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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去年刚消灭了一批蝗虫，今年又来一批，证明适于蝗虫生长的环境还是客观存在着，相对去年，只不过换了一批蝗虫而已，明清都一样，很难摆脱这种桎梏。大明的王公贵族、缙绅地主的过度贪婪造成了土地兼并严重，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能合理避税，不但合理避税，还把税额转嫁给本就已经快跑光的农民阶层，天怒人怨，所以到了明末清初之际，这些土地拥有者受到了清算。 不管类似追赃助饷的目的是为什么，反正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把这些（统称为地主吧），把这些地主折腾得鸡飞狗跳，甚至大多数鸡和狗连扑腾的机会都没给留，直接就弄死了，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屠杀量，单日最高纪录是500多人，别管当官的还是经商的或者地主甚至包括大街上的无辜胖子，只要有钱，又没被选中“入朝”辅佐李自成的，基本上下场都一样，京官大概2000人，打死一半还多，剩下的也都是半死或者打残的，这还只是京官，没算京官家属，没算王公贵族大户人家。即便是农民军没去的地方，也多有聚众效仿之举，一时之间打土豪，分田地形成时代风尚。 为什么说这些呢？明王朝土地兼并利益集团的彻底瓦解，本来对大清入主中原后的统治和税改是有利的，但是大清的功臣们也同样需要封赏，其他不说，土地是必须的，所以圈地运动如火如荼的上演了20多年，从多尔衮开始就一直不知收敛，到鳌拜擅权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圈无可圈，好地都没了，所以才有了鳌拜的换地“诉求”。 那么农民兄弟就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按勋贵们的要求，土地被强征，自己给勋贵干活以求生存，补偿款你就做梦吧，朝廷说补偿，但那东西谁也没见过。第二种，逃跑，没地可种我拿什么交税，人头税的成分并没有完全剔除。第三种，造反，反正活不下去了，谁要我钱，我要谁命。 还有一点就是大清统治日趋稳定，人口增长是必然的，但是可耕种土地可不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无地可种，或者即便有地可种的情况下，打个简单的比方，100人种一亩地，一亩地的产出是基本恒定的，100人拿什么去交税呢？这里还不提其他侵占方式。所以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虽然有益于减轻底层农民的负担，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由雍正元年开始，雍正帝接受大臣建议，开始试行摊丁入亩，简单说就是把人头税摊入田税，各地实施方案可能有些出入，比如按亩按米按银，别管怎么分摊，总之是丁赋地税一体化，捆绑上了生产资源。这样一来，加上康熙朝打下的底子，百姓的负担轻了，清廷的税收稳定了，属于双赢局面，当然，在肯定效果的同时，我们都知道，这并不能完美解决问题，某些省份因为分摊不均反而让底层百姓无形中承受了更重的负担，民众自然要请愿甚至反抗，富户们呢，也纠集一群人去衙门闹事，借以表达自己身负“重税”的不满，所以某些省、县就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摊丁入亩是老百姓不乐意，地主也痛恨非常，里外不是人。 看来什么时代的地主都很精明，他们又想到了妙招，最终把税负转嫁给佃户甚至长工，所以就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要知道，自顺治朝到康熙年间，人口就几乎增长了一半还多，承平日久人口飞涨，可人丁却减少了，啥原因呢？不堪重负，都跑去四川了。清廷也纳闷呢，没遭啥灾，为啥都逃难去四川呢，还不就是税的问题。 到了乾隆年间，已经有人去外蒙古种地了，更可怕的是，不用流放，还有人去宁古塔种地o(╥﹏╥)o，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乾隆朝，摊丁入亩还在延续，但是由此而引发的流民现象已经堪称为“灾”了。所以可以说摊丁入亩最终不是很成功。 清廷的初衷当然是好的，减轻底层负担，巩固王廷统治，其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生代蝗虫们照样有办法把税银的负担转嫁给百姓，这个问题还是一如前明，土地兼并和百姓负担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以摊丁入亩虽然被乾隆帝延续了下来，但是任务目标失败，而且造成大量流民，人口统计和妥善安置方面，也给清廷带来了极重的工作负担。 耗羡归公也是明朝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问题，还是清承明制，清廷接手这套方法以后，觉得倒霉是集体的，朝廷倒霉，官员倒霉，百姓更倒霉，铸银损耗有的地方甚至多收五成还多，难不成这散银子都是混着煤球做出来的不成，就这么蒸发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大到地方办公费用，常驻军营修葺，驿站挑费，小到官吏们的工作餐和师爷使用费等等，哪位官员能甘心自己承担，谁家也不是开矿的，还不是得从火耗里出，不出没法干活，还没法活命，官员收入低呀，所以康熙帝即便立了规矩也没法执行，他自己也不敢强令执行，尤其是边远省县，火耗更是出奇的高，税收少，那火耗比例就得增加，才能应付各项费用支出和官员养命钱，所以越是穷困地区的百姓承担的税金反而越重。 到了雍正二年，就越玩越不像话了，雍正帝最初是散养王爷，社会融入度比康熙帝要高得多，对这些猫腻清楚的很，所以决定下手整顿，不管不行了---以州县为单位多收的火耗，多被地方官员孝敬给上司，上司没有直接收钱的便利，但是因为下属可以贪污火耗，所以贪心不足不停索要，要到下属所留火耗银都不够支用，捉襟见肘，而上司收了贿赂自然要袒护下属这条财路，不光火耗问题，连带着其他贪污受贿甚至违法乱纪问题也都帮着隐瞒，真把下属办了，万一他狗急跳墙把自己咬了，那就麻烦了，这不就成了祸乱朝纲了么，雍正帝自然无法容忍。 提到耗羡归公，自然也要提到养廉银制度，高比例的火耗比例，涉及了明清两代官僚俸禄偏低的问题，所以火耗银子，其中有一部分，也用于官员的生活费用和日常开支。 清兵入关，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太平盛世，内忧外乱同样不少，打仗就是打钱，有部分资源费用，是要各地方督抚，筹措交付部队使用，但因为筹措时间的问题，往往并不能及时将所需的资源按时提供到位，所以就能挪用府库银两，大军回师的时候，还要再给一次，有时候军队沿路累计所得，反而比正项所得还要多，军费所需耗用，可不是闹着玩的，各地官员只知道应付差事，银子花出去了，应计入哪项费用支出却根本不知道，一笔糊涂账，所以造成了地方财政亏空。而各地官员为了应付这种亏空，自然就将亏空的数额摊到了火耗银上。 顺治年间对于这种耗羡的增加，大多不予批准，所以造成地方财政赤字，数目越来越大。 而雍正皇帝认为，火耗银并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是，随意性太强，这一点无疑会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雍正皇帝决定，将州县官员任意克扣的耗羡银两归为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以后，再将其使用到官员养廉银、公用费用等方面，这样既解决了官员收入偏低的问题，也解决了地方支出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各府库亏空的问题，还减少了任意加派，贪污腐败的问题，当然，百姓的负担也相应降低。 即便这样，耗羡银的征收比例，各地往往不同，而官员们给出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入不付出，如果耗羡银的征收比率过低，势必造成各种公务难以办理，这就给中央政府的政令下达设置了难题。 比如浙江地区，各级官员，大概100多人，而所有的耗羡银仅仅14万辆。财政上捉襟见肘。而云贵地区更是入不敷出，官员们叫苦不迭，百姓的问题解决了，但官员的问题和办公经费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越是贫困地区，因为耗羡归公的问题，官员们就更加无法生存，而官员想正常生存，正常办公就要加大耗羡银比例，而普通百姓又承受不起。这让清廷也十分矛盾。 耗羡归公后的费用支出，主要是用于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历史亏空，三是地方办公费用，甚至某些地方还要包括（军属）优抚费用、修桥补路和常规兵器打造、营盘建设，修葺维护。 王廷不单要考虑百姓利益，考虑自己的官员情况也要酌情贴补，否则一旦造成各级官员无法度日，官员们还是会伸手找百姓要钱花。打个比方，比如耗羡银不够填补亏空，那么一般来说官员会把耗羡银，先补贴到自己的养廉银上，亏空无着。鉴于这种情况，雍正下令，先弥补亏空，而留一定数目给官员充作官员的生活费，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第一，先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以前历史亏空的填补，第二又要保证百姓利益不受侵害，第三，还要让官员能活得下去，不至于因为填补亏空而生活无着。其实皇帝和官员们大致都清楚，耗羡归公以后再从政府支出，这其中的办公费用占绝大部分比例。 耗羡归公的细节调整，太多太多，不做赘述，总之，清朝对耗羡归公非常重视，一直力争将耗羡归公的收取和支用，尽量透明，并且做到明细化，利国，利官，利民。 涉及题目所问，乾隆当然没有废止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而且在登基后，用自己执政期间多年的时间，又对养廉银做出相应的费用调整。比较大的改动，是将酌定，改为额定，按不同的官阶标准发放，官员们想怎么来就这么来那可不行，养廉银会越来越高。 雍正期间，在缺乏国家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大多数地方的低级官员，并没有被统筹在养廉银福利系统之内，造成生活无以为继，只能靠搜刮百姓为生。而乾隆继位后，与此制度上发生的变化就是，大小官员，都享受这份养廉银福利。朝廷大员享受这份福利，不敢再向州县收取贿赂。不必再忍受朝廷大员无耻盘剥的地方官员，可支取费用增加，改善了个人收入和办公支出情况。
还有一点在雍正一朝。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耗羡归公收取后。支取使用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一笔糊涂账，官员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而乾隆改变了这一乱象，要求地方，分清款项、使用项目、制定章程，并报上级领导核查。 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称之为资金使用计划。计划内的可以循例支取使用，计划外的则需要额外审批。 所以乾隆帝不单沿袭了耗羡归公的制度，还完善了各项条款。 总的来说，官僚大臣们，对耗羡归公还是比较支持。正大光明的增加了自己的俸禄收入，用朝廷的钱应对各项支出费用，把这笔资金由灰色转变为白色后，政府和官员心明眼亮，对费用的收取、支出、循例、破例都一目了然。
当然，没有一种制度，是一劳永逸的，耗羡归公也是如此。耗羡银的比例，随着日久年深，渐渐又向上攀爬，贪官污吏多次征收，耗羡之外又增耗羡，那自然养廉银子也是双份，只不过这种手段，创新意识较强，朝廷没有及时发现，加来加去几乎翻倍。 总的来说，乾隆帝在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方面的政绩，可圈可点，其中不乏深化、细化、制度化操作，他一生最大的败笔也就是断绝民间与西国之间，在经济（国家垄断经营）、文化、学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沟通，至于以清廷卖些碟子卖些碗，卖些茶叶卖些布为依据，来证明乾隆帝没有闭关锁国的这种说法，我是真没工夫闲扯。不过乾隆帝虽然好大喜功，但并不是一无是处，白月光和黑鞋底都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功有过。功大还是过大？我就不再偏题累加篇幅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畅所欲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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