美术工作，还有个很高大上的职业名称“美术干部”。这样我的绘画步入了正轨，组织上安排我赴各地进修学习：四川省群众艺术馆、四川美院、西南师范学院等等艺术团体和高校，接受了很多老师的教诲和指点，有川美的冯星平、那时刚刚留校的叶永青，西师的苏葆祯，西安的崔振宽、王子武等等艺术大家。眼界扩大了，思维提高了。这个时期我创作了很多版画作品，参加了四川省各类美术展、四省边区联展，四川、湖北、湖南、贵州进京汇报展。版画《山妹》被1983年的《成都晚报》发表。这年加入了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绘画就是发现生活的真善美，用视觉效果触动人心。这个时期的版画我就特别注重乡情、民风、山乡变化等等。因为工作的性质，我常年游走于武隆的高山大河，边远小村，和那里的农民相交至深，他们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我都一起承受，一并同享。常年坚持山乡写生，无论春夏秋冬，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音乡情充满深厚的情感。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工作调动到涪陵，从职教中心到师范学校再到长江师院，我常常带领学生们去山乡农家采景写生。除了教学任务外我都进行着乡村题材的创作。参加第五届重庆市美展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选送作品展水彩画《一个人的守候》就是在这种情绪和氛围中创作出来的。那种木楼承载着祖辈的汗水、劳作、梦想。一脉相承下来，后代们已然离家而去。追求更大的梦想是年轻一代价值观的转移和变迁。还是老人在家等待，还是熟悉的泥土，老墙，甚至那台老式的手扶式拖拉机也还依然散发着机油的气息。笑容是淳朴的，情感是浓郁的，满满的善良弥漫着这个农家空间。我画他的过程中对色彩进行了控制，大面积灰色衬托出老伯的敦实身影，粗粝的灰墙面与饱经风霜的面庞形成统一。我想诉说一个故事，一个传统的捎带农耕文明的家庭传说。也许是一厢情愿，也许是相对于前卫艺术的反叛，总之，一种有个性意义的绘画表达能否说清我画面的意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追求，在路上，在布满荆棘但却朝阳初升的艺术道路上前行。

感谢绘画让我充满自信，让我有所收获并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黄燕云，重庆市涪陵区人。毕业于四川教育学院，结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员、重庆市油画学会会员、涪陵区美术家协会水彩专委会副主任，长江师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第三届涪陵区政协委员。油画作品《一条大路》获中国美协、中残联颁发的优秀作品奖。作品及论文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展出、获奖并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编著出版专著《素描速写训练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