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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崇喜 陈继儒是明代山人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 山人文化是明朝独特的文化。山人最初指的是负责管理山泽的官员。到了明代，很多士人对八股取士的僵化模式失去兴趣，开始追求个性的满足和世俗生活的乐趣，既强调人精神上的独立，也追求物质的享受。许多士人为自己起个山人的别号，如“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号大复山人，“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号弇州山人，文学家吴承恩号射阳山人，戏曲家屠隆号由拳山人等。 当时的一些人推崇陈继儒，主要是因为他做的三件事。 第一是辞去青衿。青衿“乃生员之称”。陈继儒的功底非同寻常，《明史》这样说他，“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让人没想到的是，在28岁时，他竟然下决心与科举功名说“再见”了。 第二是谢绝征辟。陈继儒是社会名流，虽然不参加科举考试，但还可以通过权贵的征辟推荐入仕。黄道周向朝廷举荐他时说自己比陈继儒有“七不如”。没想到，朝廷数次征陈继儒入京，却一次次被陈继儒“以疾辞”。陈继儒曾经很傲气地说：“士人当使王公（锡爵）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 第三是解民疾困。虽然不居“庙堂之高”，在“江湖之远”的陈继儒仍时刻关注国计民生。在陈继儒的尺牍里，有很多是专谈江南大水而恳请朝廷权贵援手救灾的。他在《上荆石王相公》中强调水灾严重，百姓没有生路势必会铤而走险，希望宰相王锡爵体念民意，以救桑梓之民。 但在清代蒋士铨的名剧《临川梦》里，陈继儒却成了攀龙附凤的伪君子：“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评价为什么会这样大相径庭？或许同他辞去青衿后的经历有关。陈继儒在父亲去世后移居东佘山，闭门读书，然仍与三吴名士来往，其中不乏高官豪绅。他的“眉公”之名，倾动全国，据说“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皆求其辞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这样的形象，怎么能够称得上山人呢？在一些人看来，山人“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陈继儒虽然自称为布衣，却与达官显贵往来频繁，是沽名钓誉。 这着实有些误解他了。陈继儒不是那种到处“打秋风”的主儿，也不需要“打秋风”，他靠的是自己的才华。他才华横溢，他在诗词文章、书法绘画、艺术鉴赏、美食茶艺、养生休闲、园林艺术方面，皆为行家。他最拿手的本领就是书法绘画和艺术鉴赏。在书画方面，陈继儒宗承“元四家”传统，注重笔墨趣味，长于画山水及水墨竹梅，追求率真平淡的文人风范，和董其昌齐名。在书画鉴定方面，他更是堪称大家，在其《白石樵真稿》第十六卷“题画”、十七卷“跋贴”中就收录近百篇的书画题跋，赏鉴精妙，很多观点直到今天仍被引用。也正因为拥有这样的满腹才华与高风亮节，他才受当时一些人的追捧。据说，当时每天有人前来征请诗文，客常满座，片言应酬，都满意而去。他闲时与僧道等游，尽峰柳泖迹，吟唱忘返。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正如他宣称的那样：“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在特定时候，退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失去是为了更多地得到。何况，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他无论与什么人交往，从没有失去自己的“真”，自然不需要那些“清高”。 “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这句话，可以看到陈继儒随心所欲的修身处世之境了。记得杂文家阮直在《现代隐士怎么隐》里曾经这样说，“君子如莲，出污泥而不染；心无邪念，美女坐怀而不乱”“无限的内心宇宙要是修持好了，把终南山都能装进去，干吗还用去寻访名山大川”。对于陈继儒而言，是不是山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追求自己想要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这种随心所欲的修身处世态度，放之于今天，同样是一种很高的追求，是既会享受又有能力创造享受条件的高境界。 归根结底，想风光还是要靠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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