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公布，我校驻校作家苏童凭借其作品《黄雀记》获奖。在当晚的采访中，苏童表示，“这个荣誉是很快要过去的。得奖的确是个荣誉，但这个荣誉不能决定写作的方向。” 今天，距离苏童获奖的日子已经过去六天，小遍整理了苏童的作品以及采访资料，我们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回顾苏童的文学世界并且纪念这一奖项。 苏童说，小说里有自由。自由给小说带来万能的勇气，也带来了最尖锐的目光，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探各种人生最沉重的谜底。 从《河岸》到《黄雀记》，我写的其实都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的心灵史。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个人的心灵史，构成民族的心灵史。这不是我发明的说法，是巴尔扎克说的。 “香椿树街”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签，我从来没离开过它，从这条街上我时常回头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 我期望这条街能够延展，能够流动，因为流水不腐。有人担心这条香椿树街会显得狭窄短促，我从未担心过。 我描绘勾勒的这条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而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 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 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没有喧哗权利的语言，齐心协力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这条街上来。 香椿树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游离在外面的。我们所说的很多秩序，用意识形态去排列一些社会秩序的话，在香椿树街基本上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街道，它的结构、单位是以家庭为基础，它的人际关系，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都是可以非常轻易地改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觉得祖父是这条街道的代言人，一生活得空空荡荡，我把他写成是有家底的，其实一无所有，但是活得很长。 生命变成唯一的财产，岁数其实是一个皮囊。一个这样的生命活得很长很长，变成了这条街道的某种最后的成果，这个街道的生活法则是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法则，最好的就是一个老不死。但是连魂都没有了。 故事说到最后一定会倒下。故事最后一定倒在废墟里，再好的故事都会倒掉，关键是那个废墟是什么，这很重要。在这个废墟上所建造的东西是什么，这比故事本身更重要。 我相信没有人说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把一个故事说得让别人流泪。关键是流完泪之后，别人想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击中了别人什么隐痛，一个人内心的隐痛，一个民族内心的隐痛，或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隐痛。 再好的故事都会崩溃，一个好小说一定是让这个故事变成一个废墟，然后有一幢非常牛逼的建筑矗立在背后，它是在讲哲学，甚至超出哲学的某种神性的东西。 举个例子，就像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一个人钻进笼子，绝食，这个故事当然有意思，别人一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个表演的艺术家，到最后这个故事随着主人公自己的表白，一切就崩溃了，故事就消失。他说：不是我要绝食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我要的食物。 这背后的哲学意义，甚至超出哲学意义的东西，甚至有点神性的东西，是卡夫卡对于事物的关照。 写长篇对于一个生性懒怠的人是一种挑战和压迫，写长篇的那些日子你似乎有肩扛一座大山的体验和疲惫。 我不明白为什么作家都要写长篇，为什么不像博尔赫斯、契诃夫那样对它敢于翻白眼。奇怪的是人们大多认为长篇小说是作家的得分或责任，而不是短篇或别的什么。 读者对文字始终是警惕的，充满拷问意识的，当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时候，他们也许恰好要厘清，那是谁的生活，谁的社会，谁的思想？ 读者与作家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有权利要求作家眼光独到深刻，看见这世界皮肤下面内脏深处的问题，他们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诊断书。 而一个理性的作家心里总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技巧。 展望未来是容易的，展望的结果大多化作浪漫的诗篇。而面对过去，最为艰难痛苦的，是自我清算，这无关仇恨与复仇，自我便是自我的敌人。不过，在控告之后，至少还应该反省，至少还有忏悔。反省与忏悔的姿态很美好，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个姿态，还有可能带来一个奇迹，让我们最真切地眺望到未来，甚至与未来提前相遇。——苏童 本文参考众多苏童书稿以及采访搞 同时感谢公众号“墨语者”供稿 责任编辑：桂雪、陈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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