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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世界读书日”，都是各种书单砸来之日，而每张书单上，都会列满“名著”。 名著至少提供了三种表演模式： 其一，圆睁双眼，故作惊讶状地反问：“你连这个都没读过？”言外之意，他早已读过，终于找到炫耀的机会。 其二，一脸痛苦，忧国忧民式哀叹：“现在人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书都不读？”似乎他很在意文化兴衰这件事，即使谁也没让他去管。 其三，气急败坏，干脆致以脏字，俨然要“我以我血荐名著”了，但他要真是读过，至少脏字不会来得太顺畅。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名著背后，隐含着权力安排，谁书写文学史，谁就有权决定什么是名著，什么不是名著。 寄情于名著，往往是因为教育，让他们在其中付出太多，否定了名著，也就撼动了他们的知识体系，引发对生存的危机感。事实如此，激烈捍卫名著的，往往是不读名著之人，至少不具备对名著做出客观判断的能力。 考上名牌大学的，要赞美高考；买了名牌车的，要赞美品牌价值；有了好工作的，要赞美公司英明；当了大老板的，要赞美时代……同理，需要冒充学问来生活的，也要赞美名著不朽。只是，名著的单子越开越长，穷尽一生，也难读完。 这是一个卡夫卡《城堡》中呈现过的集体反智游戏：人人都在做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做。 既然只有赞美，没有阅读，那就不如给“名著书单”减减负。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 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老托和老陀是两大噩梦，他们的句子太长，文章也写得太长，令人难以卒读。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真正能读完他们代表作的（至少包括《复活》《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这5种），也不会超过1/3。 当然，在讨论时，一定是100%的人读过，而且能写出很漂亮的分析文章。后来才知道，很多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也没读完，可他们分明有相关的论文和成果，赫然摆在那里。 由此可知，研究小说的人和议论小说的人，常常比小说更传奇，更富于创造性。 老托和老陀确实很好，完全读下来，每本都是灵魂的洗礼，让人不自觉地高山仰止，终生向往“纯粹的生活”。直到中年后才明白，这源自《圣徒传》的写作手法，即圣人如何战胜诱惑，实现精神超越。这与东正教信仰一脉相承。 追求“有重量的灵魂”是美好的，但也要看到，其背后是俄罗斯艰难的现代性之路。当俄国小说失去英美小说、法国小说式的轻快感时，我们应警觉：俄罗斯文学这种沉重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它可能会吞噬我们的未来之路。 自我救赎是一种审美，可从传统到现代，并不是一个审美过程，它需要切实、理性、琐屑、冰冷的解决方案，既不浪漫，也不抒情，只有审慎者才能走到终点。 人类永远需要诗和小说，但不能借口诗与小说的气质，便虚拟出一个更高的存在，用想象替代实证。回头去看，近代中文小说中模仿老托和老陀的那些作品，多属逆时代潮流之作，可它们曾给几代人以怎样的激情？曾让多少人以为真理在手，而铸成大错？ 老托和老陀是美好的，但对于没有批判它们能力的读者来说，不如不读。 《红楼梦》 《红楼梦》是相当好看的小说，也是很有文化含量的著作，但一份调查报告称：《红楼梦》被网友列为“最读不下去的小说”之首。 可以从两方面理解这件事： 首先，受访者可能是在表达对“红学”不满，其中聚集了太多专家，终日营营，所做之事却绝无利于苍生社稷，这样貌似“有文化”的研究越多，挤占社会资源就越多，许多真问题就越难得到解决。北宋的前车之鉴，至今未被人们遗忘。 其次，《红楼梦》不以情节取胜，可能会给当代读者带来拖沓感。对此，外国读者早有抱怨，但我们常常认为，那是外行意见，不值得重视。《红楼梦》当年能引起轰动，其中诗词赋特别优美，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几乎无人能写古诗的今天，读者看不出《红楼梦》的细节魅力，自然会觉得有些乏味。 既然读来艰难，不如不读，毕竟全民读懂一本小说，有没有价值，还很难说。 《国富论》 恐怕亚当·斯密想象不出，会有一天，人人以谈《国富论》为时髦。 《国富论》是一本体量巨大的书，论证方式离奇，作者引用的大量案例对今天已无价值，对于当时许多思想的回应，更是让人味同嚼蜡。有耐心读完它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但这并不妨碍“言必称亚当·斯密”，毕竟读过原典至今被误认为是有面子的事，既然真读的人不多，那么被识破的风险也就不高。 作为知识的僵尸，《国富论》这样的书只对专业人员有价值，对普通读者来说，根本没必要阅读。 延伸来说，《汉译世界名著文库》这样的丛书，80%以上是无须读的，因为翻译得太艰涩，且与现实的关联度不高。偏偏这类丛书卖得最好，因为世上还有图书馆这么奇妙的事，它们可以自己决定读者应该读什么，然后便把一堆封面漂亮、貌似高大上的书装满架子。只求拥有，不求有人读，好在普通读者可以不附和。 《鲁迅全集》 只要是像点样、给人看的书架上，特别是办公室的书架上，必然会摆一套《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品很好，但《全集》一般是为研究者服务的，任何作家都是既有佳作、又有劣作。即使是鲁迅，也不至于随手写个便笺、通知之类，也能有什么深刻思想，不读便留遗憾。 普通阅读总是读精华，没必要在“全”上耽误时间。《鲁迅全集》中收入鲁迅日记、往来信函、早期科普作品，都难称佳作，此外鲁迅喜欢“硬译”，曾遭许多人批评，将他翻译的文章收入《全集》，普通读者根本看不下去。 判断一个人是否虚荣，看他书架上是否有《鲁迅全集》即可。同理，摆上任何一套崭新的《全集》，都难免华而不实之讥。 《全唐诗》 与读《鲁迅全集》同理，《全唐诗》采取了一种可笑的编排体例，作品还要按作者的职位高低排序。其中共收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涉及两千二百余位诗人，其中垃圾作品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因为沾了“唐”字，便集体鸡犬升天。 农耕时代可以偏好全，现代社会只能讲效率，好书太多，谁能一一读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唐诗三百首》足矣，很多人觉得它太简单，恰恰是因为没精读过，根本不知其中趣味在哪。这样的低水平阅读，就算读《全唐诗》，也只能走马观花，属于追求“读过”的“集邮式阅读”。 唐诗当然是很好的文化，但我们面对的优秀文化实在太多：哲学、文学、历史、绘画、建筑、音乐……哪个文化不与唐诗文化可等量齐观呢？少了解哪个都是遗憾，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精读，宁可一本好书读5遍，也不要读5本“注水肉”。 《二十四史》 即使是历史系的专业学生，也未必能读完《二十四史》。一般来说，读过“前四史”即可，以后再读什么，看研究方向。 不必读《二十四史》，道理和不读《全唐诗》之类相等。现代人从小到大，一直被灌输，知识是好东西，《二十四史》体量巨大，知识纷繁，因此特别有诱惑。至少在装蒜界，“读完了二十四史”已入美不胜收的境界。 其实，这种智慧含量有限、平面堆砌起来的知识有多大价值呢？培养出对这种伪知识的热爱，是现代教育的最大失败。 《荷马史诗》 读过《荷马史诗》的人会知道，虽然在排版上确实分了行，但很难认同那是诗。 在《玩笑》中，米兰·昆德拉曾说，如果一首歌不是从心间自动地流淌出来，如果不是出于快乐，我们为什么要唱它呢？中国人给出了一个好答案：因为它是世界名著，你必须读，否则就不是个文明人，亡国灭种之类都与此相关。 诗是很难跨语言的，也许改写成散文，我们能读懂它的意思，至于做到“意与境谐”，恐怕绝无可能。一首诗写出来，在同种语言中都难模仿，何况跨语言操作？至少很难唤起形式上的美感。 不反对将这些经典作品译成中文，可以聊备一格，至少能表明，我们挺想了解世界。但不论是《荷马史诗》，还是《神曲》，乃至《万叶集》，都能带人返回过去，重温当年读儿歌的青涩感。 《子夜》 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努力学习西方，出现了《倪焕之》《寒夜》《家》《春》《秋》等许多“名著”，它们的优点是很容易看出模仿自谁，而且能看出模仿的差距在哪里，对于想写小说的人，这是不错的训练。 文学居然可以通过模仿来创作，那么，它还能算文学吗？这样的文学能走多远？ 1949年后，类似模仿并未终止，《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东方》等均如此。后来发现西方还有个“现代派”，于是，我们也很快有了《你别无选择》《马桥词典》之类。 在文化市场上，有所谓“博傻原则”，意思是只要坚持下去，再烂的东西也会有读者，毕竟市场如此广阔，不难找到傻子。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看不到原作时，就会把仿作当成原创，似乎还真从中获得了艺术满足感。 当年北京曾流行过“红焖羊肉”，真店不多，仿家遍地。没尝过的人去了仿家，觉得不过如此，从此口碑流传，直到“红焖羊肉”销声匿迹。好东西未必长存，倒是仿造淹没原创、劣币驱逐良币，才是经常发生的事。 所以，对于仿作，最好的办法是一律不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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