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都有在一个半封闭空间里给自己找落脚处的潜在欲望。等车不来，心悬半空；真坐进车厢，放稳了行李，占定了位置，无论是坐是站，便像暂时安了家，无论旅途长短，仿佛可以这么过去一段儿了；要换乘时便大不乐意。
车厢就这么好玩：明明人在位移，却还能与人休息。而且蹲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像另一个家。
我爱坐火车，乃是出于胆小。小时候想象力丰富，总觉得坐汽车会翻，坐轮船会撞冰山，坐飞机虽然少出事，但是一出事就没得缓。火车多好，看这大闷罐子，根基坚固，跟铁轨严丝合缝。坐长途车，睡卧铺，更像是临时住店，火车左右的坐伴是旅途的一部分。健谈开朗的往往几句话你来我往就能混熟，趁着塞箱子的功夫已经形同莫逆。火车上的人都下意识的有着交流的欲望。在至少几个小时中这是彼此的家。不拘天南地北，随口扯几句，往往有因缘。
我从拉斯佩奇到罗马的列车上，见过一对老夫妇——老阿姨手持一篮樱桃，老伯伯手持一本嘲笑贝卢斯科尼买春的杂志。那对意大利夫妇只会意大利语，听不懂英语或法语。但太热情了，又爱打手势，终于下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老阿姨叫弗洛达，而且吃光了她的樱桃；知道老伯伯叫弗朗切斯科，是在都灵工作的菲亚特工程师。我把在威尼斯买的玻璃瓶送了一对给他们，蒙弗洛达在我脸上亲了许多下；回去巴黎后三个星期，我还接到弗洛达寄来的火腿。
我坐过最长的，是2006年夏天，我坐卧铺，自上海去乌鲁木齐。第一个24小时过去后，沿路都是沙漠。日出日落时，大漠如玫瑰色，天不断呈现红紫金蓝诸色，映得书页五彩。真有人跑到洗手间去，就着窗口拍照的——火车窗密封，唯洗手间可见到外面——而外面真有急着方便的，急着狠敲门：
“快出来，我们要办正事！”
车在大漠里走，也有不好处：那是2006年嘛，大家普遍没手机信号了。先前列车长跟我们说，上海到乌鲁木齐，48小时，“过了达坂城的风车，就差不多了该到了”。然而当日我们过了达坂城的风车，过了48小时，车依然不停，问起来，老出差的诸位一脸淡然，“晚点六七个小时是常事！”
那时正是2006年世界杯期间，坐长火车的诸位球迷，如陷孤岛，都关心球赛战报。
不知哪位传起了流言，说餐车有电视，可以收到信号。大家一起到餐车门口，探头探脑，一旦确认有电视看，就准备花点钱进去连吃带看了。正趴门呢，餐车师傅到门口，喝一嗓子：
“阿根廷6比0赢了塞黑！”——我至今不知道他是怎么晓得这比分的。
大家集体吁叹几声，有的是释然，“阿根廷赢了！”（那年阿根廷球迷很多，那是里克尔梅的黄金年华）有的是遗憾，“可惜没看到！”当然也有两个阿根廷球迷一高兴，“那我们就吃一顿庆祝下！——来个蒜薹炒肉！”经过这一波后，一起去扒车门打听的几位，仿佛都成了哥们；到乌鲁木齐，大家还彼此约着，“找地方喝酒看球啊！”
坐火车最为痛苦与有趣的经历，是买上一张无座票的时候。我上大学时乘火车，最快乐的时候便是：捏着一张无座票上车，发觉过道里空空荡荡，清清亮亮的。可以在过道一侧靠壁坐下，抽一本书放在膝上慢慢的读。窗外天气晴好，鸟群飞过河流直向村庄翔集。烂漫阳光正落在书页上，飞奔而过的树列，就是书页上不断划过的鱼鳞似的阴影。
但如果无座时人多呢？嗯，也可以很好玩——尤其是春节回家时，一群人不分贫富地挤在过道里，彼此苦笑。这种时候，友谊就出来了。
仔细想起来，类似于以前筒子楼、男生宿舍里那种拥挤的友谊？
有行李箱的近水楼台往行李箱上坐，没行李箱的视空间宽窄选择直立或者坐倒，还必须时刻注意抽烟的旅客过于激动随手把烟碰到自家衣服上。
在这种沙丁鱼罐头的景况中挤出的友谊，真所谓祸福共享了。
有一次，我坐长火车去武汉，17个小时，过道里挤坐的无票仁兄，加我五人。大家商量下，把箱子排摞四角，坐箱子上，有位阜阳大哥很热情，“我这几个箱子填得满，坐不坏，大家坐我箱子上！”坐定了，海阔天空的聊天。到饭点儿了，各自掏泡面和火腿肠，满车厢都是浓荤之味；有位苏州跑销售的仁兄便拿出一饭盒卤豆腐干，大家分吃，一位衡阳来的大哥咬一口，便惊叹一声：
“你们江苏人吃得这么甜！”
这个故事，去年年底写过：
2018年12月10日午后，我坐北京到无锡的高铁商务座，回家去。
邻座有位白寸头穿军大衣的老人。大概是儿女买的票，他对车上的许多细节不大懂，用方言问列车员：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这个垫子是用来干啥的？如此云云。
商务座为图安静，列车员惯常不在车厢里，有事打招呼叫他们即可。那老人两次要上洗手间，并没叫人，独自站起来——他站起来时，我才发现，他左手左腿似乎动不了，靠右手的四脚拐杖撑着，斜身走。我起身，扶着他：开门（移动门，站一刻即开，但他不知道，还在寻门把手）、开洗手间门，关洗手间门。等他上完洗手间了，弯腰冲水的事，我代劳了。
他很客气，中间不停说谢谢，我逊谢几句，彼此无事。
列车员因不在车厢里，看到我扶老人家出来才发现，事后也谢了几声。
老人在滁州站下车时，我扶他到车门口。
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
“同志，谢谢你！”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称呼“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