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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彦 | 我的头与一个行当(四)

 卫长安 2019-06-06

诗意记录生活   真情温暖人心

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而,古代有把犯人头发全部剃掉的髡刑。中国社会的变化,往往从头上开始,比如清军入关之后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还有民国成立后强迫剪辫子和“文革”中剃阴阳头......近可以说,头发的变化,反映了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生存观念的变迁。我的头走过了近几十年所有的风景,留下的不仅仅是我的个体记忆.......

我的头与一个行当(四)

张文彦

就在这时,多年来一直在我的头上施展绝技的老师傅离岗了。我和他的告别多少有些悲壮感。去理发店以前我并不知道老师傅要离开的消息,只是我一直对他心怀感激,先天晚上就铺纸展砚,为老师傅写了一幅毛笔字,准备第二天去理发时送给他。到店里后才知道老师傅上月底已退休了。今天来店里是要给我理最后一次发。我听得一下眼眶湿润了。这就是那个年代服务业和消费者之间典型的亲密关系啊!理完发,我把写好的那幅字送给了他。上面是两句写理发师的老话:

虽是毫端技俩,

却是顶上功夫。

老师傅看了笑得很开心,说他一定要装框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说这是对他一生的奖赏。

那天他给我理发的过程仍是一丝不苟,所有程序均不马虎。理完我的发,他便收拾他的家伙,所有的工具,都用雪白的毛巾认真擦拭了一遍,又小心地包起,那一刹那,简直就是当年七爷罢手那一刻的情景再演。不同的是老师傅收拾完家伙,向他绕着转了近六十年的那把座椅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告别仪式吧!这哪里是向座椅告别,分明是向他的职业生涯作别。我原打算请他在街口的饭店吃个饭,他说:“不用了,那样我会很难过的!”

我们相拥在一起好久。

我目送他沿着那条新拓宽的含光大道缓缓地孤单地离去,仿佛在目送一个和我生活休戚相关的亲人的远去,又像是在告别一个行当。我心里酸酸的,哀叹今后又去哪儿修理自己呢?

这个哀叹一点也不多余。随着“中央”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地方”完全无力成全“中央”的要求了。我经常盲目地走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搜寻着能成全我爱美之心的理发店,尽管那些炫目的美容美发厅几乎每个巷子都能看见,但哪一个是我去得的?我仅有的这几根发,还有资格称“美容美发”吗?

痛定思痛,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彻底粉碎先前的自豪感。说也奇怪,从此我不再关注头上的问题了,心里倒一阵轻松,有时还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愉悦来。先前怕别人调侃我的头,这阵儿遇到别人说我的头,我先自我作践:

落发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露出泰山顶,

省下银子来。

说笑是说笑,发还得理啊!我只能盯上街边小巷角落的理发游击队,这多是农民工兄弟光顾的地方。这些游击队虽说没有理发店那么多讲究,但把头收拾得干净利落还是能做到的。理个头五六分钟,三五元钱搞定。一次我跟街边的一位师傅开玩笑,说我的头发少,工程量小,理应优惠降价一半才公平。师傅也笑道:“哪里哪里,我理的是有头发的地儿,也不是秃顶的部分,工程量和难度一点儿也不少。”逗得街边的农民工朋友笑出了眼泪。

40多年,像做梦一样,我已由一个青涩幼稚的乡下青年变成了现在的耄耋老头了,头顶上的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式各样的新发型真是层出不穷,还叫喊着要和国际接轨,这连许多洋人在我们面前也显得土气了。发型的变化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从此再不用担心有人在我的发型里看政治动向、找阶级斗争了。

如今我已离群索居在距城中心较远的地方,要找一个老头理发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我想起了先前乡下麦场子上农民兄弟自己给自己剃头的事,我干脆也来个自力更生,开始了自己修理自己的日子。对着镜子,一把电动剃刀就能自己搞定,也可以清爽,也可以干净利落。出门竟然也有老年朋友向我打听我在哪儿理的头?我告诉他:“大上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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