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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要修改户口本上的错误信息。 要把做理财的那笔钱取出来。 要见见老朋友。 要清理房间，把最重要的几件物品带出来。 顺带去趟医院，疏通日渐脆弱的血管。 …… 她把返乡计划写在纸上，再一件件一遍遍说给我听，生怕自己忘记或者我不当回事。她唠叨这件事时的神情就好像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大事，眉头紧皱，声息凝重，直到如何也想不出别的话，就谨慎又严肃地望着我，仿佛再多看两眼，我的脸上就能冒出一串数字：某月某日，一个确定的带她返乡的日期。 她的意愿成了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期稿件还未选出中意的一篇；一个计划中的作品迟迟不能收尾；龋齿隐隐作痛；令人不安的乳腺检查一拖再拖；搬家进程进行到三分之一，一摞摞书摊在地板上，家里乱得像废品收购站…… 我说，好，明天我们去火车站买票。 我想我们虽同在一个时空内，但彼此的时间形态是不同的。时间在于我，犹如一只蜂巢，被簇拥着的小方格所充满，而我，常常失却方向似的从一格闪跳进另一格；她呢，方向一贯明确，依旧是一根直线，一块平整的桌面，她衰老的双足按照晨昏交替的节奏坚定不移地走在上面。 今天夏至，天气预报最高温度32℃。银川火车站停车场全封闭施工，来回绕了两圈，我才在距离售票处三百米外的路边找到停车位。广场空旷，才上午十点，热风吹在小腿上，已经火辣辣地疼。下了车，她不要我给她打伞，缓慢地跟在我身后，气定神闲，一副什么都奈何不了她的傲慢与坚定。 我们要买银川至库尔勒的火车票。三十年前，我从库尔勒来到银川，从此在此定居；三年前，我把她从库尔勒接来银川，此后将随我定居在这个城市。是时间、命运，还是什么我至今仍然说不清的东西，按照一种人为或者自然的节奏，将我们母女从世界的一处送至另一处？她固执而多疑，如果不是因为衰老，不会选择在异乡定居，但如果说她选择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是因为衰老，却又近乎抹去了生活的真相。因大于果，果乃有形的是，因是无边的无。这大概就是今日之我对我们母女在时空里的位移感到无解的真正原因吧，我无法回到那“无边的无”里，更无法说清其间的每一次由来与呈现。 整个七月都没有合适的车票。即使只是一面钢化玻璃墙，售票窗口依然是黑洞洞的，短头发的售票员不停追问，要我立刻做出决定，情急之下，我不得不修改计划提前行期。 拿到车票，她凝重的脸庞露出笑颜。和大多数人不同，她的返乡计划和思念并无过多关系。这一生她不喜出门，也从不向往远方，眼前的拥有如果能使她感到愉快和安稳，别的任何地方必遭她的不屑与漠视。她拒绝了解那些陌生的人群、城市、山川和湖泊，她简直想象不出那些地方以及那里的人与她有什么关系。在那些她行动自如、还无须旁人照顾的独居日子里，她住在库尔勒城西的一栋楼房里，门前有块自留地，楼上楼下有几位老邻居，出小区左拐一百米就是著名的孔雀市场，周围医院、学校、银行、餐厅、超市、理发店、药店、公交车站……一切生活所需应有尽有，所以，无论我向她如何描述外面的世界，她都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比库尔勒更好的地方。然而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城市，它的地形、河流、草原、文化、人群、历史以及夜晚的娱乐方式，她几无所知，并且从无兴趣。她所熟悉和感到满意的，只是这个城市面积里几百甚至几千分之一的一小片生活区。她用眼睛、耳朵、脚步在这里为自己的日常出行划出了一个圆圈，平均半径差不多五百米的样子，如此这般，按照日常生活所需，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安稳而舒适的小世界，类似于二千年前的一个西域城郭，如果没有不得已的意外发生，她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则全然是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笃定安然之态。因此，她认为世上最好的“库尔勒”，并不是真正的库尔勒，而是她脚步所及范围内的一片生活区；因此，她对于库尔勒的情感，总是令我感到困惑——并非指向带有文化与历史传承意味的“怀乡”，并非是对一片融注了自身生命密码的地理环境的眷恋，而是对几位老友、几种食物，以及一种自怡、便利、熟稔的生活况味的怀念。 固执之中必有一种单纯的无关是与非的盲目，因为，没有多久，她就在自己的固执里动摇了。先是那个平均半径差不多五百米的小世界开始嘈杂和混乱起来，她常常被疾驰而过的车辆逼在路边，半小时都无法穿过马路；那些天天陪她说话打牌的邻居，忽然一日，不是离开了人世，就是语焉不详地搬了家；那个人来人往应有尽有的集贸市场，突然一天，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打架事件……那个世上再无此处美好的固念晃动了。接着，是身体与日俱增地垮塌，恐惧夜以继日地生长，孤单无法忍受地膨胀……那个与外面世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笃定与悠然也消失了，多疑、哭哭啼啼、抱怨、臆想、神经质、吵闹、糊涂……日盛一日，几乎蛀坏了她的全部时间。如此，她的自怡的小世界如同一块喷香的糕饼，被时间这只巨手扔进去一把蚂蚁，眼见着就被咬出了数不清的碎片与窟窿。不得已，她来到我所居住的城市。这时候，她大概感受到了被时间驱赶的滋味，但已经开始硬化的脑动脉，又在下意识里阻止她把这件事搞清楚——到底是谁在驱赶她？ 如今她跟着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年，如今在她身边又艰难诞生出一个平均半径差不多三百米的小世界，虽远非从前那么热闹和琳琅满目，却多出一片安稳与宁静。于是，她接受了这个新的栖居地，纵然仍旧在为从前涂抹光环，语词与神情之间已然有了说笑的意味。于是，返乡就成了一次最后的告别仪式，要去了断与库尔勒这个城市的物质关系——社保、户籍、不动产，剩下的，就是那些昔日老友，她们彼此交往了足有半个世纪之多，比之于各自的配偶都更加体贴彼此的渴望和痛苦。除过这些，她的返乡计划里再无别的内容，巴音布鲁克草原、博斯腾湖、塔里木河、戈壁滩、她的出生地库车柯坪县……都只字未提。她确实从未向我表达过她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地理环境的思念之情，也从不感慨对某位故人的依恋或者怀念。对超出日常所需的过往——记忆、故人、故园——所思甚少，成为她性格里的一大特征。很难有人像她这般，能够果断地告别或者抹掉生命里的逝去，至少情绪中鲜有流露。有时候，我会认为这是她不善于或者不喜表达的原因，有时候，我会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寡情，但随即我又否定了自己，因为，即便我们身为母女，我又怎能完全又准确地了解她的内心所想呢？ 一人一只小拉杆箱，一人一个随身小包，我们把各自的行李减缩到最小、最轻。火车下午八点发车，过路车，长春—乌鲁木齐，T302。六点半，我们来到火车站。过了安检，我将她扶上通往二楼候车厅的电梯，再三嘱咐抓好扶手，而后转身拉起行李跟上。她比前几年强多了，下电梯时不再紧张不再需要人扶。 候车厅高大、明亮、凉爽，霞光从正西方的玻璃幕墙缓缓涌入。候车人不多，各自安静地坐在靠背椅上，看手机、发呆，或者小声说话。她坐在过道边的一张椅子上，神态愉悦而安详，偶尔下意识看一眼手腕上的表，似乎也不是因为着急。我们没说什么话，但彼此对对方感到满意，我甚至又从这满意中捕捉到一丝稀有的依恋与感动。从小到大，我从未依恋过她，她强悍的个性似乎难以使我接近。而我此时生出的依恋，也并非呼唤和渴望通常的母女情义，而是二人之间渐渐趋于平整的释然与和解。此刻，她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衰老却仍旧美丽的脸上溢满了少有的安然与满足。这是我们难得的轻松时刻，我忍不住给她买了一根雪糕，好让她更加开心一些。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对我感到不满意？一个强悍的母亲总是希望有一个听话顺从的女儿，但她不曾料到，她的强悍恰好调教出了一个反对她的强悍的女儿。最初的矛盾一定由此而生，至于后来，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在此基础之上的衍生与扩张。述说这场母女之战会令人心痛，这一次，我依然在稍稍碰触之后立刻重又将之覆上。 突然间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维吾尔族，十来个人，男孩多女孩少，黑色T恤、双肩背包、深目隆鼻、永远不摘下来的耳机、鲜亮的旅游鞋……有一个黄头发男孩生了满脸鲜红的青春痘，看着使人惊心，想他一定为此痛苦不堪。他们围坐在我身后，看手机，或者小声说话，他们用异常低微的话音压住他们身上异常强烈的异族气息。 他们应该是北方民族大学的学生，这所已经更名的学校正是三十年前我就读的那所大学。三十年前，不管寒暑假，返疆的学生可不是这么安静又小心的。那时候返疆的时间从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不等，但是没有人惧怕这个时长，因为回家的路途——意味着一路的欢歌与笑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我们将近塞满了小半个车厢。女生们负责带吃的，每个人在行李之外都准备了至少三天的吃食，男生们只管带上他们胃、歌喉和吉他，在学校通往火车站的2路公交车上，就兴师动众眉飞色舞地相互吆唤着，那种急不可耐的兴奋劲儿，真像是赶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上了车，即使不在一个车厢，也会想办法挤在一起。从银川到兰州要坐一晚上的火车，我们几乎不睡。晚上八点多上车，男生们坐下就开始喝酒，从三五个到八九个，再到一二十个，不到半小时，分散在各车厢的都循着酒味挤在了一窝。他们都说自己的语言，也说对方的语言，不管说什么，对方都听得懂。他们个个都是语言的宠儿，落地就有一种溶解和吸纳任何语言的本领，仿佛食物之于身体。对方的语言一进入彼此的耳朵，那些音素与音节就化成了他们自己的血液与肉身，接着就渗入他们自己的语言。尤其北疆学生，他们从小吃足了多种语言的乳汁，那种张口就在人群间风行无阻的畅快劲儿真是让我羡慕死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瞧着他们眼中闪动的光焰、听着他们连连腾起的欢笑声，就差不多和他们一样高兴了。喝了酒，话语的力量已经压不住他们翻腾的舌头，而喉咙里，也被一股急而切之的欢愉刺激得发痒，这就有人转身拿出吉他，手指随之划过琴弦，只一下，啊，我们所有人，每一颗正在车厢半空中摇曳旋转的年轻心灵，此刻都停下了呼吸，都睁大了眼睛，都暗暗稳住呼之欲出的心脏，都在等待——就要响起的歌声，将我们重新带入更加醉人的青春的欢乐与憧憬里。歌曲多是节奏感极强的维吾尔语情歌，有的忧伤，有的热烈。但一般情况下，在从银川到兰州的这趟火车上，他们会节省自己的热情与体力，因为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有一件比欢乐与歌唱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购买兰州前往新疆各地的火车票。我们大多数会集中在兰州到吐鲁番这一段，因此这一段的车票最紧张，能否买到全凭运气。 记忆里异常热闹的是大二寒假那趟火车。须知我们从银川来到兰州，才算真正加入新疆籍学生的“返疆兵团”，在这之前，我们不过是这支兵团之外的一股散兵。在兰州，我们能碰上全国各地回家的新疆学子，其中尤为热闹的一支，便是我们这些“民院系”。在兰州，至少有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这三只“民院系”会师于此。上车后直到发车、再到列车驶出兰州城两小时内，车厢过道会不停穿梭着四处找位置的新疆籍学生，每一位无座的学生都希望在有座的学生堆里看到熟悉的脸庞，因为这样他就有希望被收留在此，停下他在拥堵的车厢里四处漂泊的艰辛历程。但只要挨到天黑，所有人都会找到短暂的寄生之处，不管挤得多么难受，都会互相帮衬着让彼此安顿下来。而夜晚，不管多么辛苦、多么漫长，对于我们“民院系”的学生来讲，都须有歌声相伴。大二寒假的那趟列车上，人仿佛格外多，夜仿佛格外长，三人位挤了五个人都不够，旁边又靠着两个，随时等着与坐下的学生倒换休息。不管是不是“民院系”，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是新疆籍学生，能挤都挤在一起。照样是先喝酒，乘警警告过后便睁一眼闭一眼地走掉了，即使想回来制止也无计可施，因为过道被堵得根本下不了脚。人太多，每人一口，不长时间酒就没了。天冷，车厢里即使塞满了人也仍然冷，脚指头冻得疼，像给石头砸烂一般的疼。灯光永远蒙着灰，每张青春的脸都黯淡无光，我们半坐着斜站着挤靠着，人挨着人，没有一个人能用一种舒服的姿势舒舒服服地坐着或者站着。列车在黑夜里奔跑，顶开重重黑暗，气喘吁吁，每一次拉过汽笛之后，车厢里都能闻见浓烈的煤烟味。真冷啊，真困啊，家人还在几千公里外等着我们呢。这时候，歌声就成了寒夜里的温暖与慰藉。于是，吉他声响起来，先是一个低沉的男声唱，声音忧伤而悠长，一声一声渐至高亢；猛地，谁的手掌拍了一把吉他的音箱，乐曲就轻柔和欢快了起来；接着，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唱，再接着，由两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在唱，接着，有人吹起了口哨，有人脚上踏起了拍子；再接着，整个车厢的人都围了过来，一起拍手，一起叫好。 距离发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从长春过来的T302在五站台，她的膝盖和体重无法使她跟上任何正常人的脚步。我起身去站台入口说明情况，要求提前进站，工作人员没等我把话说完便点头同意，我舒口气回到她身边，双手拖起行李，带她进站。 22：05，车厢熄灯，我关掉手机，拿出洗漱用具。我们的铺位距离卫生间不远，没有冲洗干净的尿臊味不时飘过来。回到床铺，我打开KINDLE，继续读纪德的《窄门》。这两年我的阅读尽为重读，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许多作品完全颠覆了从前的认知，甚至崭新如晨露。每当此时，我会惶惶地想——那个从前的我到哪里去了？那个我是一个怎样思考问题的我？时间上，前后相隔并不是长得无法望见，不过写作的这十几年间，为何上一次阅读的我，与此时阅读的我会有如此分明与巨大的差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隔壁床铺已经有人打起了呼噜，我的大脑却如同点着一只二百瓦的大灯泡，列车行驶带来的时空位移改变着我的生理闹钟和心理节奏。22：34，车到中卫，上车的人不多，一个男人找铺位的声音从车厢的另一端传来，随即又被夜的沉寂淹没。她躺在我的对面，打着呼噜。失眠的人望着熟睡者，犹如不会游泳的人望着大海，难知海水的重力和水下的波澜。她的呼噜声小而均匀，她睡得多么香甜。 半小时过去了，火车仍旧停在中卫火车站上。车窗外，顺着几根乌黑的铁轨往上看，有盏路灯挨着一堵豁了口的矮墙立在那里，灯光打在矮墙上，继而滑落至铁轨，由明至暗无声晕开，竟然制造出一种活生生的戏剧舞台的效果。 这里是中卫，我在想这里有无能够使我挂念或者想起的人，倘若如此，也许我能为这个往来了许多次的塞北小城锁住一段记忆。世间万物，若无他者对自身的记忆，这种自生自灭的清寂里也含着巨大的悲凉吧。但我无法找到这样的人，仅有的两三位，也不足以使我惦念或者感慨什么。如果不是十年前先生曾在此工作过，这个距离银川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小城可能至今为我所陌生。因为一个人而去接近一个陌生地，人总是更容易受到人的吸引，而非大地的呼唤。 关于这个小城，我的记忆是那么稀少，连它最重要的一条街道的名字都没有记住。除了先生曾在这里工作了三年，除了越到后来他越是感到度日如年之外，我对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是来这里施展抱负的，三年倏然而过，他却无法再多忍受哪怕一个小时，任期一结束，便如释重负离开此地。大多时候，男人都以为自己是堂吉诃德，绝不允许女人成为他踏上征程的绊脚石。他在中卫待得并不快乐，所以我对中卫这个小城的印象便也不好。关于这个城市，他说，一年四季每到傍晚，钟鼓楼上都会飞来一群哇哇乱叫的乌鸦，黑压压一大片，半个天空都黑了，即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乌鸦拥有对于“死亡”异常灵敏的嗅觉，并且在生物界有着堪称翘楚的“反哺”美誉，但这种漆黑的鸟儿从来无法在我心中回归为一只自然界的无关福祸的普通生灵，一些约定俗成的人的俗见控制了我的意识，让我由衷地想避开它。抱负并非就是理想，男人们要花上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明白这件事的内里曲衷。许多次，他向我描述那些失眠的夜晚，他躺在那套出租房的一间向阳的卧室里，彻夜听着楼下街道上的车轮声、餐厅门前带着酒意的告别声、小卖部铝合金卷帘门哗啦啦的闭合声、晚归者笃笃笃的脚步声……清晨，当期待已久的睡意终于款款而来，城市清洁工又拖着大笤帚来到了他的窗下，那样左一下右一下地扫过去，每一下都像从他的脑门上挥过去。这些感受令我想起那些我从来不喜欢的古代边塞诗，远征的男人们都带着哀怨思念故土与女人，倒不是这种情感讨人厌，而是他们除了这样想，几乎不会再有别的想法。这真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情，几百上千年里，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人们伤脑筋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这不是太无趣了吗？可是四季轮转世代更替，千百年里，人真的就只是这样一代代生生不息而至今日。这样想想，无趣——说到底竟然又成了一件既壮观又令人悲戚的事情。女人不能阻止男人成为堂吉诃德，还要随时为他的半道而归留守屋门。然而在那些他还无法离开的夜晚，即使夜夜难眠，他也只能静静等候。就像此刻，火车横躺在黑夜里，快四十分钟了，依然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可以带来猜想的声响，也未见任何过往的列车，有人从睡梦中醒来，窸窸窣窣翻几下身，依旧在昏暗中静默着。没有人去问为什么，也没有人为此焦灼不安，大概列车上的人都清楚，这是每一种路途之上，皆不可避免的等待。 列车飞驰，均匀而有节奏的车轮声令我生出幻觉，误以为那是黑夜或者时间的声音。车厢里，绵绵不绝的“生命旋律”荡过耳畔——呼噜声、放屁声、磨牙声、呻吟声、电话铃、孩子哭、咳嗽声、喷嚏声……车厢内冷气吹得人发寒，床铺怎样躺都不舒服，我坐了起来，披上外套，拉开窗帘。哦，窗外竟一片皎白，银币般的月亮遥挂在深蓝色的夜幕上，俯照着大地上的树木、房屋、荒滩和山丘。这旷野上的月亮又白又亮，简直要让我以为是另一个月亮。在这个晃动摇荡的夜晚里，它看起来比我更无睡意、更清醒。它悬在那里，似乎就等着我们这些睡不着的人掀开窗帘，一眼望见它，然后心中一颤，啊，原来窗外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家伙这么深情地醒着。 她也醒了，慢吞吞坐直身体，趿上鞋，喝了口水，然后去洗手间。 几点了，到哪儿了？回来后她问我。 快到武威了。 武威，武威还在甘肃吧。 是，出甘肃还得八九个小时呢。 你没睡吗？ 睡不着。 那咋办呢？ 没事，你睡吧。 我可是睡得真香，在家都没睡得这么香过。 你一直在打呼噜。 她躺下，不一会儿，又打起呼噜。我羡慕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睡眠，还有她强劲的生命意志。她从不停止向时间索取她认为应得的快乐。她看不惯那些枯坐着发呆的老人，为什么不去找点事做呢？她说，我的时间都不够用，我要打球、练字、看书、看手机新闻、打麻将、跳健美操、唱歌……我的时间都不够用，她们却坐在那里发呆，一坐就是一个上午；她说以前我也觉得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活个什么劲儿，现在我只想多活几年，我还没有活够，我觉得自己比好多人都幸运，你瞧瞧，那些老人，歪着脑袋抖着半个身子，都还拼着命往下活，我比他们身体好多啦，我得好好活着。她的自我治愈能力极强，尽管这种自我治愈含有相当比重的以自我为中心，我还是希望她能将这个基因遗传给我。无论男女，无论何时，自救，是身陷困境中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吧。这个基因，永远是他人给予不了我的珍宝。 2：30，列车驶进武威站。下车人不多，夜里人们的脚步声说话声都放轻了许多。稀稀拉拉的人影当中，有一位被反手铐住的男性乘客，两位便衣一左一右挨在他的身旁。这多少令人不安，但无论是被铐住的男人，还是两位便衣警察，他们的神色都十分轻松自如。他们是在演戏吗？还是面对每日乌泱泱的现实早已处乱不惊？ 河西走廊，这三十年间，我走过不下二十回吧。早些年，父亲还在的时候，我几乎能背下从兰州到柳园之间大大小小的全部站名。这趟车不经过兰州，那么武威就成了这段路上我最熟悉的一个站名。 大学临毕业那年寒假，我和先生——那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一同回疆探亲。他是第一次上门，旅行箱里带了许多礼物，两人的衣物便减到最少。那一晚，恰好就在河西走廊途经武威这段路上，我们这节并无异常的硬座车厢内突然间急剧降温。大概凌晨刚过，我俩都被冻醒，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两个人只能靠得更紧一些。车厢里有人喊起冷来，被冻醒的人越来越多，嘟哝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但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寒假回疆的列车上，永远人满为患。车厢里原本东倒西歪的人，大多已坐不住，没多久便站满了过道。不一会儿，有人传话过来，原来两节车厢贯通处的玻璃窗不知被什么东西整个击碎。火车在寒夜里开足马力，寒风使出全身力气往车厢里灌，距离贯通处最近的人冻得最狠，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哭，男人在气急败坏地骂娘，有人实在忍不住，抬起手臂嗵嗵嗵叫醒关在小屋里呼呼大睡的列车员。列车员被叫醒后，简单找了几片硬纸板勉强挡住风口，一转身再不见踪影。车厢越来越冷，勉强挡住风口的纸板又被吹掉，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时间一分分过去，寒冷一分分加剧，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整列列车没有一位工作人员前来过问此事。我们像是被遗弃在边境线上的一群逃难者。越来越多的人逃往前后两个车厢，等到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前后两个车厢的门已经堵得打不开一丝缝隙。深夜两点，车厢里能走的人大概都走掉了，没有走掉的，加上我和他也就剩下七八位。是我拽着他留下来的，我们的行李太重，想到要头挨头身子挨身子地挤在一群陌生人当中，我宁愿留下来挨冻。真冷啊，寒风卷着煤烟，从地板、从天花板、从过道、从窗边将我们重重挤住，我的脚冻僵了，腿冻僵了，胳膊也冻僵了，连嘴巴可能都冻僵了，最后连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脚的力气都没有。第一次，我感到寒冷是有重量的，它是一只章鱼般的动物，可以死死缚住你的手脚。他紧紧抱着我，帮我拍打四肢增加血液循环。但还是冷，怎么办呢？他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搬下皮箱，将箱内凡是能增加热量的衣物，不管是毛衣、秋衣、秋裤还是背心，统统拿了出来，然后一件件缠在我的双臂和两腿上；末了，合上皮箱，又把我给他织的马海毛围巾从脖子上取下来，像捆麻袋一样绕在我双腿上。将所有能取暖的物件包住我之后，他又抱紧了我。也是奇怪，那之后没多久，虽然还是感到冷，但我确实睡着了，以至于寒夜有多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概不知。天亮时，我竟然在一片热烘烘的暖意中醒来。他也睡着了，我们头抵着头，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再看车厢，那些逃走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车厢里也流淌着融融暖意，想必破碎的车窗已经修好。我迷迷瞪瞪打量周围，恰好碰上对座投过来的一束含着特殊笑意的目光，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浑身缠满了毛衣、秋衣、秋裤、背心和围巾，我的模样应该很像个叫花子吧。 这件事三十年来始终为我们念念不忘。除却当年爱得如此浓烈与饱满，我更感叹那股奔淌于我们身心间的岩浆般的热能，那不可阻挡的生命活力，它让我们相信世界就躺在我们脚下，并且友好而大度地等待着我们去领略和占据。那时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怕。这股炽热的能量，它绝非近乎恶俗的“激情”二字所能指代，也不是什么“理想或者梦想”，这些词都太功利了、太世俗了，远不足以表现它。它只是一种原初、自然却神奇的天然之力，滚烫、倔强、单纯，无所谓善恶，只管造就生命的美与绚烂，它是自然之律。相比于爱在时间里的流失，其实我更关心这股热能的来龙去脉，和它在生命里的运转方式。譬如它属于物理世界还是精神世界？譬如在肉身与灵魂之间，它更偏爱藏身于何处？譬如时间是否真的能够将之消融？譬如它的退散是真的消失还是被转化？譬如它是因人而异的吗？如果它是因人而异，那么它是在多与少之上产生差异，还是在质量的高与下之间制造分别？当情感经过时间的冲刷，当得以沉淀的情感已经不计较是非对错，生命剩下的，就是这纯粹而又根本的热能，而它将把人引向何方？在人之中年思索这股纯粹又根本的天造之力的何去何从，尤其令我慎重，也让我犹豫。因为我明明白白地看到并体会到它的溃散，却又同时真切地感知到它还在某个地方。 她翻了一个身，被角落在地板上，我俯身拾起，在她脚下掖好。2：48分，火车驶出武威站，片刻，重又冲入黑夜。窗外依旧皎洁明亮，银白色的月亮升得更高更远，看起来小了许多，却还是饱满圆润，那些树木、零星的房屋、大片的荒野、远处的山丘……也仍旧固执地在我的视线里旋转、起伏、连绵不绝。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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