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阳平关, 修筑宝成铁路期间, 出土了一颗朔宁王太后玺

在陕西阳平关，修筑宝成铁路期间，出土了一颗朔宁王太后玺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一聊出土的汉代玉玺。汉代皇帝的玺，《汉旧仪》等汉代典籍都只说，“玺皆用玉，螭虎钮”，而不言其大小。又说，“皇后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汉诸侯王，金玺”，也都不讲玺的大小。因无实物流传，对汉玺的大小及具体形制，谈者虽多，都是猜测，且人言人殊。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了几颗著名的汉代皇后、诸侯王玺印，终于使人们看到了汉代玺印的一些特点，并可由此推知汉代皇帝玉玺的大致情形。“皇后之玺”，1968年9月出土于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的水渠旁。由于土地距离埋葬汉高祖刘邦及其皇后吕雉的长陵很近，长陵在西汉末年曾被赤眉农民起义军焚烧发掘，吕雉的尸体被掘出后，仍然完好如生，受到赤眉军的凌辱，墓中财宝也被劫掠(见《后汉书·刘盆子传》)。一些考古学家由此推定，出土的这颗“皇后之玺”应该是吕雉的生前之物，赤眉军发掘她的陵墓时把这颗玺遗落了，在将近二千年的时间里，被雨水冲到了狼家沟的泥土里。

吕雉是汉高祖起兵前娶的妻子，在汉高祖五年被立为皇后，汉高祖去世后，她的儿子刘盈(汉惠帝)继位及死后，她作为太后专揽朝政长达十五年之久，差一点把刘家天下变成了她吕家的天下。“皇后之玺”白玉质，通体昌莹，螭虎钮，白文(阴文)，2.8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玺台四侧刻云纹，玺文四字自左至右分两行上下排列，钤出的玺印则右左排列，恰与汉代尚右的习俗致。印文为玉筋篆，结体方整，行距稍宽于上下两字的间距，疏密有致，字划的起笔方正，收笔圆厚，充分呈现出白玉质地细腻柔润的感觉。玺文作白文，与发现的几颗汉代官玺、印一致。此玺玺文雕刻之精巧秀美，超过“淮阳王玺”和“朔宁王太后玺”(均见下文)，只有1959年长沙出土的西汉早期私印“桓启”可与之比美。根据《汉旧仪》等汉代皇后玉玺与皇帝玺相同的记载，从这颗“皇后之玺”的形制，我们可以推知，汉代皇帝的“天子之玺玺体的大小、玺面的面积、玺文所用的字体，玺钮的形制，都该是和这颗“皇后之玺”相同，至少应当相去不远。传世汉代“皇帝行玺”封泥边长为27厘米，和皇后之玺只差0.1厘米。

拿玺体来说，通高2厘米，只是今天的半市寸多，玺面的宽和长，也只是市尺的八分稍多，此后代动辄方三寸、四寸(历代的尺，都不同地短于市尺)，是小巧得多了。这样小巧的玺，按照《汉旧仪》等书的说法，皇帝的“皇帝之玺”是随身佩戴，还是相当容易也相当方便的。后世的通高三寸多、三四寸乃至五六寸见方的大玺，佩戴在身上，可是个大累赘，皇帝出行时都有专门玺舆抬看，而不挂在身上，也就是很自然的。由此我们想起汉初的“淮阳王玺”。淮阳王，是汉高祖在十年(前196)颁给儿子刘友的封号，食邑在今河南准阳县，颁爵的时候同时颁玺。这颗玺是玉质，覆斗钮，玺面2.3厘米见方，比“皇后之玺”略小，符合等级森严的封建礼制。此玺和“皇后之玺”一样，也是白文，玉筋体，但更平直方正，宽满布排，玺字的中间一竖笔，上面突破顶端的横划，下面突破末笔横划而直达玺边呈现出庄重典雅、雄浑伟丽的风格。这是颗传世之玺，也是传世的汉代惟一官玺，因而极受历代书法篆刻家推崇，更是明清篆刻艺术家的典范。

此玺中的“王”字，第二笔偏上而不居中，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为了避免笔画方正呆板。其实，“王者”、“王姓”的“王”，在《说文解字》中都是第二笔偏上，而和作“玉”解的“王”字三横等距排列完不相同。此玺这样处理，正是体现了这种区别。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文帝行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颗小巧的“赵昧”金印，由此可以断定，“行玺”是西汉初在今广东一带割据称帝的南越政权第二代皇帝即文帝赵昧的金玺。此玺为龙钮，龙体盘曲呈“S'形，龙首高昂，龙背隆起，尾亦上卷，大有踩云去乘风直上九霄的气势。玺面为3.1厘米见方，比前述“皇后之玺”大0.3厘比，比传世“皇帝信玺”封泥大04厘米更比出土“淮阳王玺”大0.8厘米。南越国是地方割据政权，第一代国王赵佗是真定(在今河北)人，乘秦末中原大乱在南越割据，汉高祖曾派陆贾封他为南越王，赐他相当于藩王的玺印，但赵佗在国内自称皇帝，后谥为武帝。其子赵昧继续称帝，到赵昧孙婴齐时才正式对汉称藩臣，去掉帝号。

南越“文帝行玺”大于皇帝、皇后的玺，正是赵佗、赵昧父子僭越汉朝封建等级制度，与汉“两帝并立”(见《汉书·南粵王传》)，并且企图大于汉帝的证据。这颗“文帝行玺”的玺面，四周有框边环绕，中间有作为界隔的“十”字，与框边恰成一个白文“田”字。“文帝行玺”四字分为两行，依次安排在“田”字框的四个格子里，顺序与“皇后之玺”、“淮阳王玺”相同。玺文和“田”字框都是白文，玺文与田字框的笔画粗细一样。玺文用端庄秀雅的小篆，笔画圆润流动自然。这“田”字框是秦代玺印的风格，而与汉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赵佗本是秦代南海郡龙川县令，熟悉秦代玺印形制，称帝刻玺，故意采用与汉代不一样的秦玺风格，以表示与汉“两帝并立”，而不是藩王。1954年修筑宝成铁路期间，在陕西阳平关出土了一颗“朔宁王太后玺”，金质，龟钮，通高2厘米，2.4厘米见方，玺文是白文，分三行上下排列，玉筋小篆，风格和“皇后之玺”相近。据《后汉书·隗器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在蜀称白帝，曾封隗嚣为朔宁王。

公孙述年轻时是朝廷的郎官，熟悉皇帝法驾，他称帝以后“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这颗太后印，必是公逊述封隗嚣为朔宁王的同时，颁赐给隗嚣母亲的。隗嚣的根据地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可能是他被刘秀攻灭之时，他母亲准备投依公逊述，死在半路上，连同太后玺一起被埋葬在阳平关。《后汉书》只讲公逊述在蜀割据十二年之久，先自称“蜀王”后又自署“公孙皇帝”。当时，由中原到蜀地避战乱的玉工、金工很多，他既然能“出入法驾”，并能“多制天下牧守印章”，为自己制作皇帝玉玺不但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也该是排在首位的。但是，史书上没明白讲出他用玺印颁布诏令和封官赐爵，也没有说汉兵攻灭他时有没有缴获他的玉玺。也许是因为，刘秀刚称帝时，特别需要那颗从秦到汉，又由王莽、刘玄、刘盆子转了几道手的“传国玺”，所以从刘盆子手中接过此玺后祭告天地宗庙，隆重对待。皇帝的位子一经坐定，就不能容忍再有一个并立的皇帝，以至别人有自制的玉玺也成为大忌，不准人们提及。于是，能向别人颁印赐玺的公逊述，有没有自制过玉玺，就成了疑案。

1997年徐州出土的“楚王之玺”，据报道，墓主是楚王刘戊因而被认定是他的玺。刘戊是汉高祖的幼弟刘交的曾孙，在汉景帝初年，与吴王刘濞一起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兵败自杀，他的叔祖父刘礼被嗣立为楚王。可能因为汉文帝尊宠刘交，答应他生了儿子“爵比皇子”，所以刘戊虽是造反自杀，仍被按王礼安葬，陵墓豪华，随葬珍宝很多。出土的金质“楚王之玺”被认定为刘戊生前的王位象征之物。此玺的体积比“皇后之玺”、“皇帝行玺”封泥都大，这可能和赵昧制作超过汉朝皇帝玉玺尺寸的玺样，是刘戊身居大国早有夺权野心的一件物证。还有两颗汉代女性的印很值得注意，即窦绾的双面印和“倢伃妾嬪”印。窦绾双面印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郊陵山二号墓，同时出土的还有著名的金缕玉衣等殉葬物。窦绾是汉景帝之子中山王刘胜的正妻，据考证她是景帝母亲窦太后娘家的后辈，身份地位特殊。双面印的两面分别刻着“窦绾”“窦君颁”，君颁”是主人的表字。两字皆汉篆白文，笔划方折规整，庄严典重中流露着雄浑明丽的汉印风格。印为铜质，印面为2厘米见方，恰合主人的身份。

但印文有似新铸，可能是专门用做殉葬的。另一颗“倢伃妾焇”印，用羊脂白玉，雁钮，2.3厘米见方捷伃”，史书上又作“倢伃”，“婕妤”，是汉代皇帝妃嫔十四个等级中最高的一级，仅次于皇后；“妾”是女性卑称，“娟”是名字印文是白文，字体是春秋时已兴起的虫鸟篆体，笔划柔细婀娜透迤盘曲，摹似虫形鸟头，重在写意，而不像后世的鸟虫书那样刻意追求形似。印文本身的笔画虽多少不一，经过

摹拟

修饰，整体布局却极匀称，充分呈现出女性妩媚多姿的娟美。这颗虫鸟篆印很容易使人想到《南村缀耕录》中收录的宋、元人模写的“传国玺”玺文。《南村辍耕录》中收录了向巨源、蔡仲平和毕景儒的三人秦玺玺文摹本和一个螭钮摹本，据说三个摹本都是取自宋代薛尚功所编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向本、蔡本的文字都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毕本的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向本、蔡本的特点都是刻意模拟虫鸟，起笔处肖鸟虫之头，结笔处肖鸟虫之尾，笔划曲折盘旋，并有添加笔划如同鸟翼虫足，使得每个文字都颇难辨认。这种“虫鸟篆”，在先秦时也极罕见，又与汉代盛行的虫鸟篆相去颇远。

毕本中的八字中，“之”“皇”、“帝”三字均不肖虫鸟，与其他五字的盘旋肖形极不协调，秦代传国玺的制玺者决不会留此败笔。两相比较，足可断定宋代的三个摹本都是伪作。前述“皇后之玺”、“皇帝行玺”等出土汉玺、封泥及专世玺印，全都是白文，笔划均较粗直，与打封泥的作用十分契合。《南村辍耕录》所录的三个“秦玺模本，笔画都纤细如丝，虽硬却脆的玉，如果像摹本样是朱文(阳文)，是极难刻成的，即使能够刻成，也极易折断损缺，刻印者不可能做这样的蠢事，如果把摹本的字理解为阴文，那样的细划连刻刀也容不下；即使有出众的巧匠刻成了，这样的细画也很难钤出封泥来，而且这样的封泥，极易断折缺损，无法起到“示信”的作用。秦代制玺者也绝不会忽略这些问题。还可以和秦代的铜陶版诏书、李斯所书《泰山刻石》传世的昌武君印”做些比较，字体全用秦代小篆，笔划都是刚劲有力粗壮近似玉筋，而且其中的秦印都有边框与界格，而与《南村辍耕录》中三个摹本的所谓“秦玺”的字体、布局及风格绝不相似。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鸟虫书传国玺，不过是唐以后的好事者的伪作。好了，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下次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