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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海兽葡萄镜的名称与研究的必要性 海兽葡萄镜是唐代最著名的镜种，主要流行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其形制主要为圆形，少量呈方形、菱花形，镜背纹饰系高浮雕，主题图案以葡萄和海兽 组成，分内外两区，内区主要为数只海兽相互追逐嬉戏，海兽之间为蔓枝葡萄的叶子和果实，外区主要为飞禽葡萄蔓枝叶实。还有另外一种被大家称为。过梁型海兽葡萄镜。画面虽被分为内外两区，但是内区的葡萄枝蔓却沿着中间的分割圈伸入外区，外区虽以葡萄蔓枝为主，但是还同以飞禽走兽和小型蜂蝶之类，有些边缘亦有装饰，尺寸是几厘米到三十多厘米之间皆有。而且在唐代铜镜中，海兽葡萄镜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它的流行与传播之广，已经达到海外许多地方，为传播中华文明和承载中外文化交流都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海兽葡萄镜无论从历史地位还是自身的特点都值得人们去关注，对它的研究也就非常有必要了。 海兽葡萄镜的名称 海兽葡萄镜是指唐代的一种铜镜，因其铜镜背面装饰有瑞兽及葡萄纹样而得名。西汉以后铜镜背纹开始出现了高浮起来的纹饰高浮雕，海兽葡萄镜成为了最 著名高浮雕的铜镜。早在北宋宣和时期，王黼在《博古图》第29、30卷中就对7面该镜有所描述，并对其用“汉海马葡萄鑑”、“唐鹿凤葡萄鑑”、“汉海兽朱凤鑑”、“唐海兽葡萄鑑”、“汉海马狻猊鑑”等名加以称呼;清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纂修的《西清古鑑》第四十卷中记载了28面这类铜镜(27面圆形镜，1面方形镜)， 并称之为“汉海兽葡萄镜”、“汉鸾兽葡萄鑑”、“汉龙凤胎萄鑑”等，方形镜称为'汉海兽葡萄方鑑”，而'海兽葡萄镜'这一名称是第一次出现;清道光二年冯云鹏的《金索》第十二卷中也记录了6面，称“海马蒲桃竟'和'汉海马葡萄竟。清嘉庆二年，钱砧在《浣花拜石轩镜名集录》第二卷中称之为“唐海兽镜”；鲁迅在《看镜有感》中也曾提到过“海马葡萄镜”；1939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首次使用“禽兽葡萄镜'这个名字而后，很多中外学首对海兽葡萄镜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它的名称主要定格为'瑞兽葡萄镜\\''\\'海兽葡萄镜\\'\\'两种，由于叫法日渐统一，研究起来也就方便了许多。只有少部分学者称之为“葡萄瑞兽镜”、“葡萄海兽镜”、“葡萄天马镜”、“葡萄鸾兽镜”。孔祥星先生与徐殿魁先生在其各自著述《中国古代铜镜》与《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均使用'瑞兽葡萄镜'这一名字。但鉴于大多数人的习惯，笔者在本文中将使用“海兽葡萄镜”之名。 海兽葡萄镜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之所以选择海兽葡萄镜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海兽葡萄镜的纹样复杂，包含很多文化信息。例如瑞兽乃西方传入之物，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葡萄也是西域最早种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这些都为研究古代历史和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二，就目前的关于铜镜的研究现状来看，海兽葡萄镜类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图录虽然丰富，可鉴赏者多，研究者少，且研究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缺乏综合性，也缺乏对存世海兽葡萄镜进行分期归类。没有探讨它流行的原因与时代背景。 第三，就目前来讲，日本学者的研究比中国人的多，成果也更突出，从早期的滨田耕作到原田淑人再到胜部明生，均对海兽葡萄镜的研究有较高造诣，特别是胜部明生的《海兽葡萄镜的研究》一书对海兽葡萄镜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将其分为走兽型、铭带型、带圈型、棚形带圈型、定型型、界圈覆饰型、分割型几 种。在中国，孔祥星先生、刘一曼在其著述《中国铜镜图典》中对海兽葡萄镜有过分类研究，并将其划分为葡萄蔓枝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兽孔 雀葡萄镜四型，并根据镜背内区瑞兽数量与图案将其分为四瑞兽葡萄镜、五瑞兽葡萄镜、六瑞兽葡萄镜、八瑞兽葡萄镜、双龙葡萄镜、瑞兽葡萄叶镜等几型，奠 定了国人研究海兽葡萄镜的先河。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中从类型学角度对纪年墓出土的当时19面海兽葡萄镜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并按发展脉络将其划为两型(I型圆形、Ⅱ型方形)、五型(ABCDE)，虽未明确提出分期，但其型分法却是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的。上海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姚君首次对海兽葡萄镜进行了分期研究。即便如此，国内却还未有将海兽葡萄镜进行单独而系统之研究者。因此，国内应加强这方面的专著。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隋唐时期的海兽葡萄镜做系统的研究。 第二节海兽葡萄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除了整本的铜镜著录之外，很多博物馆也把自己馆藏的铜镜进行了整理，小篇幅的发表在期刊上。近年来以这种形型公布资料的也很多，但往往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部分铜镜图片不清晰、测量数据不全面，有的文章中只公布了作者认为较为精美的铜镜照片，其他铜镜均只有简单的描述。这对学者们对铜镜的进一步研究带来了较多不便。 另外，不论是大部头的铜镜著录还是小篇幅的藏镜资料，对于铜镜出土的相关情况介绍的较少，部分只介绍了出土地及出土时间。但铜镜在墓葬中的同出器 物、出土位置、所出墓葬的形制及墓葬数据等方面的信息较为缺乏。凡此种种，在学者们研究铜镜与同出器物的组合关系、铜镜出土位置与葬俗、铜镜规格与墓葬等级等方面时，因为材料甚少而带来不少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脱离原出土单位的“死文物”对隋唐铜镜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唐铜镜的分期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 海兽葡萄镜是唐代的铜镜，而唐代的首都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所以西安是海兽葡萄镜的一个重要发现地与出土地点。另外，洛阳乃当时的东都，也是武周时期的首都，而武则天时期是海兽葡萄镜的高度发展时期，因此洛阳地区也是海兽葡萄镜的重要发现地与出土地点。目前为止，出土海兽葡萄镜的纪年墓葬共有22座，其中17座皆来自于西安周边地区与洛阳周边地区。此外山西长治2座，山西太原一座，甘肃1座，蒙古国1座。由此可以不难看出，海兽葡萄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唐代海兽葡萄镜在关内道、河南道、间东道、淮南道、岭南藤州均广泛使用，唐代海兽葡萄镜丝绸之路向西传入西域今中国新疆、今西亚伊朗等地。向东传入今日本、朝鲜等，向北传至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 鉴于海兽葡萄镜的发现较多，分布范围较广，且以唐两京地区出土较多，因此，笔者拟将搜集到的127面海兽葡萄镜资料分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分区统计。并且将出土信息及单体铜镜的尺寸、重量、厚度及资料出处明确列统计表进行统计。笔者因缺乏资料收集渠道及足够的相关数据，故难免收集不全，存在纰漏。 (一)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 这一地区共出土海兽葡萄镜41面，其中馆藏25面，有纪年的？面。(见附表I) (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 这一地区共出土海兽葡萄镜27面，其中馆藏4面，有纪年的为11面。(见附表1) (三)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共记载出土镜24面(包括蒙古国出土镜)，馆藏共35面（？原作者这里有纰漏），有纪年的为5面。(见附表1) 一，年代研究 如上文所述，海兽葡萄镜在我国古代早已被认识并记载，可一开始却被当做汉代铜镜，如《博古图录》与《西清古鉴》。美国学者劳弗尔认为它的出现应在六朝时期，并指出'汉朝未制有葡萄镜，而是六朝时期出的。说成汉制的理由不过是根据《博古图录》的假定，此书认为葡萄是张骞带回来的，那么葡萄的纹饰也必然是在同时进来的。1897年，日本学者三宅米吉在《古镜》一文中首次对它是否是汉镜提出质疑，随后高桥健自对正仓院收藏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断定它是唐代的镜子，原田淑人认为它流行于六朝末唐初到唐玄宗期间，玄宗前后葡萄镜的铸制极盛。高桥健、冈崎敬、樋口隆康等日本学者也认为它是唐镱，中国学者钱玷也指出海兽葡萄镜乃唐朝之物。而后的中国学者根据考古工作的新资料，明确指出此镜型应是七世纪末期或八世纪前期的器物。1972年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日香村高松塚古坟出土了一面海兽葡萄镜后，日本学者对其流行年代又展开了讨论。冈崎敬指出它应流行于七世纪后半期至八世纪前半期，而不能上溯到隋代。王仲秋先生在《再论日本高松塚古坟的年代及所葬和人的问题》中推断出该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应不会早于7世纪晚期至末叶铸造，而最有可能在8 世纪初。 1979年，孔祥星先生、刘一曼在其著述《中国古代铜镜》中对海兽葡萄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根据9面纪年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得出其早期形型应该 流行于高宗时期，成熟的海兽葡萄镜的上限在高宗时期，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其后逐渐被其它镜类取代，玄宗前后时期尽管还有发现，只不过是前期镜类的沿用，不是它的极盛时期。1994年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中从类型学角度对纪年基出土的19面海兽葡萄镜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再次证实了孔祥星先生关于其年代分析的观点。管维良先生在《中国铜镜史》一书中将整个唐代铜镜划分为三个时期;隋到唐高宗时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玄宗到唐德宗时期。 二。纹饰研究 纹饰方面，1940年原田淑人在《关于海兽葡萄镜》中提出这种葡萄镜的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将他们自由变化的产物，葡萄镜的图案是从波斯和拜占庭等传来的，但是到了中国后，进而与六朝末唐初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四兽镜、六兽镜等纹饰混合融合起来。1969年滨田耕作在《关于禽兽葡萄镜》中提出葡萄纹从西方传入中国时，附随有鸟兽的图案也同时传入了。瑞兽葡萄纹不是在 中国发达起来的，其起源是在西亚波斯地方。孔祥星先生、刘一曼认同原田淑人的观点，认为海兽葡萄镜是把在中国已经流行的瑞兽纹样与西域传来的葡萄纹 结合起来。 日本学者石渡美江在《楽囿図像·海兽葡萄镜的诞生》中对海兽葡萄镜镜背图案有了一种新的解释即“乐园的图像”，并且他也认为这种瑞兽葡萄纹源自中东、西亚的卷草葡萄纹。张天莉在《唐代铜镜中葡萄纹饰的由来》一文中认为把葡萄和兽类组合在一起，应该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崇拜。在早期的酒神崇拜中，葡萄纹作为伴随纹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后来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规则的图案，而且在葡萄间穿插禽鸟、动物和人类。这种组合仍然含有很大的表意功能，人们想表现的是大自然的和谐优美，同时也使画面显得生动活泼。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图案的装饰审美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于是渐渐脱离了酒神的范畴，成为一种装饰图案，应用在金属、陶器工艺和建筑中。这种纹样传到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瑞兽纹相结合，被装饰于铜镜上，形成一种在众人看来非常奇怪的 组合。显然，张天莉的这种'大自然的和谐优美'与石渡美江的'乐园的图像'是一致的。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有实物为证。据考古发掘资料，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了东汉时织有精致的人兽葡萄纹彩？及走兽葡萄纹绮。前者有骆驼图 案，偏重于西域特色，后者走兽图案明显为中原特色，不难看出最迟在东汉时，西域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陆两种风格的瑞兽葡萄纹饰。总之，瑞兽纹样与葡萄纹 样结合的时间应该远远早于唐代，只是二者的组合在唐代才出现在铜镜上。 未完待续…… 注：文中图片非原文章图片！前7面镜子为此次中贸圣佳春拍铜镜，最后一面为此次保利春拍铜镜。感谢原作者的用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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